由中國科協出品的紀錄片《大國脊梁》日前受到廣泛關注。紀錄片以科學家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為歷史線索，講述近代以來，矢志報國的中國科學家砥礪奮斗的故事，用一個個科學家的事跡，串聯起中國科技事業(yè)的輝煌歷史。

在這萬家團圓的新春佳節(jié)，不妨與家人一同分享閱覽，感受科學家們的家國情懷與奮斗精神，在新的一年汲取力量，逐夢前行。

大年初三，讓我們一同走進《大國脊梁》第二集《使命》。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千方百計，從方方面面吸引、培養(yǎng)科技人才建設新中國。在經濟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黨和政府仍然擠出大筆經費，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蘇聯留學，培養(yǎng)屬于中國自己的科技隊伍。廣大留學生刻苦學習，不辱使命，用優(yōu)異的成績來報效祖國……

第二集 使 命

仲夏的雨后，空氣格外清爽。

上午9時許

來自全國各地的200多名代表

陸續(xù)走進中法大學禮堂

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

代表大會籌備會

即將開幕

周恩來、徐特立、李濟深、郭沫若、葉劍英等嘉賓出席會議，表明共產黨對科學事業(yè)是非常重視的。

中午，與會代表在中法大學的禮堂前留下了這張合影。

這是一個非常有歷史意義的照片，二百多個代表匯聚在一起。來自解放區(qū)的科學家，穿著“解放服”；來自原先國統(tǒng)區(qū)的科學家，穿著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

這些不同政治趨向的科學家匯聚到一起，標志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科學界團結一致，為新的中國科學事業(yè)來商討決策。

59歲的竺可楨身穿淺色西裝，手持禮帽，蹲坐在前排。

和許多來自國統(tǒng)區(qū)的代表一樣，直到兩個多月前，竺可楨還一直處在焦慮不安中。

1949年即將建國之際，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搶人才。蔣經國親自領導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勸說一些科學家去臺灣，名單包括了主要大學的校長和各個學科主要的科學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自然是“搶救大陸學人計劃”里的重要人物。

1951年竺可楨。圖片來源：《竺可楨全集》第3卷扉頁。

4月29日，竺可楨再一次接到教育部長杭立武的來電，催促他去上海商談要事。

竺可楨到了上海后，就躲在朋友家中，再也不露面了。蔣經國派人去找他，因為這樣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對國民黨有很大的好處。而竺可楨堅決不想被利用。

決意留下來的還有電子學家陳芳允。

青年時期的陳芳允。圖片來源：新華社。

淮海戰(zhàn)役前夜，陳芳允接到南京方面的電話，讓他前往南京為國民黨軍隊安裝雷達。

“我到愛人的家里，叫我當醫(yī)生的岳父把我的一個大趾甲拔掉一個，然后就住到醫(yī)院里去了。我告訴他們，我在坐車的時候把腳碰了，南京我不能去了。”為了能夠留在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土地上，陳芳允不惜自傷了身體。

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都在國民黨“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的名單中，但最后僅有10人去了臺灣，決意留在新中國的，共有59位。

國民黨政府腐敗墮落，很多科學家之所以留在大陸，根本原因還是對國民黨政府的徹底失望，中國共產黨展示的新風貌和新作風，讓科學家們刮目相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很多科學家都奔著新中國而來。

對于新中國，竺可楨滿懷期待。

“科代籌”大會上，周恩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講演，深深地打動了他。

兩個月后，1949年10月1日，竺可楨登上天安門城樓，親眼見證了歷史性的那一刻。

一個月后，竺可楨欣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出任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黨中央對科學的重視，物理學家錢三強有更加深刻的切身感受。

錢三強院士。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科學院籌備的時候，錢三強要去布拉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他想利用這次參加大會的機會，得到他的老師約里奧·居里夫婦的支持，買一些核科學研究的必要設施，為發(fā)展原子彈做一點準備。

錢三強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請，需要二十萬美元，到法國買一些關于原子核研究的設備。

提出申請后不久，錢三強就后悔了。“我埋怨自己書生氣太重，不懂國情。戰(zhàn)爭還沒有停歇，百廢待舉，國家經濟狀況何等困難！怎么可能在這種時候撥出外匯來購買科學儀器呢？”

錢三強并不知道，中共中央還沒有離開西柏坡，周恩來就已經親自批準了這筆款項。

拿到二十萬美元中的第一筆五萬美元，錢三強感慨萬千。

“盡管五萬美元對于發(fā)展原子核科學所需，不是過大的要求。然而，他們的遠見卓識和治國安邦之道，一舉之中昭然天下，讓人信服，給人希望。”（出自《錢三強文選》）

1949年9月，全國政協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會見科技界代表時，充滿感情地說：“你們都是科技界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很重要，我們建國，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新中國的藍圖需要科學家們來描繪。

1949年，我們的基本科研隊伍情況是成立中國科學院，當時在科研機構里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共有650人，這相當于我們現在中國科學院的一個中等研究所。偌大的中國，650個科研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中國的科研力量，對于國家大發(fā)展的需求來講，規(guī)模、體量太小了。

而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則超過7000人，分布在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國家。僅在美國，就有6200多位中國留學生，他們當中，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約占80%，這些留學生是新中國的寶貴財富和急需爭取的有生力量。

中央很早就意識到和平建設時期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需要用到科學技術來建設國家，非常重視吸引海外留學的留學生回國。

我們需要自己的科學家、專家，除了派黨員留學生出去，還通過廣播電臺，對外宣布我們希望建設新中國，希望大家都回歸到新中國。

1949年12月18日，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周恩來總理熱情地向海外知識分子發(fā)出“祖國需要你們”的號召。

1950年3月，朱光亞登上了返回祖國的輪船。臨行前，他起草了《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52名留美同學在信上簽下了名字。

“同學們，是我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的時候了，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著我們。”

20世紀50年代，法國巴黎，楊承宗剛剛結束了在世界核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居里實驗室的學習。

緊接著，楊承宗就收到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發(fā)來的聘書。給出的年薪是當時法國普通公職人員年薪的5倍，超過50萬法郎。

此時，楊承宗的手里還另有一張聘書，來自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聘書上給他的職位是副研究員，每月工資折合小米1000斤。

楊承宗毫不猶豫選擇了中國科學院給出的1000斤小米。

回國前，楊承宗見到了黨組織在巴黎的支部書記李風白。李風白轉交給他3000美金和錢三強的一封信，信中列了一個很詳細的清單，告知楊承宗要在回國之前按照購買清單做一個大采購，清單上是新中國發(fā)展原子能需要的一些設備、藥品、圖書等，這3000美金是他的經費。

這3000美元正是來自周恩來特批給錢三強的那筆外匯。

楊承宗一共帶回了13個行李箱。

為了能多買一些儀器設備和書籍，箱子里幾乎沒有什么私人物品。

楊承宗還帶回了法國核物理學家，世界保衛(wèi)和平委員會主席約里奧·居里的重要口信：“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wèi)和平、要反對原子彈，你們必須擁有原子彈。”

然而，科學家們歸來的航程并不平靜。

1950年8月31日，“威爾遜總統(tǒng)號”郵輪從舊金山啟航，不到200位旅客中，中國科學家和留學生就有128位。

9月12日，船到日本橫濱，駐日美軍突然上船，扣押了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他們三個人回國之前，已經被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盯上了，認為他們帶著美國的機密材料。

消息傳到國內，群情激憤。

周恩來代表外交部向美國提出嚴正抗議，9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近200位科學家和大學教授的聯名抗議書。

臺灣方面，傅斯年帶了口信，勸說趙忠堯到臺灣去，但無論怎么勸趙忠堯，他都不愿意去臺灣，也不愿意回美國。后來，用槍對著趙忠堯，如果他堅持要回大陸，就槍斃他。趙忠堯說，槍斃我，我也要回去。

最后美國政府也沒有抓到很確實的證據，兩個月后，把他們三人放了回來。

任何阻撓和禁令都不能阻擋赤子歸航的決心。

為了掃清障礙，早日歸國，郭永懷不惜當眾燒掉了自己的論文手稿和多年積累的研究資料。

陸元九則主動放棄了涉密的航天研究，到一家民用汽車公司工作。

錢學森更是在被關押、軟禁長達5年的情況下，從沒動搖回到祖國的堅定信念。

新中國剛剛成立，從戰(zhàn)爭的廢墟上剛建起來，一無所有，一窮二白。當時科學家們在國外的條件應該是還不錯的，他們?yōu)槭裁匆貋恚?/p>

彭桓武先生說，不回來才需要有個理由，中國是我的家，回來是不需要理由的。

“錦城雖樂，不如回故鄉(xiāng)；樂園雖好，非久留之地，歸去來兮！”

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

從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回國的留學生和學者多達2500多人。他們是共和國極其珍貴的人才資源，新中國的科學事業(yè)因為他們的歸來而星光璀璨。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各行各業(yè)的人才都是非常匱乏的，培養(yǎng)新中國所需要的建設人才，到哪去培養(yǎng)呢？

這時，看到了蘇聯。

1951年，經過10多天的長途旅行，彭士祿終于站在了蘇聯喀山化工學院的門前，嶄新的生活開始了。

這一年，和彭士祿一樣，來自全國各地的375位青年學子，不遠萬里，來到蘇聯，成為新中國的第一批留學生。

1954年、1955年、1956年，我們派遣了好幾千名留學生到蘇聯留學。

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出國留學生不能搞得面黃肌瘦，國家再窮，也要保證他們的健康。”

大到衣服、鞋帽，小到牙刷、牙膏、梳子、香皂，年輕的共和國為每一位留學生準備了滿滿兩大箱、足夠用上五六年的生活用品。

帶著周總理的囑托和祖國人民的期望，留學生們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學習中。

“閱覽室九點開門，我吃完早飯就在門口等著開門，到晚上十點半閱覽室關門。回到宿舍再念一個鐘頭的書，十二點一定準時睡覺。在莫斯科大學三年就是這樣度過的。”

“蘇聯學生一到周末的晚上就聚在閱覽室里跳舞，而我們中國學生就去圖書館看書。在蘇聯的四年很辛苦，基本上都是爭分奪秒地學習。”

“我們從未在晚上12點前就寢過，我們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一頭扎進去，就像是沙漠中的行人看見了湖泊那樣。”

當時蘇聯的老師都以自己擁有中國學生為榮。

即便是非常嚴格，從不給自己的學生打5分的老師，遇到中國學生仍然會打5分，因為他親眼看到中國學生的勤奮。中國學生在上課的時候永遠坐在第一排，所以在教室里邊的第一排位置永遠都是給中國學生留的。

在提問的時候，蘇聯學生回答不上來的問題，教授就會提問中國學生，如果遇到中國學生也回答不上來了，教授就開始自我反省，中國學生都回答不上來了，說明自己這段沒講清楚，得再重新講講了。

不到兩年時間，谷超豪就拿到了博士證書；傅依備先后發(fā)表了7篇論文；周堯和獲得了蘇聯發(fā)明創(chuàng)造專利；潘君驊的“大望遠鏡二次凸面鏡的檢驗方法”，則被蘇聯專家稱為“潘氏法”。

1956年，彭士祿終于拿到了畢業(yè)證書。五年間，他一共修了36門課程，除3門成績?yōu)楹细裢猓溆?3門都是優(yōu)秀。和所有留蘇同學一樣，彭士祿也準備一畢業(yè)就回國參加祖國建設。但一次簡單的談話，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陳賡大將訪蘇時，召集了即將畢業(yè)的這一批留學生到駐蘇大使館，表達了中央要選派一批優(yōu)秀的留學生，繼續(xù)留在莫斯科攻讀原子能專業(yè)。

陳賡大將跟彭士祿做了一次單獨深談，親自問了彭士祿，是否愿意改行，繼續(xù)留在莫斯科學習原子能專業(yè)。

彭士祿留了下來，轉到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yè)又學習了兩年。

從此，中國少了一位化工機械工程師，卻多了一位“核潛艇事業(yè)奠基人”。

從新中國開始選派留蘇學生，一直到1965年，共派遣了8400多名留蘇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回國了。20世紀50年代、60年代陸陸續(xù)續(xù)回國之后，在中國的科技事業(yè)里也都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骨干作用。

在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里，新中國迎來了第七個春天。

這一年的春節(jié)前，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了一部電影，《春節(jié)大聯歡》。這是新中國最早的春節(jié)聯歡會，全國各族群眾通過電波，收聽了這部電影。

來自全國的各界代表濟濟一堂，參加了這個盛會。他們有戰(zhàn)斗英雄、勞動模范、工人、農民代表、文藝界、工商界代表等等。

科學家的出席，引來了熱烈的掌聲。

《春節(jié)大聯歡》上介紹了1955年回到祖國懷抱的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先生，數學家華羅庚先生，原子核物理學家趙忠堯先生和真菌學家戴芳瀾先生。

這是科學家備受尊崇的時代，也是充滿激情，催人奮進的時代。

一個月前，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毛澤東也發(fā)表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為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

周恩來說：“我國人民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大踏步前進，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我國人民已經開始向科學進軍。”

這是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號角已經吹響

新的征程正在啟航

科學家們豪情滿懷

投身到“向科學進軍”的滾滾洪流中

來源：中國科協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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