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談一談中國企業家和美國企業家的差距問題，收集了不少資料，但又總感到思考的不成熟，一直拖到今天，本期我們編發了12位中、美企業家的小傳，可以作為討論這個問題的基礎，思考得仍不夠成熟，只能說，可以作為這個注定會引發多種思考的討論的開始。

1

先說一下研究方法。

我沒有采用社會學和統計學的方法，比如選擇多少個樣本、設計多少種問卷、分析中美企業家的年齡、行業、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等，我覺得這種常見的研究方法，不僅沒有把問題搞明白，反而會搞得更糊涂了。企業家是活生生的、有著自由意志的人，豈是任何一種固化的指標體系所能衡量得了的！

我用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以自己這么長時間里感興趣、予以關注的那十幾位中美企業家為樣本，分析那些自己感興趣的問題。這種方法難免掛一漏萬，不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但是，可能更接近本質。

當然，這種方法也不是師出無名，佛家禪宗的“直指人心”，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本質直觀”，“現象即本質”，庶可作為此種方法之哲學根據。

后面的企業家小傳就是我們所選的樣本，詳細的內容文中均有，此處不贅述。本文是對于這次比較之后的總結文章。所以，一上來就說說結論吧。

2

我覺得企業家之間最根本的差別就在于靠什么掙錢和掙了錢怎么花這兩個點上。因為按通常的理解，企業就是掙錢的機構，企業家最基本的職能就是掙錢，所以衡量企業家本事的大小就是掙錢的多少，而掙錢多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靠什么手段掙錢決定的，造汽車的總比造自行車的掙錢多。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情況，有很多種不同的情況存在，比如在中國，可能養豬的比煉鋼的掙得錢還多，所以，前年就有消息說武漢鋼鐵公司投巨資去養豬。但是，總的來說還是工業比農業掙錢多，新興產業比傳統產業掙錢多。如果發生了逆轉，比如養豬比煉鋼掙錢多，種獼猴桃比造電腦掙錢多，就說明這個國家的市場觀念和產業結構發生了問題，從而會導致停滯、甚至逆動，那就不是現代化而是反現代化，不是產業升級而是產業降級了，長此以往，必然帶來整體上的倒退與落后，所以，需要進行產業政策的干預了。

3

經過研究，我們發現，中美企業家之間最大的差別在于：美國企業家靠創造產品掙錢，中國企業家靠制造產品掙錢；美國企業家靠創造市場掙錢，中國企業家靠尋找市場掙錢。

蓋茨創造出了Dos、windows、office軟件，喬布斯創造出了蘋果電腦和手機，休斯創造出了U-2高空高速偵察機，斯倫貝謝創造出測井儀等，實際上一切西方現代國家成功的企業都如此。可反觀中國的企業家：柳傳志、任正非、史玉柱、馬云、馬化騰，他們創造出什么產品了呢？沒有，他們只是在學習、在仿造、在山寨。

由于沒有創造產品，所以，就享受不到創造產品所具有的超高利潤。中國這些公司無論在營業額還是在利潤率上，都無法和美國的公司相比。比如美國交互數字公司（IDC）是著名的無線技術開發和專利授權廠商，擁有無線通訊領域大量標準必要專利，通訊設備制造商在生產、銷售通信設備時都必須獲得該公司的許可。這家公司對中國采取歧視政策，對華為、中興等公司設定的費率高出對蘋果、三星、諾基亞等公司的費率數倍乃至數十倍。2014年2月19日經過中方的各種努力，該公司承諾將廢除對中國公司的歧視政策。它歧視中國當然不對，中國政府和公司與之斗爭是應該的。但是，我們想一想，它為什么能歧視我們？還不是因為人家擁有創新專利，就是它不采取歧視政策，照樣能掙錢。你若有創新意識，搞搞自己的研發，何必去買人家的專利？

所謂市場，說到底就是買賣東西的地方，美國的企業家通過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產品，讓人們來購買，從而創造出新的市場；而中國的企業家只是在發現人們都去買某種產品了，再去想辦法仿造，通過劣質低價的方式在既有市場中尋找自己的發展機會。

上述差距在企業文化上的表現同樣明顯：美國企業家們留下的是創造了新的產品、新的生活方式的自豪感；而中國企業家留下的是艱苦經營、一朝爆發的悲喜故事，這些悲喜故事在這個仍以中世紀思維為主體的國度里尚能激起潸然淚下的共鳴，但如果放眼全球，以人類現代化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就是令人絕望的無奈了！

4

再說花錢的方式，這里所說的花錢不是指個人生活消費，而是指企業家掙了錢后的投資，企業家花錢從本質上來說也是一種掙錢的方式。

如果說在第一個回合，中國企業家還能以自己家底薄、沒有本錢創造產品作為借口的話，那么，現在，他們連這個借口都沒了，因為他們已經掙了錢，可是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仍然不拿掙來的錢去創造新的產品，而是繼續進行新的、更大規模的市場投機。

同樣是投資，比爾蓋茨投的是神經生物學，這是當今最前沿的科學領域之一，而柳傳志投的是釀酒、種植這些最傳統的行業（只不過用了個時髦名詞，如現代農業云云）。

5

上述差別的根源是什么？有沉重的歷史因素，有無法言說的體制原因，還有可以用作任何借口的文化傳統原因，林林總總，數不勝數。然而，筆者覺得最關鍵的只有一種原因，就是中國企業家的價值取向問題。因為中國企業家群體的頭腦仍停留在舊的、中世紀式的價值體系中不能自拔，他們最高的人生價值是掙錢后傳給子孫，讓子孫后代也過上“人上人”的日子，和千百年那些勤勤懇懇致富的地主一樣。他們看到了西方企業家改造世界的美感，但是，不愿意為這種美感而花錢，而是在一個每天都在發生巨變的現代世界中，小心翼翼，克勤克儉地維護著自己好不容易掙來的那些錢。他們還沒有西方企業家的發現能力和使命感，他們還沒有覺悟到上天賦予他們的財富原本是一種公共性的資源，是用來促進群體文明發展的。

我不去指責沉重的歷史，因為它已然落后，必須加以改變；我也不會諉過于體制，因為如果真正有了具有創造力的產品，體制也會為之改變；我更不愿意苛求隨波逐流的庸眾，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以這個社會最出色的成功人物為方向標的。

我知道自己的上述評價是在苛求中國的企業家，但是，只能苛求，因為這是歷史潮流提出的要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這話，說出的是鐵一樣的真理。我們希望那些眾望所歸的企業界領袖能樹立起一個引導人們正確前進的方向，只有這些人改變了，社會、體制這一切才能隨之改變。

6

那么，是不是中國人就沒有創造新產品的能力呢？

當然不是。

在我們關于中國科學家的研究中，我們欣慰地發現，中國科學家擁有著卓越的創造能力，比如本期雜志我們所介紹的程不時先生、周先耀先生、陳怡樞先生。他們在當時的創造性絲毫不遜于世界上的同行，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抱憾終生；再比如我們上期介紹過的杜樂天先生、張景廉先生、李揚鑒先生等，他們原創性的石油成因學說，完全可以為破解我國的能源困局發揮作用，可至今仍寂寞無聞。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囿于體制很多科研設想不能變為現實，尚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今天，為何仍有那么多真正具有原創性發現的科學家被視而不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企業家難辭其咎。他們為什么不對這些項目投資呢？這些項目（比如無機成油論）也是能掙錢的，而且是能掙大錢的呀！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使他們對真正的科學成就視而不見。

一是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他們只是在別人證明已經掙了錢的項目上肯投資，而對未來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的項目敬而遠之；二是自身文化上的致命缺陷，他們不具有識別一個產品是否真的具有科學價值的能力。

當然，更深層次的還是價值觀的問題，美國（西方）企業家所追求的終極價值是改變世界和創造世界，而中國企業家所追求的的終極價值是榮華富貴、光宗耀祖、蔭庇子孫。所以，西方的企業家愿意、而且是只愿意在那些具有不確定性的、有可能將要改變世界未來的項目上投資；而中國企業家則認為那是扯淡的項目，直到人家把事兒做成了，才挖窟窿盜洞地削尖腦袋學習人家。

2013年10月30日，聯想集團聘請美國電影《喬布斯》中喬布斯的扮演者阿什頓·庫徹作為他們集團的產品工程師，可能是價碼太高，激動得庫徹當場給楊元慶下跪。聯想和蘋果是同行，當喬布斯埋頭創新時，聯想正忙著收購IBM拋出的“過時貨”（個人PC業務），聯想用于收購的錢和喬布斯用于創新的錢大概差不多，那時的聯想對喬布斯的創新狂想冷眼旁觀、無動于衷。如今，當人家名滿天下時，又表現得如此奴顏婢膝！你們是同行，識不得真神也就罷了，犯不上對一位扮演真神的假人頂禮膜拜啊！

這個例子典型地反應出了中國企業家、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思維特征。

7

中國企業家普遍地蔑視思想、蔑視科學，在他們看來，不能掙錢的思想就不是思想，不能掙錢的科學就不是科學；反之，只要能掙錢的念頭都是思想，都是智慧，只要能掙錢的手段都是科學。

引用一段《中國科學報》2013年10月8日第七版《柳傳志在寧波材料所“傳經布道”》報導中的一段：

“這是寧波材料所盛況空前的一次報告會，500人的報告廳涌進800多名聽眾。寧波材料所所長、黨委書記崔平介紹了柳傳志從中國科學院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成為一位舉世矚目和備受尊敬的商界領袖的不平凡經歷。”

“在座各位對創業感興趣的，或將來可能創業的，請舉手。”柳傳志話音剛落，在座的科研人員有一大半舉起了手。“看來今天我談創業的話題是比較容易引起共鳴的。那么，科研和創業有什么不同？我先聽聽大家的看法。”

“科研就是發文章；創業就是要賺錢”。一名年輕的科研人員應聲答道。

“講的簡單，卻很精辟。”柳傳志點評道，“我在科學院干了十幾年，之所以不安分，一定要出來創業，就是覺得成天寫文章沒意思。當時我們所做的項目獲國家科技成果獎二等獎、三等獎，之后成果卻放在那里，接著大家又是寫文章、評職稱”。

“如果你純粹是搞基礎科學的研究，那寫成文章對未來社會的大幅度提升或許可以奠定一定的基礎。但是，如果你做的是技術研究，僅有文章又有什么意義？賺不了錢一點兒意義都沒有。要把你的成果變成生產力，變成對社會有用的東西。”

他的話音剛落，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這段報道非常真實，反映的也是真實的情況，那位技術人員和柳傳志都說出了內心真實的想法，從他們的想法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從原則上講科研當然不是寫文章，而是要探索未知世界的真理，但事實上中國的大多數科研人員卻在干著寫文章（碼字兒）、混職稱的事，中科院的這些所謂的科研人員，沒干正經的科學研究的事兒。這個事實說明我國的科研體制需要改革，而改革的直接目標（或者說最明顯的外在指標）就是把這些人清除出去，中科院的編制縮小到現在的三分之一，只有這樣，才能說是動真格的在改革。

2.那位科研人員把創業簡單地等同于掙錢，是片面的，而作為備受尊敬的商界領袖柳傳志對這種說法的肯定，也反映出他本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是偏頗的，說明柳傳志認為科研和掙錢是兩回事兒，就是說他掙的錢不是來自科技創新，而是別的原因，所謂“別的原因”說到底就是捕捉市場機會。作為科技企業的掌門人卻懷有這樣的信念是令人失望的，按照這種導向，中國永遠也產生不了IBM、微軟、蘋果、休斯那樣的企業，人家是靠科技主導的。

8

柳傳志曾經說過：“聯想是我的命根子”，喬布斯絕對說不出那樣的話，因為他為了堅持自己的創新思想，曾經放棄了他一手創立的蘋果公司。

喬布斯說過，“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

柳傳志也斷然說不出來這樣的話，因為蘇格拉底所做的無非是追問了一下世界的本質是什么，這種不但換不了錢、反而搭上了性命的“囈語”，和這種人相處太不吉祥了。

這就是差距！

這是兩種文明、兩個時代的差距，是天與地的差距啊！

9

賺錢是種古老的行為，自從有人類以來就有，中國歷朝歷代都有大財主，就是賺了錢的人。據說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可以引申理解為中國就是財主最多的國家。

創業是種現代的行為，指的是創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東西，迄今為止，這種人在中國十分罕見。

是的，中國古代有當鋪、有莊園、有錢莊，但沒有企業，有財主、有地主、但沒有企業家。

“企業”這個詞來自英文“enterprise”，它的本意是指“艱巨復雜帶冒險性的計劃”、“雄心勃勃的事業”，而從事這種計劃和產業的經濟單位就是企業，創辦或掌管這種企業的人叫企業家，在英文中，“企業家”的含義是：“干事業的人、創業者、冒險家”，而不是“賺錢的人”“富人”或“財主”。

當英文的”enterprise”傳入日本時，被當時還大量使用漢字的日本人譯為“企業”一詞，這個翻譯是準確傳神的：企業就是實現人們企圖心（理想）的組織。

近代以來，當中國通過日本開始接受西方文明時，“企業”這個詞直接引進來了，這個詞本來的意義卻已被淡忘，如今提到企業，多數辭典只將其解釋為“一種盈利的經濟機構”，簡言之，一種賺錢的組織，通常與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事業單位”對應。

這種詞義轉換過濾了原詞所具有的“創新”、“冒險”、“追求理想”等一切本質，使其回歸到中國的“財主”本位。

這一轉換意味著中國尚沒有關于“企業”和“企業家”的基本概念，有的只是“莊園”、“財主”的靈魂。

“財主”與“企業家”，是中美企業家之間最大的差距。

如果不消除這種差距，中國就沒有現代化！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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