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家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資深教授）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我想談的是陳援庵先生的治學傳統，以及這個傳統在北京師范大學的繼承和發展，只是談一點粗淺的體會。

陳老的學問，在我們看起來是很偉大很崇高的，可是他入手的地方看起來卻很平凡。陳老十二三歲的時候，讀的書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書目答問》這部書，陳老的高足、最優秀的學生柴德賡先生作了批注，邱居里老師又加以標點，還有孫文泱先生也作了一些補充。

左一白壽彝，左二劉家和

我覺得從這部書就能看出陳老是從目錄學入手。其實做學問從目錄學入手，這很平凡啊，大家幾乎都是這樣的。可是他的不平凡之處是什么呢?為什么陳老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一讀這部書就讀了兩年?

我早年也讀過《書目答問》，但沒有讀進去，一直到1963年讀了柴德賡先生寫的序之后才開始認真讀，當時我已經35歲了，可是陳老在37歲的時候就寫了《元也里可溫教考》。他連續兩年讀《書目答問》，不是把這部書當成隨便查一查的書;很多人認為《書目答問》就是用來查一查的，但陳老反復閱讀，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在行的。這是我覺得他不平凡的地方。

一個十二三歲的年輕人，為什么把這部書一翻再翻?張之洞的這部書是從略例講起，僅僅一兩頁，就完全指示了治學的門徑。所以這部書是要讀的，是要研究的。我們讀書恐怕就是要多讀略例，讀序，讀前言。現在我們一般的習慣是讀書不讀序，其實序是最根本的，要讀。一本書不讀序，將大大地降低閱讀效果。

所以張之洞在略例中講，讀書不得要領，勞而無功;讀其書，合適的書，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這話非常重要。“不得要領”是指，你對這本書不了解，怎么能夠很好地把握它呢?這就是問題關鍵所在。所以我覺得陳老一讀到這些內容，就讀下去了。

《書目答問》這部書尤其妙在內容結構分成兩部分。前一部分是講分類的，是經、史、子、集四部。其實這個分類，細看同《四庫全書》的分類并不完全相同，很有意思，譬如子部和《四庫全書》就不一樣，是將“前秦諸子”單列出來，大有道理。這些都是張之洞當時為了指導年輕人，而做的很有心的事。他把學科的各門各類分四部以后，再分成各個小類，綱舉目張。再加上叢書全書主要涵蓋了2000多種書，門類很齊全。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的人查一查就完了，但其實不然，它是告訴你學術的部類，你要在頭腦里形成一個大概的印象，然后再來讀書。這是前一部分。

后一部分是附錄，特別是其中有篇《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把人一個個分類。比如經學家，經學家包括漢學經學家，漢宋兼采經學家，等等。這是什么意思?其實張之洞是留了個讓學生做的大作業，我覺得陳老認識到了。這作業現在由柴德賡先生完成了，把每一個人名，他有什么著作，都完成了。這篇《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我直到看了柴先生的書以后才知道。過去孟子就講過，要尚友古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讀書一定要知道人，有人才能知道書，書是一個網絡，人是一個網絡，書跟人之間得有網絡，這是非常重要的。

1925年4月陳垣在故宮發現《四庫全書薈要》后留影

陳老后來就把這個網絡給構成了。他花了兩年時間，一邊讀書一邊買書。他家里還是比較富裕的。

他的父親問他，你買那些書能看得完嗎?他說書有不同類，有些是要精讀的，有些是要泛讀的，有些只是備查的。這話說得非常地道。我經常說書架上的書有兩種，一種書是我用錢買的，從法律上說我有它的財產所有權。但嚴格來講，這本書不是我的，因此我要對這本書進行了解。我到書店去看也是為了了解，這本書的特點是什么，在什么時候會用得上，在哪一類問題上是非常重要的書，在哪一種情況下又不是重要的書。

如果能夠了解到這樣一些情況，那么這本書就是你的，即使是從圖書館借來讀的，這本書也是你的，因為以后你要做研究的時候，你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

就這樣，陳老一邊買書，一邊把這樣一部小書研究了兩年，在非常平凡之間可以看出非常不平凡。他入手點很高，這樣有了兩年的功夫，實際上就知道了一個書的譜系，也看到了一個人的譜系，這是什么呢，其實就是真正的目錄學。

目錄學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是從劉向、劉歆父子天祿閣校書、作《七略》的時候。后來《漢書·藝文志》把《七略》編了進去。《漢書·藝文志》把書分為各個門類，是橫向的;又講學術史，講哪個門類里有哪些書，是縱向的。所以它像數學坐標系似的，有縱坐標和橫坐標，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坐標值，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網絡。所以，《漢書·藝文志》的方法，就是我們現在的目錄學。用章學誠的兩句話、八個字來說，就是“辨章學術”--這是橫的分類，“考鏡源流”這是縱的分類。

陳老就是這樣進入了目錄學，用的是活的方法，如同畫一張大地圖。比如說我是個郵遞員，要在海淀區投遞，那么我知道這個地方就行了;可是不僅如此，我還要知道海淀區附近的路是什么，北京市的路是什么。我能到海淀區，也能到另外一個區，這樣之后就變成了活的網絡，想到哪兒都行。這就是陳老做研究的方法。例如他寫《元也里可溫教考》，當時的元史老前輩柯劭忞先生就很佩服他;有些地方恐怕搞元史的學者，就像錢大昕，也沒有注意到。

當然《書目答問》主要講清代的書，更早的書還要讀《四庫提要》。在1906年，文津閣的《四庫全書》到了北京，陳老就開始讀《四庫全書》了。他每天去，早上去，晚上回，中午就吃帶去的干糧，然后他就做了人名索引、書名索引。他考證出《四庫簡明目錄》實際上跟文津閣的《四庫全書》有所不同，看中間是怎么抽改的，作了一篇考異，這樣陳老對《四庫全書》就有了全面的把握。陳老作了一個表，要找材料的時候就非常順手、非常順暢。陳老人手目錄學，包括考據、校勘等文獻學，都為今后打下了堅實的活動新基礎。

1924年馮玉祥發動政變，把溥儀趕出故宮，這個時候大量的故宮檔案材料就都出來了，讓誰去整理啊，讓陳老去。當然我們現在沒法跟陳老相比，陳老能看到的書不是我們能看到的。在座諸位，咱們能看的書能跟老先生比嗎?不能比。要知道如果是我們突然看到這么多新見的書，就傻眼了，沒法對付。可是對陳老來說，得其所哉，游刃有余。所以他能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館長，后來又成了京師圖書館的館長。陳老的學問基礎是一切考據學的基礎，有這個學問基礎才能搞史源學，所以這是我覺得陳老的學問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后來柴德賡先生主要繼承了陳老的學問，我覺得現在恐怕要做到像柴先生的《史籍舉要》這樣不會太容易。柴先生把《書目答問》中《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里的人一一作了簡介，就是《四庫提要》式的。

舉一個人來說，比如顧炎武，經學家里邊有顧炎武，小學家里有顧炎武，史學家里有顧炎武，金石學家里有顧炎武，校勘家里也有，一個人兼了多少家，哪些是大家，哪些是專家，看看《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就知道了。

比如《史記志疑》的作者梁玉繩，就只是史學家，沒有兼其他家。所以《書目答問》實際上告訴我們好多好多的問題，現在柴先生都給做出來，邱居里教授給整理出來。我是直到35歲才知道用功看這部書，而陳老在35歲時已經成大家了，我現在等于在作檢討，但諸位年輕的朋友可以從現在就做起，把《書目答問》當作學問來讀、來研究。在這點上，陳老的學問不平凡在于他把目錄學當作學術史來做，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當陳老二十二三歲的時候，就開始讀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這是陳老治通史的一個基礎。陳老為什么在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這三本書里選《廿二史札記》呢?

要說精，是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最精，為什么陳老選《廿二史札記》?因為只有趙翼這本書從《史記》開始，涵蓋了二十四史。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才到《五代史》，缺少宋、遼、金、元、明五個朝代，如果加上這五個朝代就是二十二了。

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沒有《舊五代史》，陳老后來有《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它也沒有《明史》，清人對明史很敏感，錢大昕比較小心謹慎，所以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也沒有真正完全涵蓋。

陳老選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一方面是因為它全，的確涵蓋了二十四史一算上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就是二十四了，求其全;另一方面是因為這部書是陳老讀了一輩子，也是他后來給學生作史源學實習的一部教科書。

陳老發現這部書一部分叫作“史法”，另一部分叫作“史事”，于是他就把《廿二史札記》分成兩部分，講“史法”的實際就是分析介紹這部書，也就是史學史;講“史事”的就是講歷史過程。這樣一分有什么意義呢?從我們今天來講，這其實就是辯證法認識的開始。

辯證法，我們通俗地講叫一分為二，就是統一體分為兩個對立的部分。本來只有一個，就是史。只有到產生史學的時候，所謂的歷史才存在。史學本身作為學問來講，一邊是歷史事實，另一邊是歷史書寫。有了文獻和歷史書寫以后，就可以反觀歷史，所以兩邊是相得益彰的。史學史對歷史是有影響的，歷史對史學史也是有影響的，它們互相影響，互相促進。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留下一個傳統，我覺得這個傳統在陳老這里沒有用通史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實際上就是通史。他帶學生作史源學實習的時候，做的實際上就是通史。陳老沒有寫過一部通史，也沒有寫過一部史學史，但《史學名著評論》不就是史學史，柴先生的《史籍舉要》不也是史學史?

后來柴先生在北師大當了3年系主任就到蘇州去了，那么陳老的學問是不是就斷了?我覺得不是，陳老的學問還有白壽彝先生繼承。白壽彝先生兩手抓，一手抓通史，一手抓史學史，我覺得這就是陳老的學術傳統，在陳老的學術路徑中存在著，只是沒有顯示出來。套用黑格爾的話講，原來是自在的，現在變成自為的，而白先生繼承了這些。

白先生想做通史，當時在系里是很困難的，但白先生認為年輕人一定要做通史，這也是陳老讀《廿二史札記》的原因。我自己沒有讀過二十四史，但是我讀了《廿二史札記》也就對中國通史有概念了。

右一白壽彝

改革開放后，白先生干脆建立了史學所，我也被白先生調到史學所。史學所有兩個研究室，一個是中國史學史，另一個是中國通史，兩者是相通的。我在中國通史教研室，也參加了白先生編寫《中國通史》的一些工作。白先生認為這個時代需要理論，他的理論思維比較活躍，比較先進，白先生的學術傳統也是我們應該繼承的。

時代在變化，我們也面臨著國際化。我早年是做世界史的，改革開放后才又來做中國史，其實我本身是做中國史的，但因為我研究過世界史，所以我深深知道，我們國家不僅100多年以來受到歧視、壓迫，史學在世界上也受到歧視，比如黑格爾對中國歷史的看法。

所以到我們這一代的時候就開始做一些比較研究，比如之前我們做了一個集體的項目，叫中西古代歷史、史學和理論的比較研究，雖然成于眾人之手，但是有一條主線很清楚，就是批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歷史哲學”是過去的譯法，這我們都知道;其實真正的原文應該是“世界歷史哲學”，它不是歷史本身的哲學，是世界史的哲學。

我們為什么要做歷史、史學和理論的比較研究呢?

因為有3個層次存在(黑格爾就是這么做的):講歷史、講史學、講理論。這個情況也不稀奇，《孟子·離婁下》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很有意思。

有個地方要解釋一下，“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桓、晉文是人啊，怎么是“事”呢?其實它是省略句:“其事”則齊桓、晉文之事;“其文”則史官之文，“史”是官，“史”最初并沒有作為書，司馬遷的《史記》最初叫《太史公書》;“其義”就是義。

中國人很早就已經有事、文、義的三分，因此我們對黑格爾的批判也符合我們中國的傳統。但這個工作相當相當艱巨，我希望在北京師范大學能夠繼承這兩代前輩的研究啟示和成果，希望能夠有點滴的進步。

謝謝諸位，請各位多多指教。

北師大風景攝影 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