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大明劫》）

新周刊2024刀鋒圖書獎秋季榜單，給《江南困局》一書留下了這樣的評語：

“有關晚明的論說尤多，它找到了一個幽微而獨特的視角：士家大族，豪奢巨富，卻在與仆役、百姓、社會輿論的爭斗中一再落敗，狼狽不堪，顯露了江南社會乃至大明朝敗絮其中的現狀。六則故事以文學的方式展開，引人入勝，也將制度性、結構性的古代社會困境展示在讀者面前。當世和后世均專注于分析關外遼東的戰事、關內頻發的天災和民變，作者卻將筆觸投向帝國核心地區的困局——那是一個王朝的背面，也是一段大歷史的背面。”

歷史的背面，往往少了些坦蕩快意，多了些繁復糾纏。利益牽扯，人心浮動，身處其中的眾生偏偏不知道殘酷的大時代即將滾滾而來，讓后人不斷喟嘆。明亡于何，在史學界和歷史愛好者中，是一個熱門的開放問題。但是，面對這樣的問題，注定無法給出簡單的回答。

而我們深感歷史復雜的時刻，也許恰恰就是真正走進歷史的時刻。

?作者 | 段志飛

?編輯 | 蘇煒

大明王朝的歷史，一直都是諸多文學、影視作品不斷挖掘的題庫，尤其近年來，特別受到歷史愛好者的熱衷。十年前的電影《大明劫》，豆瓣評分人數已超過十萬，評分上漲至8.2。在病入膏肓的明末時期，邊疆的戰爭和內部的農民起義反復出現，普通人在亂世中如何痛苦求生，歷史的矛盾與糾結時刻，都引發了廣泛興趣。

（圖/《大明劫》）

電影中孫傳庭的一段臺詞，被許多觀眾記住，能夠更直觀地表現這種晚明式的絕望：

“天下糜爛，百姓從賊，皆因饑餓。百姓饑餓，皆因無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們知道什么是人心嗎？！人心，就是糧食，就是源源不斷的后備兵員！這就是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輸個十回八回，而我孫傳庭，卻連一回都輸不起！”

面對長城以北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以及內地揭竿而起的李自成，大明王朝難道無人可去抵擋？事實上，晚明恰恰是能臣輩出的一個年代，從孫承宗到袁崇煥，再到孫傳庭，等等，但更深層的社會問題，顯然不是個體能夠解決的，甚至不是從軍事層面就能夠解決的。

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在煤山上吊自殺前留的那句“此皆文臣誤我”，顯然對于問題的理解，還停留在很淺表的層面。非虛構歷史作品《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機時刻》，找到了一個透視明末問題的獨特視角。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機時刻》

唐元鵬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4-8

繼上本關于明末名臣的講述《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后，作者唐元鵬再次著墨同一歷史時期，雖然遠離遼東戰場，卻似乎更加危機四伏。從軍事到社會經濟，從邊關到更深刻的社會結構，兩本著作前后相繼，層層深入，在“風起于青萍之末”的筆法下，真正進入一段大歷史。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唐元鵬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3-6

高壓之下，

明末的社會結構開始松動？

曾國藩曾說：“日中則移，月盈則虧。”世間萬物，都逃不過盛極而衰的道理。

自從隆慶元年（1567）解開海禁之后，大量的白銀輸入大明，彼時全國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一片繁榮景象，可謂盛極一時。然而白銀資本的威力，在隆慶、萬歷、天啟、崇禎朝短短七十多年間，悄悄地搖動了大明王朝以農業為本的千年根基。

“開海”全憑隆慶皇帝一時興起，這個政策被一些當代歷史學者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卻很可能為明朝的覆亡埋下了隱患。

（圖/《大明劫》）

《江南困局》所講的故事，正是發生在晚明江浙地區，六個顯赫士大夫家族垮塌的始末，奴變、民亂、黨爭，世家大族相互傾軋，以及世風日下背后潛藏的暗流，正是發生在晚明江浙地區。

開篇作者便強調了士大夫階級在整個大明朝的地位，“除了皇帝以外，掌管著整個朝野的權力與輿論”。至于這個階層為什么強勢，以及是如何自食其果的，此書隨后做出了詳盡的論述。

進入這本書，會逐漸產生一些基本認知，比如江南作為大明朝的經濟命脈，發生在這里的官、商、民之間的經濟、土地糾葛，深深牽動著朝堂之上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和黨派競斗。從作者對晚明的暗筆中，我們能很容易感受到一種微妙的映照，那就是這一切的一切，與權力的中心，遙遠的北京紫禁城，息息相關。

事實上，中國帝制綿延兩千多年，中央集權到明朝幾乎達到了新的高峰，正如很多論述中所談到的，崇禎皇帝相比于歷代的亡國之君，直到王朝末期，對權力仍保持極高的掌控力。自上而下，官僚的行事方式、知識階層的思考方式、各類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也被框定在一元的結構當中。

（圖/《江山風雨情》）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提出過“集體無意識”，這個詞或許可以用來理解《江南困局》所呈現的百態世相。

所有人在面對皇權時，或順應儒道的君為臣綱，或為一己之私求個安身自保的門庭靠山，或僅僅圖個一世清名。可無論哪一種，其實都是生于這個時代之人的“生存本能”。而如果是時代造成了這樣的社會形態，那么我們也可以認為， 明朝滅亡，身處這個時代的每個人都脫不了干系。正如書中所說：“當明帝國走向歷史未有之大變局時，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這種不安全，也許就是從社會結構的松動開始的。

六個故事，折射江南亂局

不同于李自成的陜北和河南，江南社會的動蕩看上去遠沒有那樣激烈和殘酷，但作為王朝的核心地帶，其所帶來的影響或許更大。

《江南困局》花大量篇幅所展現的士大夫階級，其背后的危機與恐懼，與崇禎皇帝所憂慮的外在問題遙相呼應。

書中寫，明朝士大夫，為官者為縉紳，從縣令到宰輔，屬于大明朝的頂層集團；在民間，則可以理解為所有力圖考取功名的讀書人、未來官員，也就是知識分子。

（圖/《大明劫》）

《明史·劉體乾傳》有對明朝官員的統計數據：“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余。”可見到了明朝中期，6000萬人口就養了10萬官員，這還只是士大夫集團的上層，如果算上所有讀書人，那就無法計算了。

伴隨著中央集權發展到頂峰的，還有朝廷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在《江南困局》中，作者對明朝“考公”的社會熱情，也進行了詳細描寫：從院試、鄉試，到會試、殿試；從秀才、舉人，到貢士、進士。

科舉給予了普通人跨越階級的承諾，同時也安定了士紳階層，維系著“社會的穩定”。明朝普通人家一旦出了個秀才，成為生員，即使不能做官，也能減賦稅和免徭役，于是，便出現了更多普通人把自家田產掛靠在這些知識分子門下的現象，更有甚者為了躲避徭役，投身在知識分子門下，名為家親，實為家奴。

這種對讀書人的優待政策，成為許多大變革的濫觴。圍繞大量游手好閑的生員，許多民間紛爭頻發，在官員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處理之外，生員群體的身份就變得微妙了起來，他們常常作為意見領袖，站出來“伸張正義”“打抱不平”，將許多發生在士大夫與百姓之間的糾紛，擴大成了社會事件。

（圖/《大明劫》）

正如《江南困局》描寫的一系列事件，“被草民逼死的狀元”“被千刀萬剮的學霸”“董其昌豪宅遭強拆”“一件扳倒熊廷弼的風化案”“宰相祖墳被挖”，無不是由這些掌控了民間輿論、規則、秩序的讀書人，帶了“節奏”。他們通過發揭帖、派人散播閑言等方式將事情廣而告之，能讓一個人“社死”，無論對方是進士，還是一方富豪，多少名士顯宦都因此灰頭土臉。

見微知著，這也成為理解明末江南社會糜爛的一道線索。

“江南困局”的遙遠回聲

歷史就在那里，“講什么，怎么講”，對于故事的講述者來說是種挑戰。審視一段歷史，講述者必然要對整個歷史時間段里的社會背景、人物關系、時局變化，有一個全景的觀視，才能從中抽絲剝繭出故事、脈絡和字句來。

《江南困局》選擇以故事抵近歷史，六個圍繞江南士大夫發生的故事，或因朝堂爭端，或因鄉間齟齬，被裹挾其中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時人檔案文書輔以文學化的手法，不僅增加了文字的可讀性，也彰顯歷史寫作嫁接非虛構手法后的魅力。

回到全書的主題，晚明覆滅的真相。盡管作者并沒有就此專門成章，但是所有讀完全書的讀者，內心多多少少已有答案——

“文臣誤我”之下，全書重點著墨的民間之斗，其實是官場斗爭的延伸和折射。而反過來，民間風波也擾動朝堂風波。

（圖/《大明王朝1566》）

普通百姓是國家財稅的根基，即便富庶如江南，晚明的兼并與盤剝也讓普通人苦不堪言。到了崇禎年間，由于遼東戰事吃緊、內地遍地烽煙，向農民開征遼餉﹑剿餉和練餉等稅費的指令又從京城發來，這直接點燃了民間的大小矛盾。

書中展示的恃強凌弱、男女桃色、流言蜚語等事件，無疑成為了社會秩序崩壞的表征。而在這些紛亂之下，制度的內里，早已經破敗不堪了。

于是，戰場上一城一池的得失，紫禁城里崇禎的焦慮和憤恨，山海關外的野心和中原大地的反叛，反而成了“江南困局”的遙遠回聲。

（圖/《江山風雨情》）

在改革開放潮流中得風氣之先的廣東，同時也是文學高地、出版高地。

由南方出版傳媒評選的“2024年度南方好書”，是對過去一年旗下11家出版社所出版優秀圖書的一次重要回顧。《江南困局》即在進入榜單的20種好書之列。這份榜單涵蓋新南方寫作、地方文化、灣區風采等主題，讓我們得以觀察到當下的文化趨勢和社會風向。

· END ·

作者丨段志飛

編輯丨蘇煒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