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街道可以組織開展酒駕醉駕治理工作嗎？

碧翰烽/文

據人民日報日前報道，某地交管部門明確街道辦為禁止酒駕醉駕“大勸導”工作牽頭部門，交安辦的同志給出的考慮有五點：一是街道辦對轄區內的涉酒場所更加了解；二是街道辦與交警十分熟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由街道社區干部定時間，交警隨時可以行動；四是街道辦是交安委的成員單位；五是街道辦本身也有這個責任。

根據這五點考慮來看，唯獨沒有看到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從法定職責來看，誰是禁止酒駕醉駕工作的主體責任單位？

二是從能力保障來看，街道辦與交管部門相比較，誰的人力物力財力科技力資源力執法力更強？

三是從追責問責看，如果勸導工作不力，酒駕醉駕案件上升，究竟該追誰的責任？是各打五十大板？還是主要打街道辦的板子？

應該說，酒駕醉駕是當前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和公共安全問題。

一方面酒駕醉駕案件數量處于高位，盡管醉駕入刑和查處力度不斷加大，包括“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觀念也是漸入人心，但仍然有人不以為然，缺乏起碼的交通安全意識。其中一些黨員干部也是屢碰紅線。

另一方面醉駕入刑以來，也是引發社會和法律界爭議，因為醉駕占據刑事案件的比例很高，社會治理成本加大，給社會治理帶來挑戰。

有鑒于此，關于酒駕醉駕的治理，不能簡單來看，不能單打獨斗，而需要動用全社會力量、全系統思維、全方位防范，方能扭轉酒駕醉駕案件的上升或高位勢頭。

所以說，像禁止酒駕醉駕這樣的工作，基層組織不是不可以做，但要在自己的職權范圍、能力范圍內去做。一要可以做，有法定依據；二要能夠做，有能力支撐；三要想著做，有激勵措施。

其實，若干年前，不少地方創新了道路交通安全社會化管理模式，不只是鄉鎮街道要抓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包括村社區、村居民小組、群眾等等，都參與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當中來。這就是群防群治的模式，畢竟單靠交管部門難以將工作做到位，特別是線長面廣的農村道路。這樣的模式，都被作為典型經驗全面推廣。

不過，有的地方發展到后來就有些變味了。變味的主要是，部門將責任全部壓到了基層，不僅要基層做事，做事又可能處在違法邊緣，畢竟基層干部沒有執法權，常常會受到群眾質疑；而且還要督查基層，考核基層，問責基層，這就有些費解。

多年前，有位社區書記就談起過道路交通社會化管理模式，說是基層協助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無可厚非，開始也比較正常，上級部門加強指導，提供人員、經費支持，還有獎勵表揚，基層干得也沒有什么問題，可是到了后來，就有些變味了，把原本完全屬于執法部門的事項也交給了社區，比如淘汰黃標車，如果沒有完成，就要考核社區、問責社區。

就拿這個酒駕醉駕勸導專項工作來說，要求街道全覆蓋走訪，建立餐飲、娛樂場所臺賬；建立“禁止酒駕”宣傳工作微信群，要求街道工作人員進群，開展宣傳工作。同時，要求街道自己打印宣傳海報等，向轄區餐飲、娛樂涉酒場所統一發放，并將街道開展工作情況納入考核。

有的地方還要求建立臺賬資料，實行拍照留痕上傳，沒有違法行為現場照片的，也要造一個違法行為加勸導現場，并且予以拍照上傳，表示工作開展了。

有基層干部坦言，如果只是協助部門做些走訪、宣傳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也應該予以協助，畢竟基層處在一線，工作更容易落實落細。那如果還要對協助工作予以考核、問責，依據何來？關鍵是有些工作或考核還逼著弄虛作假。

應該說，現在不少工作的確需要鄉村組織配合與協助，但配合就是配合，協助就是協助，不能成為主體，責任不能轉嫁。有權有責的部門要盡職盡責，要給基層賦能，給足人財物資源職權，而不是簡單地推責、壓責、問責。

而且，需要基層配合協助的事情，還得考慮給基層以話語權、自主權，而不是簡單一個會議、一個通知、一份文件、一個交辦，就完事了，這不是配合協助的做法，而是指令、命令、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