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來，除了提出驚人的“接管”加沙方案，也在俄烏談判上讓人大吃一驚。

2月12日，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約90分鐘通話，雙方同意立即就終止俄烏戰爭展開談判。特朗普其后在白宮會見記者時指出，自己極有可能在沙特阿拉伯與普京進行會面；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普京邀請特朗普訪問莫斯科，就共同關心的領域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如何解決烏克蘭問題。

同日，美國新任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也就俄烏戰爭公開發言，闡述美方關于談判的四大立場：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不可能重拾2014年前的邊界、不會對烏克蘭派駐美軍、美方不會繼續成為烏克蘭主要軍援來源。赫格塞斯同時補充，特朗普政府會將注意力轉向確保美國自身邊境安全，美國將不再優先考慮歐洲和烏克蘭的安全。

可想而知，這種姿態引發了歐洲焦慮。12日當天，歐盟委員會與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歐洲必須參與未來有關烏克蘭命運的任何談判，強調只有達成公平的協議并提供安全保證，才能確保持久的和平，“烏克蘭和歐洲必須成為任何談判的一部分，應該為烏克蘭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前述7方也在同日于巴黎會晤烏克蘭外長，討論歐盟的防御戰略、加強烏克蘭安全、規劃未來的和平談判，以及如何在即將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與美國會談。

顯然，特朗普想用繞過歐洲的方式解決俄烏戰爭，同時大力卸除美國在歐陸安全框架的角色，但歐洲不甘心就此被冷落。

特朗普在想什么

而特朗普之所以這么做，與自己一貫的世界觀有關。

回顧特朗普2016年首次執政至今，這位商人總統的核心信念相當明顯：只維持美國霸權，而不是幾位前任所宣導的自由主義全球領導力。至于何謂“美國霸權”，在特朗普看來，扣除自由主義的霸權的本質就是交易與功利，眾多國際聯盟、機構和關系，只有在實質上有利美國時才有價值；那些只要求美國做出犧牲而不提供回報的聯盟、機構和關系，是應該被拋棄的負債。

而這種交易型政治風格，也體現在特朗普的對外發言上。在特朗普的世界觀中，衡量其他政府的標準不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而是他們的效率和與美國利益保持一致的意愿，拒絕自己的提議或達不到的標準的領導人，就是應該被懲罰的對象。因此特朗普雖然雖不像前幾屆美國總統一樣標舉意識形態、自居為自由民主話語體系領導人，卻還是會向其他國家發號施令，甚至往往無視他國主權。

說得更直接，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對道德權威、全球穩定或解決世界問題不感興趣，而是更專注從各種互動獲取最大利益，無論是在經濟、安全還是政治層面。一旦有國家、聯盟、機構拒絕特朗普進行“交易”，這位商人總統也不會吝惜脅迫的大棒。

不過在各種脅迫手段中，特朗普并不偏好戰爭，這并非出于和平主義，而是出于實際考量。作為曾經的房地產開發商，戰爭造成的破壞與他建造和獲取資產的本能不符。對他來說，沖突最好通過談判、合并或收購來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他對經濟戰的偏好：貿易戰和咄咄逼人的談判似乎是特朗普的首選，且往往不會放過美國的親密盟友，例如墨西哥、加拿大與巴拿馬。

當然，這種方法會讓美國的傳統合作伙伴不安，并且沖擊冷戰后“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只是如前所述，特朗普認為這些聯盟沒有內在價值，除非它們能為美國帶來切實利益；華盛頓的傳統建制派雖然不滿特朗普“到處搞破壞”，但無可否認，二次執政的特朗普實力更加堅強，不論共和黨是否情愿，這個政黨已經成為特朗普的政治機器，特朗普本人更是組建一支意識形態上與自己一致的小班底，有更多化宣言為政策的底氣。

從這個角度來看俄烏停火談判，特朗普的回歸或許是憂喜參半。

首先，因為特朗普蔑視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所以與前幾屆政府相比，也較能擺脫意識形態束縛，有機會促成美俄之間圍繞烏克蘭的務實交易。只是這種路線也有缺陷，因為特朗普無意解決沖突的根源，而是只想簡單停止敵對行動。對他來說，沿著現有邊界實現穩定的停火就足夠了，更深層次的安全問題應該留給西歐或其他國家解決，不是美國的責任。

但這對歐洲各國、乃至俄羅斯來說遠遠不夠，尤其是對莫斯科，因為俄烏戰爭本身就是歐陸安全失衡的結果，停戰必然涉及長期的秩序再安排，但特朗普顯然無意優先考慮這個問題，因為這位商人總統對復雜的國際設計不感興趣，而是更喜歡直截了當的交易，例如第一次執政時推動的中東《亞伯拉罕協議》，就是繞過根深蒂固的歷史爭端，轉而采取務實的、經濟驅動的解決方案。

只是從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爆發來看，《亞伯拉罕協議》無助解決以巴陳年矛盾，也無法阻止沖突再度爆發。無獨有偶，俄烏停戰談判也涉及沖突的深層次歷史和地緣政治安排，但特朗普似乎沒有處理意愿，這也引發了歐洲的強烈不安，認為美國只想“拍拍屁股走人”，獨留自己面對俄羅斯威脅。

歐洲在怕什么

從宏觀層面來看，美國與歐洲在促成停戰上有共同背景，也有利益分歧。

共同背景當然是烏克蘭的戰線面臨崩潰危機。從戰場現實來看，基輔無法收回領土，也越來越難抵御俄羅斯入侵，而且支援烏克蘭的資金需要數百億美元，不斷的戰略挹注雖然有助“放血”俄羅斯，西方短期內也還能承擔相關開支，但在缺乏明確政治成果的長遠背景下，質疑的聲音只會持續涌動。從這個視角來看，歐美都有停下俄烏戰爭的動機。

但雙方也有利益分歧。美國在俄烏前線的挹注必然影響自己在印太的資源投入，雖說美國是全球霸權，但同時圍堵中俄還是很容易顧此失彼，導致兩邊都無法大力投入；但這不是作為中等強權的歐洲的擔憂，后者不必擔心全球領導力受損，卻會關注停戰之后的秩序維持、政經安排，能否阻止莫斯科重啟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讓歐陸重燃戰火。

而歐洲的擔心不是毫無前例可循。畢竟俄烏戰爭序曲就是長達8年的頓巴斯內戰，在這段期間，歐洲也不斷與俄羅斯進行圍繞《明斯克協議》的相關談判，但最后不只沒能停下內戰，還迎來更大規模的全面戰爭爆發。這反映了歐洲安全結構的關鍵問題：俄羅斯與西歐國家彼此高度不互信，雙方都利用談判的機會窗口進行戰爭準備，前者持續在俄烏邊境軍演，后者則持續武裝烏克蘭。

當然，歐洲對此不是毫無責任，但也正因如此，歐洲很容易預見未來的類似場景重演：烏克蘭可以借機重整軍備、加強訓練、補充武器裝備；俄羅斯必須保持大量兵力和資源駐守在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以應對任何可能局面。無論是烏克蘭還是俄羅斯自身的軍事化進程，都會在戰后全面展開。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美國“盯場”，歐洲當然擔心自己獨木難支。

基本上這也是歐洲與特朗普這次圍繞俄烏停戰談判的最大分歧：導致烏克蘭危機的根本性歐洲安全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特朗普雖想結束俄烏戰爭，卻無意就歐洲安全問題與莫斯科達成更廣泛的協定，而是想通過互換讓步來凍結沖突，讓美國可以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但這種作法不僅歐洲擔心，俄羅斯可能也未必滿意。

例如美國雖然表態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但在當前情況下，烏克蘭與西方的軍事技術和政治合作已經非常緊密，是否加入北約并不會對合作造成實質影響，因為現在的烏克蘭已經是西方的軍事政治利益跳板。特朗普如果僅僅是以“反正未來美國不參與”而沒有論及歐洲未來在烏克蘭的相關角色，恐怕也不能完全說服普京接受停戰。

不過無論現實是否可行，特朗普目前已經擺出自己的談判姿態：“拋棄”烏克蘭、“繞過”歐洲，球現在到了普京與歐洲手中，最后各方會以什么形式停戰，還要視博弈結果而定。對俄羅斯來說，特朗普的實用主義既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盡管他對自由派意識形態的蔑視與莫斯科對西方的批評相一致，但特朗普對于解決系統性問題缺乏興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雙方進行有意義合作的可能性。

而跳出俄烏沖突框架，用更宏觀的全球視角來看，特朗普的回歸標志著美國新對外思維的再開始：隨著傳統聯盟和機構的動搖，在國家利益和務實考量推動下，新的政治動態不斷出現。這種轉變究竟會帶來更大穩定，還是加劇緊張局勢，有待后續觀察，但有一件事或許相當明顯：過去人們所習慣的“美國全球領導”旋律正在式微，而特朗普就是最突出的時代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