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全國好多地方的官媒，都在跟著江蘇問自己，為什么六小龍都在杭州，為啥自家的企業沒搞出來DeepSeek，好多地方政府也借此大張旗鼓的重談營商環境。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 標志著市場化的重啟。

不過政事堂覺得還是要好好拆分一下“營商環境”到底是什么，因為不同的時代，需要的營商環境也不一樣，不能還按照過去的思路來。

在移動互聯網革命之前，中國在全球的定位，是世界工廠，工廠主的主要訴求，就是利用中國的制度優勢，降低成本。

因此，在重工業為代表的老式企業主眼中，好的營商環境，很樸素的就是政府能幫助他們降成本。

以“漢東“”這個江蘇省的原型為例，工業企業喜歡的領導，是李達康歐陽菁和丁義珍這樣的“大哥”和“大嫂”，大哥一句話，就可以不給補償就強拆大風廠，就可以幫你協調國有銀行可以套利的低息貸款，就可以幫你把廉價的工業用地改成住宅用地。

大哥們也很講誠信，只要收錢了，就肯定給你辦事兒，讓你能夠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賺到錢，大哥們可以用你創造的GDP一路升官。

說的難聽點，這些工業企業老板需要的營商環境，是一個敞開的“權力交易所”，大家都是在算賬，算的合適了，錢就可以驅動公權力替他們做事兒。

甚至一些老工業地區，當他們大談營商環境時，能做的，也就是是讓司法部門幫企業打贏勞資官司，或者以保護就業為旗號，幫助企業家"保人“、”“撈人”。

這就是舊式的營商環境思路，最普遍的則是對企業搞花式的退稅返還，然后通過高房價把納稅的責任都轉移到老百姓頭上。

誠然，在傳統全球貿易分工的大時代，這種“有為政府”的確可以讓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占據優勢，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最重要的秘訣，中國企業主們用低成本“卷死”海外高成本的，對手因方無利可圖而不得不退出。

但這種模式是對勞動力、土地、環境的持續掠奪和對未來收入（房價）的透支來實現的，最終都免不涸澤而漁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要么對本地企業翻舊賬查稅，要么去異地搞遠洋捕撈。

如今，時代變了，營商環境邏輯也變了，不能在繼續過去的營商玩法了。

因為引領新時代中國的企業也在變化，他們不是追求成本更低，而是追求速度更快，自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再去幫他們降低成本。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自2015年以來的那一輪移動互聯網浪潮，百團大戰，滴滴快滴大戰，支付寶微信的支付入口大戰，都是燒錢的，而不是摳成本的。

因為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底層邏輯也變了，企業家們可以在消費端通過規模化大幅降低成本，而不再需要從生產端去一點點的死扣成本，在巨大的利潤面前，各方都需要追求速度，需要搶在別人的前面。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高速擴張的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帶來了大批的“百萬年薪”就業，也帶動了全國的工資持續上漲。

2025年，這一輪人工智能浪潮也是如此，我們即將面對的，是百AI大戰，是自動駕駛大戰，是AI私人助理的入口爭奪戰，同樣的道理，繼續省錢省成本壓縮工資，內卷都是沒有意義的，如何更快的把優質產品搞出來推向市場，搶占市場，才是第一要務。

不僅企業競爭如此，大國爭霸也是如此，因此，明兒我們將再次感受一波“1945猛虎下山”。

放猛虎，是因為時代變化了，大國競爭的新時代，不需要那個替你搞錢的“大哥”丁義珍，而是需要沒有野心的“店小二”孫連成，干干凈凈的按照規矩辦事兒，不給高速發展的企業添堵和掣肘。

至于為啥六小龍只在杭州而不是其他城市，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大家可以仔細回憶一下，前些年，好多城市都變得爹味十足，管的東西也越來越多，但你去過杭州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孫子是真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