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傳錄發表在《德州學院學報》的論文《李白隱居徂徠山時期寓家之所新論》提出了“李白寓家乾封城”這一新論，是對傳統“任城說”和“兗州說”的重要突破，其論證邏輯和依據具有一定的學術創新性和合理性。以下從多個角度分析這一觀點的價值與依據：
一、傳統學說的局限性
地理距離的質疑
任城（今濟寧）和兗州（今兗州區）距離徂徠山均超過100公里，在唐代交通條件下，往返需數日，與李白詩中描述的“竹溪六逸”隱居生活場景存在矛盾。劉傳錄指出，乾封城（今泰安舊縣村）位于徂徠山腳下，地理上更符合隱居的實際需求，尤其是李白需兼顧耕田與隱居生活的現實條件。
兗州說的證據漏洞
兗州說依據的北齊碑文存在年代矛盾（碑文提及“太上皇帝”早于實際歷史）和斷句歧義問題，削弱了其可信度1。此外，李白詩中提到的“沙丘”“龜陰田”等地名更貼近大汶河流域的乾封城，而非兗州。

二、劉傳錄觀點的核心依據
李白詩中的地理印證
李白詩中頻繁描繪大汶河、龜陰田等景觀，如“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寄東魯二稚子》），而乾封城正位于汶河岸邊，且“龜陰田”為泰山南麓的農田代稱，與乾封城的地理位置契合。
戶籍與生活的現實考量
唐代戶籍制度規定，外來人口需入籍后方可分田耕種。李白于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因六叔父離任任城，遷居乾封城并“入籍分田”，這一過程符合唐代戶籍管理邏輯。乾封城作為泰山封禪的行政中心（高宗時期改名），經濟條件優于偏遠山區，更適合李白養家。
政治動機的深層關聯
李白選擇乾封城，與其政治追求密切相關。唐代封禪泰山的活動集中在乾封縣（如高宗乾封元年、玄宗開元十三年），此地是皇帝行在所在地。劉傳錄認為，李白效仿王希夷（因隱居徂徠山受玄宗召見），試圖通過“近水樓臺”吸引朝廷注意，而乾封城的地理優勢為此提供了可能16。
金石與文獻的雙重佐證
徂徠山竹溪附近留有李白題刻“獨秀峰”，金代學者石震、黨懷英的題記證實了其真實性，進一步佐證李白在此長期活動的史實。此外，《舊唐書》《新唐書》均記載李白與“竹溪六逸”隱居徂徠山，但未提及具體寓所，乾封城作為附近唯一具備生活條件的縣城，填補了這一空白。
三、學術意義與潛在爭議
對傳統學說的修正
劉傳錄的考證挑戰了郭沫若等學者支持的“任城說”，通過結合地理、戶籍、政治動機等多維度分析，為李白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尤其是對兗州說的批判，揭示了地域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頗。
爭議點與未解問題
盡管乾封城說較傳統觀點更具合理性，但仍有細節待考。例如，李白詩中“沙丘”是否確指乾封城周邊，仍需更多考古證據支持；此外，乾封城在唐代的行政區劃變遷也可能影響結論的精確性。
四、結論
劉傳錄的“乾封城說”通過綜合詩史互證、地理考據和制度分析，構建了較為完整的論證鏈條，尤其從政治動機與生活現實的角度切入，揭示了李白隱居行為的復雜性。這一觀點不僅修正了傳統學說的不足，也為唐代文人隱逸文化與地域政治的關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未來若能結合更多出土文獻或實地考古成果，將進一步增強其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