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曉寧 | 撰文

王晨 | 編輯

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還不足一個月，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改革計劃、提名反疫苗人士小羅伯特·F·肯尼迪為FDA局長，在美國醫療衛生界已掀起軒然大波。

而其上臺將對醫藥產業產生的影響，有在美醫藥投資人認為，考慮到特朗普向來不按常理出牌，包括對華策略，是否會延續上一輪在任時的貿易保護主義，或是更“在商言商”，一切尚無定論。

實際上，近年隨著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愈發明顯，逆全球化抬頭，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的MNC，在華策略都有所調整。

對歐洲企業來說，有人認為，“中美的地緣政治沖突，理應是歐洲歷史性的機遇”。

但歐洲MNC目前把握這種“歷史性機遇”的傾向似乎并不明顯。行業人士觀察，受地緣政治壓力影響較小的歐洲MNC，并不急于出手投資中國，反而延續了他們不急不慢的投資節奏。

這當中，有體制和文化慣性的因素影響，也有憚于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不得不低調投資中國的因素。

受中美關系不確定的變化影響，美、歐MNC的在華策略呈現出不同形態。而這些不同策略是否將導致二者在華未來發展的一些分化，也和特朗普待頒布的政治措施一樣，還沒有確切的結論。

歐企穩健投資，美企“抓緊薅一把”

和一般想象不同的是，本以為中美的地緣政治沖突，會給歐洲生物制藥企業和中國的合作帶來千載難逢的機遇，但事實也許并不是這么簡單。

先聲藥業國際投資負責人邵劍，和歐洲、美國的基金、企業多有接觸，問及“比起美國，為何歐洲基金與中國合作不多？”他認為，歐洲市場、資金量、退出渠道都少于美國，歐歸遠遠少于美歸，歐洲企業文化強調生活工作平衡，導致效率低下。

此外他認為，這背后還有根深蒂固的體制、文化、經濟原因：歐洲人骨子里的優越感，對中國生物醫藥崛起的敏感度不夠，而機會導向的美國人沒有成見，嗅覺靈敏；歐洲刻意在找差異化、優勢點，錯失良機；且民主化機構決策慢、執行力差，不如中美堅決高效。

這些結論，雖然也許并不完全適用于歐洲MNC，但也足以說明歐洲企業固守自己認定的價值觀、一貫性較強的風格。

行業人士觀察，比起美國MNC如今已較為慣常的在華撤裁舉動，歐洲MNC在中國的研發中心還在建，合資的孵化基金還在做，LP也還在當。一些歐洲MNC仍會與地方政府合資建立一些孵化器、租用當地的樓廠等，以便更早捕捉到中國區的創新，也享受在當地的銷售生產和其他優惠政策。

只是憚于美國市場對于這些歐洲企業的重大影響，這些舉動都變得低調了許多。甚至也為了迎合美國方面的一些傾向，一些歐洲MNC會在新加坡等地開設新的CDMO，至少在姿態上要勻走一些中國的生產投入。

這位行業人士認為，這種投資風格并非完全是“保守”，而是恰好說明了歐洲人的“精明”——在美國投資早研等項目的資金有所退出的情況下，只要歐洲藥企繼續穩健投資，就能持續擴大在華的投資份額，“美企撤，歐企不撤，那歐企就贏了，拿到好東西的幾率就高了”；

并且，這種穩健投資的策略，不會很明顯地和美國方面的策略抗衡，因此歐企能夠以較低的風險取得更高的“政治紅利”。

而對美國MNC來說，投資行為就需要變得“短期”起來。如今在BD方面，美國MNC更多需要考慮如何將中國biotech的成熟資產直接引進來，而不是再去投資一個需要花數年時間來驗證的平臺型的或是早期的資產，“免得明天中美關系有什么變化，項目就不得不中斷了”。

在中國biotech遭遇上市和融資壓力、在研資產急于“出清”的背景下，因為難以預測中美關系是否將出現大變化，一些美國MNC抓緊了時間頻頻大加出手，“他們知道有中國有好東西，趕緊先薅一把，因為不知道明天政策就會有什么變化，這個窗口還能持續多久”。

停止在華建立早期研發中心也是同理。行業人士觀察，一些藥企宣布擴大在中國的投資、建廠，其實是為了加速臨床研究和藥品銷售，而非繼續在中國進行早研。

的確，除了在研資產方面中國有“好東西”之外，在上市藥品的銷售層面，中國也越來越成為美國市場之外難以忽視的買單方。而建生產銷售中心的回報，是比建早研中心更為確定的事情。

據引航資本團隊成員盛立軍觀察，NewCo模式盛行的背景下，在基金圈，美國基金在加注中國，美國的跨國公司也不會背棄這股潮流。

不過這些只是概論，行業人士表示，落到具體的企業，在華策略也可能會和任職者個人的政治傾向有關系，有時與其出身背景也有關系。比如其家族中是否有華人姻親，比如印度裔的CEO常常會選用印度的CRO服務商而非中國的等等。

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的MNC，在特朗普上臺明確政治傾向之前，在華策略“穩健”都是關鍵詞，至少在輿論層面“不要突然上個頭條什么的”。

行業預計，在上半年特朗普或將公布一些重大舉措之前，MNC們確定新一年在華策略的時間，可能會從往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之間，往后拖延一些。在那之前，藥企應該不會做大規模投資或撤資之類的舉動。

得與失

聽起來，目前美企在華的投資策略“短期主義”，歐企反之。行業人士認為，這并不代表誰的策略就能更好，誰能得到更多。

比如，美企默沙東持續加碼中國，在2022年與科倫博泰就ADC藥物連續三次達成合作，交易總額高達118億美元。

“PD1的專利期到了之后，腫瘤領域可以打多種PD1+ADC組合拳，同時引進了禮新的PD1/VEGF雙抗對沖風險；非腫瘤領域，去年以7億美元首付引進同潤的CD19/CD3做自免，以1.12億美元首付款從翰森引進口服GLP1小分子，和自研的新型口服PCSK9做心血管代謝的組合療法。”NewCo孵化機構合伙人彭巍等行業人士認為，默沙東迅速有效地利用了來自中國的資產，來完善自己的管線布局，接著高效推進海外臨床，未來有望陸續上市多款重磅藥物。

雖然默沙東在中國早期藥物研發方面的布局并不明顯，但其在中國建立的臨床研發中心，可以助力其上市藥物在中國多個適應證的獲批。可以說，默沙東在中國的策略是不吝投資，但又較為精準的，而非“撒胡椒面”式投資，接下來可能會繼續尋覓大藥，比如pan-Kras。

而歐洲企業的投資手法，又或許可以幫助他們在中國得到另一些東西：持續的在當地投資、與當地政府建立良好關系，有利于歐企將來在中國藥物適應證的獲批及銷售。

比如賽諾菲，幾年前就開始在中國布局AI制藥，兩個多月前才宣布將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約10億歐元設立生產基地，創造了公司在華最大單筆投資紀錄，將重點服務本土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用藥需求，而這是賽諾菲在華的第四個生產基地。

在盛立軍看來，美國的基金和跨國公司能以較為理想的價格買入中國的優質資產，對于降低美國患者的用藥費用、對醫院和醫保都有好處。唯一會感到不利的，可能是美國本土同樣做早期研發的biotech和高校研發團隊，因為他們的發展空間被中國的biotech擠壓了。

盛立軍認為，中美雙方的基金和biotech可以加強交流合作，美國基金投資中國項目的同時，中國基金也可以投資美國的項目。

無論是哪種投資策略，強生與傳奇生物這樣的新型技術平臺在早期臨床階段就開展合作，歷時多年，共同開發出西達基奧侖賽、并在美上市銷售的時代，可能一去不返了。

不只是撤資。實際上撤資由多種因素推動，而且約在十年前就開始陸續發生。監管壓力、本土創新藥崛起的競爭壓力、專利保護的壓力、越來越高的人才成本……都成了MNC撤裁中國早期研發團隊的原因。早年這樣做的有艾伯維、諾華、禮來、GSK等等。

事實上外資撤研發中心，在企業發展、人才等方面也給中國biotech留出了空間。比如，2016年左右諾華的在華早研團隊撤離后，老同事們紛紛在中國創業，多家本土優質biotech由此涌現。這批前諾華早研團隊成員、如今的創業者組成了一個非官方組織“曾諾”，時常相聚、彼此扶持，為打造生物醫藥生態圈貢獻心力。

除了撤掉研發中心、減少對早研項目和在地投資項目的投入外，在MNC的中國公司內部，變化也在悄然發生。“中國區有時看不到總部更深和更前沿的布局，但總部需要了解中國有哪些研發成果，盡早合作”。大多數MNC中國分公司的職能，越來越偏向于臨床研究和BD合作，“有風險問題，也有中國區優勢的考量，通常不會布局藥物的全鏈條研發”。

窗口和機遇

如果說傳奇生物西達基奧侖賽的成功，曾是中美關系“蜜月期”的產物；那么其母公司金斯瑞所在的CXO行業，又見證了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后果。

2024年年初開始，《生物安全法案》進展不斷，眾議院、參議院版本分別提及藥明生物、藥明康德，兩家企業的股價幾度大跌。當年4月，該法案的倡議者更是致信美國聯邦調查局，要求對金斯瑞和其三個子公司進行情報簡報，對股價造成了負面影響。

雖然《生物安全法案》目前并未單獨立法，美國總統的換屆也為該法案最終成行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但此前行業有分析，美國總統換屆并不意味著地緣政治情況即可實現扭轉。未來中國CXO的海外業務，在面臨全球競爭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風險。

中國并未對在華發展的MNC有什么嚴格的限制措施。然而從研發到銷售，創新藥行業早已是全球化市場，美國、中國作為創新藥的重要研發和銷售市場，其政治經貿的新政策、中美關系的冷熱變化，可能將直接影響到MNC研發和銷售層面的資源流動，因此都將對MNC在華政策有所觸動。

“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是一個值得倡議的美好愿景。在不可控的局勢面前，無論是MNC還是在地的biotech，都需要主動進行自我調整，規避風險，抓住機遇。

對美國MNC來說，這種調整可能是把握窗口期，在中國生物醫藥行業已初步發展到一定階段、又面臨融資和支付壓力的檔口，盡可能多地引進中國質高價優的在研資產；

對歐洲MNC來說，調整可能意味著繼續低調進行在中國的投資，BD和早期研發投入同時進行；

而對于中國的biotech來說，彭巍認為，這一輪產業調整的目標是：抓住MNC正面臨大藥專利到期、需要更新更多管線的窗口，回歸未滿足臨床需求的本質，不冒進不跟風，針對靶點biology和競爭格局，正確選擇best-in-class或first-in-class立項，整合中國早研的執行效率和海外豐富的臨床開發經驗與商業化資源，開發出性價比高的好藥。

“‘歷史性的機遇’不限于歐企或美企，而是全球患者和策略型制藥人的機遇。”彭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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