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40828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39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4萬人，同比去年增加了52萬人。同時，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數為610.6萬對，創下40年新低，而同期的離婚登記數高達262.1萬對。

種種數字與跡象表明，我國當前已經面臨比較嚴重的“恐婚恐育”問題。整體而言，橫亙在婚育面前的有三座令人望而卻步的“大山”，分別是：高房價、養育問題、教育問題。

——中國式婚姻，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房子的問題。盡管當前房價水平已經有所回調，但是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普遍超過30:1，需要不吃不喝30年才能買下房子。而房產又與教育、醫療資源深度綁定，形成制度性門檻。據社科院研究顯示，房價每漲10%，結婚率下降0.8%，而“租房結婚”因無法解決落戶、教育等問題，顯得很不現實。

——高昂的孩童養育成本，也令人望而生畏。根據數據測算，當前撫養一個孩子至本科畢業的平均成本約68萬元，一線城市甚至超過百萬。同時，女性普遍會因生育影響職業發展，造成了工資平均下降12%-17%；小孩0-4歲階段，女性會平均減少2106小時工作時間，折合6.3萬元收入損失。如果雙職工家庭需要雇育兒嫂，則月支出平均高達6000-8000元。

——如今的教育，更是內卷成了“沒有終點的軍備競賽”。其中非義務教育階段（幼兒園、高中）支出是義務教育的1.5-2倍，我國一線城市托育覆蓋率僅6.5%，遠低于OECD國家35%的平均水平。一線城市私立幼兒園年均學費3-10萬元，課外培訓支出輕松過萬，教育總成本占到養育支出的45%以上。在北京市海淀區，家庭年均教育支出甚至占到可支配收入62%。

因此，當前年輕人對婚育的謹慎選擇，實質是對結構性矛盾的本能回應，唯有系統性重構婚育友好環境，才能扭轉“生不起-不敢生”的惡性循環。

從住房上來看，要推動從“住房綁定資源”到“居住權公平化”。全面參考新加坡模式，在一線城市加速推進“公屋”體系建設，優先向新婚家庭、多孩家庭傾斜。積極探索“租購同權”，允許租房家庭享受落戶、教育等公共服務，弱化房產與資源的綁定關系。通過產業疏解與衛星城建設，降低核心城市人口密度，例如杭州通過“職住平衡”政策引導企業外遷，減少通勤與住房壓力，同時配套優質教育資源向新區轉移，緩解學區房焦慮。

在養育成本方面，要推動從“家庭獨擔”到“社會共擔”。要拿出真錢白銀來獎勵生育，建議對新生兒童在1-3歲期間，由中央財政每人每年補貼2萬元。假設每年新出生人口為1000萬人，則中央財政支出約為6000億元每年，既是獎勵生育，也是刺激消費。要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鼓勵企業自建托育中心，并支持社區托管服務。延長帶薪育兒假至6個月以上，并探索“假期成本分擔機制”，由政府補貼企業部分薪資。

教育方面，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擴大公立幼兒園供給，并嚴控私立幼兒園學費價格。繼續推廣“教師輪崗制”，打破名校壟斷，如北京已試點教師跨校流動，縮小校際差距。堅決取締各種類型的課外培訓與補課行為，對違規課外培訓進行刑事立法，從源頭上解決對孩子成長基本無效的“教育內卷”問題。將高中教育納入免費范圍，并將學費高昂的民辦高職院校逐漸收歸公辦，降低家長學費負擔。

此外，還需要通過輿論引導，倡導“適度育兒”“男女共擔責任”的新型家庭觀，破除“學區房崇拜”“高價彩禮”等陋習。

破解“三座大山”需超越短期政策刺激，轉向系統性制度重構。唯有通過住房公平化、養育社會化、教育均衡化的多維改革，才能將婚育從“負重前行”轉化為“輕裝前行”。當年輕人不再因房價窒息、因養育焦慮、因教育內耗而卻步時，人口高質量發展與社會活力復蘇方能真正實現。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已經將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寫入決議，定義為一項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系統性工程，需政策、市場、文化多維度協同。唯有持續完善“生得起-養得好-教得優”的鏈條，才能破解“三座大山”，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與個體幸福的雙重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