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中外科學家齊聚Xplorer Symposia（502科學研討會）

01

“基礎設施”

什么是科學工作的基礎設施？

錢、人。

還有什么？

開會。

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估算，每年全球舉辦的學術會議會超過40,000次，會上進行學術報告的數量更是高達450萬次。

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貝爾納曾經說過，現代科學的最偉大的發現有一些有賴于不同來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當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時候，才會產生這樣的發現。

那么，一個好的學術會議應該是什么樣的？或者說，達到那些科學家心目中最核心目標的會，應該怎么開？

胰島研究者、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研究員曾藝曾在早年參加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聽到這樣一句話，她認為很能概括研究者們的心聲：沒有人會在會上說，誰發明了火。

這是學術“無情”的一面。與表彰會不同，無論一個發明多么偉大，過去多時的成就不是學術會議矚目的內容。

從那時起曾藝就明白，“一個好的學術會，大家關注的永遠都是，你現在在做什么，下一個做什么。”

所以當2023年10月，她接到一個辦會邀請的時候，她很明確自己應該做什么。

發出邀請的是北京大學的李毓龍教授。如果以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來衡量，他們同屬于一個學術共同體：科學探索獎獲獎人、新基石研究員。這兩個項目是騰訊發起的新基石科學基金會的核心資助項目。

然而，從一個更專業細分的概念來說，他們倆幾乎沒有交集。曾藝研究胰島，屬于內分泌；李毓龍研究神經——更確切地說，是神經探針，他的研究成果在相關學術領域應用之廣泛讓他得到了“探針小王子”的美譽——屬于腦科學的一部分。

在學術圈，這兩個領域的差別，就像北冰洋和地中海，雖然都是水域，但所屬的氣候帶都大相徑庭。

把兩位學者拉在一起的，是新基石科學基金會新孵化出的學術平臺產品：Xplorer Symposia，中文名稱為502科學研討會。

2025年Xplorer Symposia（502科學研討會）生命與醫學科學領域的首場會議今天開幕

在過去幾年中，基金會運營的科學探索獎和新基石研究員項目資助了一大批優秀科學家。“兩個項目都在我們科學界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應，大家都在思考怎么能夠讓中國的科學變得更好。”Xplorer Symposia生命與醫學科學領域指導委員會主席、南方科技大學教授張明杰回憶說。

Xplorer Symposia生命與醫學科學領域指導委員會主席張明杰

基金會就此訪問了很多科學家，大家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點：學術交流。他們希望，能有一個平臺，讓這些來自不同的研究領域，“科學光譜特別廣泛”的，而且眼界足夠開闊，有相當國際影響力的科學家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充分交流。

2023年8月，新基石科學基金會發起了學術會議方案征集，采用了獎項申報的形式：由科學探索獎獲獎人或新基石研究員發起提案——其中包括會議主題、邀請候選嘉賓名單、議程設置、會議地點等。資深科學家組成的指導委員會對提案進行篩選，最后勝出的提案，申報人的身份變為該會議的主席（chair），可以邀請co-chair加入，對會議進行學術方面的組織，全權負責，而辦會資金由基金會資助，基金會工作人員輔助進行會務等保障工作。從科學家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對經典高質量學術會議的學習和本土化。學習的對象，就是在學術界被廣泛認同的經典案例：戈登會議（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這個起源于1930年代初的系列研討會，聚焦前沿科學、鼓勵展示未發表成果，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每年舉行300多場不同主題的會議，一直是全球學術會議的標桿，全球著名的科學家都以擔任戈登會議主席為榮。

戈登會議最令人稱道的成果，是一則無可復制的歷史佳話。20世紀90年代，戈登原子物理會議上，有六位參會的科學家推動了對于原子激光冷卻和玻色-愛因斯坦凝聚的研究，最后全部獲得了諾貝爾獎。

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科學委員會委員、昌平實驗室主任謝曉亮院士說，“中國每年有幾千次學術會議，像戈登這樣的會議幾乎沒有。”

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向新基石科學基金會建議，“你們應該去做做中國的戈登會議。”

02

優美的跨學科交叉

李毓龍和曾藝合作，將Xplorer Symposia第一期的主題定為：“腦神經和內分泌：回歸基礎”。

曾藝一直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任性”的決定——看上去兩個毫不相干的領域，有什么聯結點？

以果蠅為例。跟哺乳動物不同，果蠅沒有胰島，但它身體里依然有“胰島素”，原因就在于果蠅的大腦里有一種神經元，可以分泌與胰島素功能類似的多肽。從進化上來說，調節內分泌的胰島，可能來源于神經。果蠅這種低等生物提示了這一點。

新基石研究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薛天受邀，做了題目為《光是如何與下丘腦相互作用》的報告。連他也是第一次知道，腦神經和內分泌的運作機制原來這么像。

從科學機制上來說，除了調節情緒之外，下丘腦還掌管內分泌的很多調控，所以內分泌的科學家們用的很多科學工具就是從神經學、腦科學發展而來的。

“如果我能早一點學習（這些工具），就不是單槍匹馬了。”曾藝說，“我們這次開得很open mind，例如我去認識神經科學家，絕對不功利，因為他們未來絕對不審我的稿件，我們之間也未必會記得彼此，但我的思想被他們inspire過，這個就是科學上最浪漫的想法，就是純粹的好奇心驅動你去做這件事。”

張明杰贊嘆，腦科學和內分泌，這是一個非常優美的跨學科交叉，他希望“真的能夠因為這樣一個會議，能創造一些新的研究主題出來。”

張明杰也說，歷史上很多非常重要的發現，都是因為在某個學術會議上，本來毫不相干的兩位同仁聊起來，猛然發現“這里有如此有趣的東西啊”（“there is something so interesting”），進而產生了合作。他過去幾年中發表的好幾篇論文，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碰撞出來的。

基因編輯技術的發明者、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ennifer Doudna與合作者Emmanuelle Charpentier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2011年春季波多黎各的一次會議上。這是一個微生物學的會議，Charpentier是微生物學家，但Doudna并不是。他們在會議的第二天在一個咖啡館偶然相遇，經由同事介紹相識，而恰好她們又對彼此的研究領域感興趣。之后的一天里，她們結伴一起探索首府的老城區，在鵝卵石街道漫步開啟了她們對于合作的實質性聊天——基因編輯技術就此誕生。

2024年11月7日-10日，北京大學陳鵬教授和兩位聯席主席清華大學的李棟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王瀟教授組織的第三場Xplorer Symposia，討論了空間蛋白質組學如何促進對生命的理解。

這一主題頗具洞察力。一個月后，Nature Methods宣布空間蛋白質組學為2024年度技術，理由是其在揭示復雜組織結構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空間蛋白質組學是一種研究蛋白質在組織或器官切片中的分布和空間組織的技術集合。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小組，利用不同的空間蛋白質組學技術，來更好地了解組織內蛋白質的種類、分布和空間結構。

但要研究這個問題，需要不同的工具。例如，能看清分子和其運動軌跡的成像技術，可以精確檢測分子身份和變化的質譜分析和測序技術，等等。因此，空間生物學本身就是生命科學領域里一個既前沿又交叉的問題，需要化學甚至是其他學科的參與。

陳鵬更多研究蛋白質，背景偏化學；王瀟做RNA轉錄層面的生物學研究；李棟做成像，研究的是超高分辨率技術，背景偏物理。三人正好互補。

李棟說，在這次Xplorer Symposia上，他從化學家Christopher Chang的報告中學習到很多。

瘦瘦高高的美籍華裔科學家Christopher Chang，是化學生物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在深圳的會議上，他受邀介紹了自己利用化學反應實現選擇性生物成像與標記的研究。

普林斯頓大學的Christopher Chang教授介紹如何利用化學反應進行選擇性生物成像與標記。

李棟說，雖然他對于Chang講到的化學反應并不完全理解，但在報告中，他明白了Chang做研究的出發點，以及通過這些化學反應能讀出什么特殊的信息，這些特殊的信息又可以轉化為成像讀出或質譜讀出。

“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與我們固有的研究領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啟發性很強。這也是跨領域學術會議的獨特價值——帶來平時難以接觸到的視角和方法。”李棟說。

陳鵬是中國化學生物學這個交叉學科領域的頂尖學者，他開辟了用化學的方法研究蛋白質及其他生物大分子功能的新途徑，形成了一套創新性的“活細胞化學工具箱”。

在這場會議即將結束時，陳鵬分享了一個小故事：

他在接受新基石研究員項目面試時，講到自己的團隊正在化學領域探索，但研究的是免疫識別問題時，評審問他，“這可能是免疫學多年來都未能解決的問題，你怎么可能解決呢？”

“我可能無法解決，但跨學科研究或許可能提供幫助。”陳鵬當時回答。

“我想，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都在這里的原因。”他在Xplorer Symposia這樣總結道。

科學探索獎獲獎人、新基石研究員、北京大學陳鵬教授發言。

03

“未發表”

向戈登會議的最大特質看齊，李毓龍和曾藝在共同組織首場Xplorer Symposia會議邀請報告人時就強調：鼓勵分享未發表的成果。

對張明杰而言，判斷一個學術會議值不值得去的標準就是，是否能聽到未發表的研究或數據，因為“如果會上講的都是已發表的成果，我在家讀一下paper就可以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的學術會議更像是一個成就展，展示的是十年以前的自己，而非一個純粹的、基于學術的交流。

這一次，李毓龍和曾藝一共邀請到25位報告人，包括201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Brian K. Kobilka。Brian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他首次揭示GPCR（G蛋白偶聯受體）功能，目前已成為最常見的藥物靶點。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科學委員會主席、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院士曾說，“Brian是一個真正的hero（英雄）。”

即便如此，李毓龍依然按照早先的設定，主持詞非常簡潔地、無差別地向大家介紹了Brian。李毓龍和曾藝商量，介紹內容主要是報告人所在機構和研究重點。僅此。曾藝說，少講報告人的過往榮譽，是期待報告人用現場的報告來說話，展現自己（the data speak for him or herself）。

哥倫比亞大學塞繆爾·拉瑟姆·米切爾化學講席教授Tomislav Rovis介紹了他在2024年的最新工作和研究思路，其中就有未發表的數據——“即使在美國，報告未發表數據也不是很常見。”

雖然Xplorer Symposia剛起步，許多報告人此前并不相互認識，但有60%的報告人都講了未發表的工作。

一位荷蘭科學家直到上臺前最后一刻都還在修改自己的演講PPT，增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她未發表的研究。

第二場Xplorer Symposia的聯席主席袁鈞瑛盛贊這個系列會議是“近幾年中國最好的學術會議”，核心依據就是“大家都講未發表的data，嘉賓質量很高。最重要是能帶動科研風氣的改變，影響年輕人。”之前參加的其他會議，報告人拿一些舊的data出來講，“我覺得很不合適。”

袁鈞瑛是細胞死亡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世界上第一個細胞死亡基因的發現者，她是改革開放后哈佛大學首位華人教授，2006年起她回到國內工作，現任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主任、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科學委員會委員。

聽完袁鈞瑛的報告，一位參會的博士生感到些許震撼，這是他第一次見到袁鈞瑛等院士們在可以公開報名的會上，講這么多未發表的東西，“這種姿態本身就對現場的年輕人產生影響。”

為什么未發表如此重要？因為未發表的學術成果證明你在科研一線。這樣才能針對科學最前沿問題展開討論，形成自由探索的學術氛圍。

在新基石研究員、西湖大學講席教授于洪濤看來，好的交流一定要基于未發表的數據。“但是科研突破有時是個窗戶紙，國內很多人擔心有被抄襲的風險；其實這種情況并不多見，我們可以以身作則，去影響更多年輕人。”

04

為期3-5天的學術烏托邦

李毓龍對以前組織的一場學術會議記憶猶新，主辦方最主要的要求是——必須請幾個諾獎獲得者；他也曾見過不少會議的組織者要協調報告人的“待遇”而頭疼。

第二期Xplorer Symposia 的chair，科學探索獎獲獎人、新基石研究員魯伯塤，曾談到此前參加過一次國際會議，根據報告人的title不同，發言時間的設置各不相同：以時長來區分學術水平的三六九等，魯說，他感覺這“很不科學”。

在李毓龍看來，“唯title”沒有必要，也不夠學術。

新基石基金會發起這個新型會議的初衷，是想要打造一個“一切以學術為中心”的會議。他們相信，唯有平等的氛圍下才能激勵產生有價值的討論。

“哪怕是出席者是諾獎得主，也不會有什么特殊化的對待，因為他來就是來分享學術的，同時他也是有所得的，這不是他的單向輸出， ”李毓龍說，“我們希望無論是大牛還是小牛，自己上來，從零開始，每一次的報告都要impress大家，而不是用過往的積累或者是獎項（鎮住別人）。”

為了減少論資排輩，Xplorer Symposia會場不設桌簽、不排座次。除了Brian做主題報告的時間多了15分鐘，其他報告人的時間都一樣長。有趣的是，在一次茶歇結束后，Brian回到會場時發現自己原來的位置被占了，就一個人悄悄地坐在了后排。

參會者會間交流。

張明杰告訴《知識分子》，Xplorer Symposia邀請報告人，更看重是否做出了高品質的工作，是否還活躍在一線。倘若一個人躺在功勞簿上，近些年卻毫無建樹，這不是理想嘉賓。

“因為那個人做的東西很有意思，我想跟他交流。”張明杰說，“不是因為某個人有所謂的’名氣’。”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什么頭銜的科學家，來Xplorer Symposia作報告，都是沒有報告費的，基金會只負責報銷一般的差旅費用，這樣的設置也是在保證會議本身是靠研討的含金量來吸引參會人。

比起動輒上千人的大會，Xplorer Symposia更看重互動的質量，所以會議規模較小，參會人數在每場100人左右。Xplorer Symposia希望，所有參會的科學家，無論是資深科學家還是學生，都能在會議中有充分的交流。

在短暫的3到5天時間里，除了會場的報告和提問環節，chair和基金會還會安排會場之外的活動，包括海報環節、晚宴或者戶外活動的交流，讓科學家在放松的情況下，產生更多的碰撞。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主任Matthias Mann是質譜蛋白組學的重要先驅，引領蛋白組學領域將近30年。在第三場Xplorer Symposia上，他從頭到尾，全程參與，永遠坐在第一排，認真聽報告、做筆記，茶歇時常常被青年科學家和學生包圍著。北京大學的博士生武振鵬在會場報告中沒能及時發問，但他在會場之外，抓住了質譜基礎蛋白質組學領域的開創者、領軍人物Matthias Mann，向他提出了困惑自己已久的問題。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主任Matthias Mann在觀眾席發言。

另一位外國科學家，第一次來中國就找到了合作。受邀參加第三場Xplorer Symposia的報告人、佐治亞理工學院化學與生物化學系的Sepcic-Pfeil講席教授 Raquel Lieberman說，已經聯系了會議中的兩位參會者，計劃開展合作。

“會議還啟發我重新回歸化學領域的根源，去解決實驗室中正在面對的一些問題。”Lieberman說。

袁鈞瑛講到，邀請學者到線下來開會，很重要的一點在于，“科學家是一個活生生的、鮮活的人，你得有touch，才能夠有感覺。這是光讀人家的文章、在線上交流做不到的。而且，最前沿的基礎科學、交叉研究，一定要受到啟發，找到靈感。靈感的碰撞需要一個氛圍、一個文化、一個土壤，就特別需要在真實場景里面的交互。”

為了評估會議的互動質量，新基石科學基金會還特地設置了指標衡量是否達成了科研合作——用對方的工具做自己的研究；派學生去對方的組做聯合科研；合作申請項目；共同改進理論或實驗等。

最后的統計結果是：超過半數的參會人表達了合作意向。

05

漣漪

除了達成合作的可能性，好的學術會議還能夠幫助科學家們建立和保持共同的科學文化，并且把對這種文化的認同傳遞給年輕一代。

Xplorer Symposia設置了青年科學家們的報告環節，各自有10分鐘的時間講解自己的工作；博士生或博后，有在現場展示自己研究工作的海報以及閃電報告（每人3-4分鐘）的環節。根據chair和co-chair的安排，有些會議的海報環節還設置了貼紙投票，參會的speaker，每人手里都有一張銀閃閃的圓形小貼紙，在現場與作者交流之后，可以把貼紙貼在自己欣賞的海報旁。最終獲得貼紙數量前三名的海報，會得到當次會議的最佳海報獎。

海報展示環節。

一位博士生告訴《知識分子》，他的報告準備了兩個晚上，直到會議前一天還在酒店改稿，雖然閃電報告只有三四分鐘，但這是他第一次用英文完整地表達自己的工作，而且還是未發表的工作。

還有的學生，在輪到自己做報告時，緊張得找不到自己的那頁PPT，在眾多學術泰斗的矚目下找了三分鐘，急出汗來。

這些或許會成為他們日后漫長的學術生涯里，青澀而刻骨銘心的一件小事。

某位博士生的海報，展示的是他為解決目前的一些技術問題——比如分辨率比較低的問題——針對蛋白組學領域開發的算法。他的海報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只得到了一張貼紙，來自于德國專家Matthias Mann。

“我這種摸索性的小工作能得到這種頂尖教授的認可，對我在后續的科研生涯里都是一個莫大的鼓舞。”這位博士生說。

第一場Xplorer Symposia，曾藝帶了兩名學生參加。會后第一次實驗室的組會，她讓兩位年輕人分享研討會上印象最深的事。“沒想到他們說的都不是從某個報告中學到了哪些具體的知識，而是自己的情緒和感受。”

曾藝說，通過這樣的學術會議，年輕人們看到了最好的科學是什么樣子的，活躍在國際學術界的人，他們抱有著什么樣的熱情，怎么樣能夠享受其中的樂趣。

另一方面，則是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很多頂尖的科學家會在學術報告里講述研究歷程而非僅僅呈現學術數據和科學論斷。那些超越論文之外的思考線索，那些靈感和想法從何而來，如何做學術管理，如何展示自己的工作，也都是科學的一部分。科學不是計算，科學是一個高門檻全鏈條的生命體驗。

魯伯塤說，對于年輕人來講，一方面是讓他們看到科研文化和好的科學是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也應該讓這些將以科研為職業的人，看到一些幸福的正反饋。他作為chair的Xplorer Symposia主題為“蛋白質錯誤折疊——從分子到疾病”，會上他在介紹引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李文渝（Virginia M-Yee Lee）時多說了幾句，不是她“科學突破獎”得主的身份，也非她“神經退行性疾病女王”的行業美譽（目前人類理解并探索戰勝如阿茲海默癥、帕金森癥、漸凍癥等這些神經退行性疾病，均是基于她的發現）。他說，“我的學術生涯是從20多年前在賓夕法尼亞聽了Virginia的一場講座開始的。而這是我第一次組織這種規格的學術研討。這是一種美妙的‘巧合’。”

曾藝形容這場跨界學術交流的感受，“就像是一塊石頭扔到這個水潭里，能夠激起連綿不斷的漣漪。好的學術環境就會帶來很多這樣的漣漪。”

高質量的學術會議能起到的另外一重作用，還在于加深科學社區之間的連結。

Matthias Mann說，他在這個科學社區的時間已經足夠久，對這個社區抱有責任，在這一困難時期開這個會，正當其時：“我們是科學家，是橋梁，希望交流能夠繼續。”

科學文化本質上是國際性的，但李毓龍發現，能夠在國際水平會議上發言的中國科學家很少，而國外科學家對于中國科學家的工作也沒那么了解。

“國際交流應該是雙向的，中國也應該建立高水平的國際會議，不僅邀請高水平的國際科學家參加國內的學術會，也要讓國際科學家覺得有收獲，這樣才能建立中國科學家的國際影響力。”李毓龍說。

因此，Xplorer Symposia要求國際嘉賓占比至少三分之一，工作語言統一使用英語，以保證真正實現交流。這方面在國際會議上有諸多先例。

已經落地的四場Xplorer Symposia中，有兩場國際嘉賓比例超過了50%，還有兩場在40%左右。

“這不是希望，這是要求。我們中國的科學界必須跟全球科學界保持緊密的聯系，而且全球科學界大多數的人也希望跟中國的科學界保持緊密的聯系。”張明杰說。

有天會議結束，工作人員在做收尾的打掃工作，基金會負責會務的王茜看到兩個騎著小電動車趕來的學生，在一張海報前停下來、聊起來。他們是會議舉辦地中科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的學生，對他們來說，這可能只是學術人生中習以為常的一個場景。但王茜卻有點感動。

參會的學生們在海報前駐足觀看

“10年、20年以后，我們做的這些事情能夠讓一些科學家產出好的成果，從私心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它是個榮譽，我也為中國科學事業的進步做了一點貢獻。”王茜說。

2024年的Xplorer Symposia以物質科學領域的“‘玩轉’量子傳感：理論突破與應用探索”收尾，同時也開啟了除生物學領域以外，更廣泛學科的交流。會后，與會嘉賓為基金會寫了感謝賀卡，落款蓋了他們的姓名章——會務方為Xplorer Symposia的中外speaker準備的禮物中國印。而這個紀念品的創意，最早來自于魯伯塤和曾藝，逐步落實成為辦會的慣例。

從學術課題到組織細節，Xplorer Symposia越來越成為一家公益基金會和科學家們共創的產物。

“我覺得這是中國科學界里一件很不一樣的事情，以非常積極的方式。”張明杰說，不管是新基石研究員項目還是科學探索獎，如今再加上Xplorer Symposia，“都在給我們的科學文化體系，增加一些非常積極的力量，我相信這對于整個科學界，特別對年輕人來說，像一股清流。……民間機構的這種差異化的投入，所產生的價值遠高于他們投入的資金數額。”

這是一種比較微妙，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