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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中國思想自我啟蒙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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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閻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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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杭州火車站不遠處,高樓林立的樓群中有一條小街叫馬坡巷,巷子里有一棟殿堂式的古老建筑,這就是龔自珍出生的地方——龔家老宅一角。

龔自珍的遠祖原是北宋的臣子,靖康之變,龔家隨難民南遷,最初落腳余姚,輾轉數代后定居臨安(杭州)。到龔自珍出生時,這個家族在杭州已經居住400多年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官宦之家,數百年來,龔家幾乎每一代都出一兩個中小官吏。

龔自珍出生在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強盛的“康乾盛世”。龔自珍的祖父龔敬身,是乾隆中期的進士,官做到云南楚雄知府、迤南兵備道,以府道大員身份退休。因為他沒有兒子,所以才把弟弟的孩子龔麗正過繼過來作為嗣子。在龔自珍5歲那年,他的父親龔麗正以前一年中舉、第二年聯考聯捷的成績,一舉考中進士,被授為內閣中書留在北京供職,三年后升為禮部主事。因為他的父親長年奔波在科考的路上和在京為官,所以,龔自珍的童年,基本上都是他祖父及母親和外公在蘇杭二州進行的家庭教育。

龔自珍的祖父是進士出身,學問自不必說了。他的母親段馴,是清代有名的學者蘇州段玉裁的女兒,有詩作傳世,學有家源,教育起孩子來更是得心應手。外祖父段玉裁任過知縣之類的小官,他以文字訓詁一類的學問聞名當世。他注釋的《說文解字》,在當時就是兒童啟蒙教育的教科書。而外孫龔自珍的名字,也是這位老先生給他起的,寄希望于他能自珍自愛,在今后的路上走出一個完美的人生。

這種家庭非常重視兒童的早期教育,所以,龔自珍大約是在四五歲時就認識很多字了。到八歲時,大人們就讓他學習舊《登科錄》(有點像現在考上大學或考上研究生的人名錄和試題一類的書)。用意十分明顯,就是為他指定了一條科舉考試、金榜題名、當官發家的道路。

同時,龔自珍在母親和父親的言傳身教下,他還入門學起了寫詩。據資料記述,這一時期,龔自珍的音樂藝術天賦也有所嶄露。在西湖南部六橋附近龔家的小樓上,龔自珍身穿淡黃色童衣,“梳雙丫髻,倚欄吹笛,歌東坡《洞仙歌》,觀者艷之。”有一位畫家還把他吹笛子的情景畫了一幅畫,叫做《湖樓吹笛圖》,在士林中傳為佳話。那時他還很淘氣,有時跑到廟里,盤腿坐在佛座上雙手合十。

1803年,龔自珍12歲的時候隨父母舉家遷往北京。他們全家是乘坐糧船順大運河進京的,路過蘇州外公家,當然要去住上幾日。就是這幾日,龔自珍的外公段玉裁把自己整理好的《說文解字》部目給了龔自珍,希望他進京后專心學業,圖個正途出身。大約也是在這幾日,在父母的包辦下,龔自珍與他舅舅的女兒、表妹段美貞訂下了娃娃親。

當龔麗正入朝正式復職時,有旨將他由禮部主事調到軍機處任章京行走,雖然是同級調動,但地位卻高出許多。這不單是禮部位于紫禁城外(今天安門廣場上),而軍機處則在紫禁城內離皇帝更近,更重要的是,軍機處可以越過六部直接與皇上對話,而且凡是六部的事務都可以過問的特殊衙門。所以,有清一代,大凡考中進士的人,沒能進入翰林或進過軍機,是一件十分沒有面子的事情。


龔自珍紀念館中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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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隨父母一到北京,家里就為他請了教書先生。從此,天性好玩的龔自珍被緊緊地束縛起來,去系統地學習科舉考試的八股文。但他童年的天性沒有變,特別喜歡交友和游玩,不過多是和他年紀相仿的如袁桐(袁枚的侄子)這樣的官宦家庭子弟。史料上說他學習很輕松,“屢逃學”,他的家人常常到處找他。有一次,滿頭白發的老家人段玉立(他外公的弟弟)到法源寺尋找龔自珍,他卻偷偷地藏到一棵樹的背后,廟里的和尚于是開玩笑說,我看到一猿一鶴了。這里,猿,指的是淘氣的龔自珍;鶴,指的就是白發的老家人。應該說,他童年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為他的放曠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進入少年后,他的個性卻被牢牢地禁錮起來。

這一時期對龔自珍影響最大的人不是父母而是他的私塾先生宋璠。宋璠是浙江建德人,是一個漂在北京準備科考的27歲窮秀才。這位秀才是頭一年才來北京的,最初是在刑部員外郎戴敦元家當私塾先生,邊工作邊準備科考。第二年通過戴的推薦來到龔自珍家任教。為了金榜題名,這位先生每天天剛亮就起床看書寫字,一直到四鼓(四更天)才睡覺休息。最后他雖然考上了舉人,但卻沒能做官,長期的勞累積勞成疾,讓他在33歲那年就早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是龔自珍親眼看到的,一個活脫脫的青年為了功名,奮力地掙扎在科考路上所上演的人生悲劇。

但是,科舉考試的路再艱難,也是龔自珍必須要走的,他沒有別的選擇。17歲那年,父親把他帶到國子監拜國子監祭酒蔣祥墀為師。實際上,父親是為他能夠順利地考取貢生尋找門路。也就是在這里,他父親帶他看了先秦時留下來的十只石鼓,上面刻著人們不認識的籀文,讓這個17歲的少年萌生了濃厚的興趣。

就在這年閏五月,龔自珍的父親和叔叔(比麗正晚兩屆,于1802年中進士)同時被皇上點為廣西和湖北的鄉試正考官,兄弟二人同時被點為兩省鄉試大考,在當時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清代的中央官府尤其禮部是清水衙門,俸祿很低,賺不到外快。所以,能出去主持鄉試大考,是一件既發財又交人的好事。有人說,朝官去外省當一次鄉試主考官,比當三年知縣還肥。估計,這是龔自珍父親當官以來撈到的第一桶金。

就在父親去外省大考的時候,龔自珍結識了他的第一個密友,忘年交王曇。

說起他的這位忘年交,卻是一個驚世駭俗的人物。龔自珍18歲,王曇已經51歲了。王曇是浙江秀水人,也算是龔自珍的老鄉了。史載,王曇是乾隆朝的舉人,從小行俠仗義,能耍寶劍,愛說大話。嘉慶初年白蓮教起事,他吹噓會一種掌心雷,能破萬人膽,權臣和珅的一個親信,推薦他去破白蓮教。后來隨著乾隆的去世,和珅的倒臺,從而引起士林的一片嘲笑聲。此后,在他一連參加五六次進士大考時,考官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取中他。就這樣,他一直混在北京,靠著他和妻子畫畫賣錢度日,成了一個“老北漂”。對現實的不滿和謾罵,成了這個懷才不遇的“老北漂”性格的主要特征。王曇對青年時期龔自珍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響。

19歲時,龔自珍在北京應順天府鄉試考取了副榜第二十八名貢生,俗稱“副貢”。所謂貢生,寓意為把少年俊才進貢給皇上。而在民間,則習慣地稱貢生為“秀才”。一般是只有有了貢生的“學歷”,才可以報考舉人。而只有有了舉人的學歷,才可以報考進士。進士、進士,即進而為士,中了進士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由中央統一分配當官了。所以,凡是經過多層次考試而不是花錢捐的官,就是正途出身。而靠花錢捐來的官,總覺得理不直氣不壯,有一種讓人歧視的感覺。

1812年,21歲的龔自珍以貢生的身份考取武英殿校錄。清代沒有打印機和復印機,所有的文件全靠手寫手抄,所以,一份相同的文件要分到很多個部門時,需要用很多人去做抄寫、校對的工作。這是一種非官員待遇,臨時聘用人員干的工作。估計是他父親怕他呆長了學壞,讓他有點事干,邊干邊學地準備將來考舉人、考進士。

龔自珍剛上班沒有幾天,就從朝中下來一道圣旨,父親外放為徽州知府。所以,這年的春季,龔自珍就和父母一起全家搬離了北京。從12歲到21歲,龔自珍在北京生活了9年。

北京9年,龔自珍曾在詩文中提到過,他在14歲時就學過古今官制之學;后因為讀了《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始為目錄之學;去國子監見石鼓文,始為金石之學;進武英殿校對了幾天“文件”,又說自己學了校讎之學等,顯然夸大的成分太多。今天看來,他當時充其量只是接觸了這幾種學問的皮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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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府是江南比較富裕的地區之一。過去有句話叫“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所以,龔麗正當知府這三年,是他撈的第二桶金。

龔自珍隨父母到徽州后,就隨母親去蘇州省親,而其中最主要內容是給龔自珍完婚。這年四月,他和表妹段美貞在蘇州外公家辦完了喜事。接著,他帶著新娘回杭州老宅看望叔伯兄弟們。轉了一大圈后回到徽州,他就把妻子留在徽州父親的衙署,只身北上去趕下一屆的北京順天鄉試。

1812年,22歲的龔自珍應順天鄉試沒有考中舉人,妻子在徽州病亡的信卻送到了北京,他于是匆忙趕回去奔喪。就在他奔回家的半路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爆發了天理教起義,北京的天理教竟然在太監的引領下攻進了紫禁城,這可是大清建國二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大事件。好在嘉慶皇帝在熱河避暑,才沒有造成太嚴重的后果。

龔自珍返回南方經過的地方,正是天理起義的區域,他目睹了起義地區民不聊生的生存狀態,也看到了他所尊畏的皇權的虛偽,為他同情勞動人民、蔑視皇權的叛逆性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4歲時,龔自珍在徽州續娶安慶知府的侄孫女何吉云為繼室。25歲時,父親龔麗正任徽州知府期滿,升任江蘇蘇松太兵備道,龔自珍隨全家一起移居上海道署衙門。

蘇松太兵備道,有點像現在的地方警備區司令的職務,是比知府大一級的武官職務。主要負責長江三角洲一帶的社會治安和剿匪工作。當時,這里商業發達,人口稠密,人民富裕,能在這里任兵備道是一個讓很多人艷羨的事情。估計,龔家就是在這里撈到了最后一桶金。

這一時期,龔自珍除幫著父親忙碌衙門事務、攻讀學業外,就是走親訪友,結交當地名流。27歲的時候,他在老家杭州報名參加了又一屆的鄉試大考,一舉考中了第四名舉人。有清一代,有了舉人“學歷”就有進入官場的資格了,不過可不像進士那樣一得到“文憑”就馬上分配成為“公務員”。舉人得等著看哪里出缺,而且至少得有兩次會試沒通過的舉人才可以去補缺。因之,那些多次考不上進士且知道再考多少次都無望的有錢人,就想方設法拉關系走后門去補缺。實在找不到門路的,還可以拿一大筆錢去捐個官來做,但是捐來的官總讓人抬不起頭來,而且還不是個好缺。所以,一般舉人都是一考二考三考地一直考下去,希望搏得個正兒八經的進士出身。龔自珍也不例外,中舉后,父母都希望他來年春天去北京參加會試,也像他父親一樣聯考聯捷,一舉考中進士。

剛過了年就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9歲的龔自珍告別父母妻子,只身赴京,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全國會考。為了兒子的前途,龔麗正多了個心眼兒,給他在京時結識的好友劉逢祿寫了一封十分誠懇的信,當然還有一份厚禮,讓龔自珍到京找他。名義上是拜師學習,實際上是在會試時幫幫忙讓兒子過去。此時,劉逢祿正在禮部當主事,因為治公羊春秋的學問而聞名當時,并多次參與會試出題和閱卷(考生把給自己閱卷的老師稱為“坐師”)。其實在當時,有地位的官僚們為了兒子的前途都在這么做,也是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

非常遺憾的是,這次劉逢祿沒有當上龔自珍的座師,沒有幫上忙,龔自珍第一次向官場沖刺的努力以失敗告終。這次大考湖南邵陽的魏源也來了,不過他是到順天府參加舉人考試的。幸運的是,魏源一考中舉,就留在京師準備參加后年正常年份的會試。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中國近代史上兩個著名人物龔自珍和魏源,在攀爬“國考”這架梯子時相識了。


杭州龔自珍故居僅存的正房:龔自珍故居位于杭州火車站附近的馬坡巷,又稱“小米園”。這里是龔自珍的出生地,現在已辟為龔自珍紀念館。紀念館占地680多平方米,主體為六開間二層木結構建筑。古樸典雅,環境清幽。龔自珍12歲隨父離鄉,道光十九年(1839年)最后一次回杭,其間很少回來。現館內陳列著龔自珍生平事跡介紹和名家書畫等。紀念館現已被列為杭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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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和龔自珍同時拜在劉逢祿門下,積極準備后年再上場。劉逢祿發現,他的兩個門生,竟然都是頭腦敏捷、學識根底深厚的人才。尤其是當談到國家形勢、大政得失時,兩個年輕人竟然能把社會弊端結合古代典籍說得頭頭是道,讓這位講究經世致用的學者贊賞不已,便時不時地在臣僚中傳播他們才學如何了得,結果,龔、魏二人未登第但大名卻為很多人所知。

第一次會考落第,龔自珍已是快三十的人了,道光元年(1821年),父親龔麗正果斷地花錢為龔自珍捐了一個內閣中書的職位,使他成為國家正式“公務員”,同時讓他邊干工作邊準備再一次的大考。

在這一年秋天,軍機章京出缺,援例要在內閣中書中選拔。龔自珍自恃才高八斗參加了考試,令他沮喪的是沒有被錄取,于是他一連寫出了《小游仙詩》15首,嘻笑怒罵地發泄心中不滿情緒。

兩年后的道光二年(1822年),閏三月,是因為道光皇帝登基額外增加的一次考試,因此叫做“恩科”。龔自珍、魏源、鄧傳密三人同時入場參加會試,結果三人同時落榜。估計魏源、鄧傳密的老子沒有能力為他們捐官,他們只得離開北京去古北口給守在那里的直隸提督楊芳當幕僚,龔自珍則繼續留在北京當他的內閣中書。龔自珍孤身留在北京,居住的具體地方叫做北京城南圓通觀的魁星閣,雇了一個老仆侍候他的飲食起居,過起了“北漂”生活。

如果把滿清王朝的政治體系比作一套完整的神經系統的話,那么,內閣就是這套神經系統的中樞。內閣的最高官員是三大殿的大學士(舊稱宰相,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內閣的成員由近200位學識淵博的滿、漢、蒙三個族別的員工擔任,主要是為皇上和朝廷大員們制定政策條款時查找資料,提供歷史和現實各種信息,高級的中書還得起草文件,還有的擔任滿、蒙文字的翻譯工作。內閣中書雖然地位低下,但卻最早知道國家出臺的和即將出臺的方針政策的具體內容,可以進入大內查看所有的歷史檔案,甚至可以查看歷任皇帝的朱批文件手諭。他們憑著進出紫禁城的腰牌,可以通過東華門(專門為進宮的官員開的宮門)進入大內,這在其他衙門里,就是府道大員來京,都是不能隨便進入的地方。這就是龔自珍的詩詞里,常把自己說成是“東華生”的原因了。讓龔自珍大開眼界的同時,也讓他一腳踏進了清政府最核心的機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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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20到1822這三年間,龔自珍除了中間請了幾個月假回上海外,基本上都是待在北京邊上班邊備考和參加兩次大考的。這三年,到北京參考的舉子云集,他又是一個有錢的公子哥,還是一個有了正式工作的人,所以,他結交了很多外地朋友。同時,也是他的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之一。在內閣任職期間,他對新疆和蒙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到處搜集資料和地圖,準備寫一部40多卷本的大型《蒙古圖志》。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他搜集了大量的資料,有些資料甚至是孤本。在他回家時,怕留在北京弄丟了,就把它們帶回了上海家中。而關于新疆,他通過閱讀歷史檔案,知道俄國人一直對那里虎視眈眈,于是,感到應該提早預防,就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出發,向他的上級內閣大學士上了一疏,叫做《西域置行省議》,在清代第一次提出將新疆改為行省。可以想象的是,剛上班沒幾天的小職員,可能連大學士(宰相)的面都沒有見過幾次,就向大學士上書,誰會理會他呢。因此,人們都以看到怪物的眼光來看他。他又多了個外號叫“龔呆子”。

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龔家在上海的道署衙門突然發生火災。燒了公房不算,他家的5萬卷藏書包括龔自珍搜集來的蒙古圖志的大量珍貴資料化為灰燼。龔自珍的父親任職三年政績考核,因為這場火災,不但沒有升職,反而降了一級俸祿,還要他自掏腰包修繕衙署。好在沒有撤職,還讓他仍署原官。只是龔自珍的母親因此嚇出病來,臥床不起。一個月后,這個壞消息傳到北京,龔自珍痛不欲生,急忙往古北口寫了一封信,請求好友鄧傳密來京,替他照看房子和圖書,他則于本年十一月向上級請假,于一個月后回到上海家中安慰父母。

在家里只過了一個春節,龔自珍就匆匆趕回北京上班。沒想剛過半年,龔自珍的母親就在上海因病去世了。照例,龔自珍回家守孝三年。

從道光三年到道光六年,三年時間里龔自珍除了把母親尸骨送到杭州祖墳安葬外,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昆山買了一處房地產。先前,龔自珍的父親用了500兩銀子在昆山的玉山旁買了一塊土地。這回又買了房子,而這套房產原是康熙朝吏部侍郎徐秉義的,規模一定不小,估計一定是花了一大筆銀子。這是龔自珍的父親自當官以來二十多年,或從老家杭州出來后,為自己也是給兒子置下的非常像樣的一份產業。龔自珍也因此喜出望外,為這一別業取名為“羽琌山館”,還為自己取了個別號叫“羽琌山民”。(據古代神話故事《穆天子傳》記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又有“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之說。古人把收藏奇珍異寶、秘典圖史的地方稱作“羽琌”或“羽陵”。龔自珍在《反祈招》序中說:“羽陵異書之所藏。”明確說明這座羽琌山館是他收藏奇珍異書的地方。)

此時的龔自珍露出了富家公子哥的本性,大把地花起錢來,主要表現在四處收買古董和圖書。古董里有古印章、古硯臺、古鏡、古劍、古鼎等珍寶,統稱“三秘十華九十供奉”計一百余件。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花了690多兩紋銀,居然把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的玉印弄到了手。

正在龔自珍陶醉在他的山館別墅和他的稀世古玩里的時候,魏源去上海路過昆山來訪。原來,此時魏源正在江蘇巡撫陶澍的手下當幕僚,為了漕糧海運的事情,到上海去考察的。他們約好,要在道光六年同去京師參加進士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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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1826年),35歲的龔自珍在昆山過了一個全家團圓的新年,然后他帶著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兒女,還有他的父親一同北上京城。父親龔麗正是因為三年兵備道期滿,照例進京述職的。清代官場規定,所有的地方府道大員,每任職三年都要到吏部述職,經吏部考核(稱為京察),確認政績好壞,決定其是否留任或降職或升職。龔自珍選擇這一年入京,是要參加春三月的又一次會試大考的。又因為他為母守孝三年期滿,可以回內閣上班,一般不會再回南方了,所以,帶著妻子兒女一同進京,作了長期定居北京的打算,估計上斜街的龔家房子就是這時買下來的。

春三月,龔自珍再一次參加會試仍落第。但這一次落第,卻使龔自珍真正出名并為士林所知。史載,這一次大考,閱卷的考官正是父親前幾年為他找好的老師劉逢祿。清代的舉人進士考試,雖然實行的是“糊名法”(即考卷是密封的),但從答題的字體到文章內容,劉逢祿一眼就認出了他手里的卷子是龔自珍的;另外,他還在相鄰閱卷大臣的手里,發現了魏源的卷子。于是,他極力向上推薦他的這兩個門生。但是,無論他怎么爭取,在會評的時候,還是沒有錄取他們倆。對此,劉逢祿作了一首《傷湖南、浙江二遺卷》的詩,在極口贊美龔魏二人才學的同時,尤為他們的落榜抱屈。由于劉逢祿是當時的大儒,名震朝野,所以,此詩一出,龔魏之名大噪京師,都以能認識這兩個人為榮。龔魏齊名,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龔自珍從道光六年入京,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辭官出都共13年時間,他一直和家人生活在北京。這段時間里,龔自珍主要經歷了如下有影響的事情:

道光七年,龔自珍36歲,62歲的老父親龔麗正以自己有病為由申請退休。估計是述職不合格,在北京待了半年也沒有被朝廷安排,才自己提出辭職的。

道光九年38歲時,參加第六次會試勉強考中進士。因為他的書法不符合清代館閣體的要求,殿試三次不及格而把他排到三甲第九十五名。

道光十一年40歲時,龔自珍把自家上斜街的房子以2200兩銀子賣給了番禺鹽商潘仕成,全家搬到爛面胡同租房居住。

道光十二年41歲時,京師大旱,皇帝降旨求言。大學士富俊五次訪問龔自珍征求意見。龔自珍上《當世急務八條》書,富俊讀至“汰冗濫”(裁去那些沒有水平的官員)一語,動色以為難行。

道光十四年43歲時,參加朝廷的考試差(到外地做鄉試的考官)未入選。

道光十五年44歲時,升任宗人府主事(相當于今天的正處級)。

道光十七年46歲時,龔自珍京察為一等(優秀),照例引見(皇帝接見)。被選為湖北同知,他自己力辭不就,改授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這一年,因為經濟原因,他把家搬到另外一處較小的房子居住。

道光十八年47歲,因事懺其長官,被奪俸一年(一年不發工資)。生活困頓,快過春節時,去保陽(今河北保定)向蒙古族朋友、直隸布政使托渾布借錢度日。這年末,林則徐奉旨去廣州禁煙,龔自珍想離開京城官場,寫信自薦愿隨同前往,卻被林則徐婉言謝絕。

總之,龔自珍考中進士,為他的官場生涯鋪出了一條光明大道。最初幾年,他也確實意氣風發,經常和他的朋友們如魏源、吳葆晉、湯鵬、林則徐、黃爵滋、徐寶善、張維屏、包世臣、端木國瑚等新老進士官僚,或游城南花之寺,或游城西尺五莊,或游法源寺,或集于某處風景名勝處或某家書齋賦詩吟詠。但是到后來,他的家境每況愈下的同時,又因為他口不擇言,直陳時弊,多不合時宜,動與世懺,仕途也越來越不順,最后只得辭官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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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農歷己亥年,1839年)四月二十三日,48歲的龔自珍帶著滿身創傷踏上了回南方老家的漫漫長路。“黃金白發兩飄蕭”是他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促成他辭官出都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因為他得罪了某個權貴,確實是有人要謀害他;二是家里太窮,實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龔自珍無法在官場中生存,選擇自我流放。因為沒有錢,連家小都無法帶走。雇了兩掛馬車,一車載書,一車自載。而這些行頭,都是他的朋友花錢為他置辦的。他的密友吳葆晉把他送出京城外七里遠的地方,以茶代酒為其餞行。吳葆晉是龔自珍的“三同”朋友,即同年中舉、同年中進士、同因會試不及格而入中書,并且在一起工作10年之久,對他說話口無遮攔的性情非常了解。好友魏源在外地曾給龔自珍寫過一封信,“近聞兄酒席譚論,尚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庭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茍不擇而施,則于明哲保身之誼,恐深有關,不但德行之疵而已。”遙遠的歸鄉長路,吳葆晉對他的朋友放心不下,以茶代酒,還是怕他酒后失言以致于惹禍。不然的話,相處10年之久的朋友分別,不至于連一頓酒都請不起吧。

憤怒出詩人,坎坷也出詩人,而這兩個條件龔自珍全占了。出京后的一路上,龔自珍詩興大發,來了靈感就寫詩。每寫出一首,他就把寫詩的紙揉成團兒扔進小筐里。最后,小筐里積了315個紙團共315首詩,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在這組詩里,龔自珍不但唱出了自己一生的經歷,也唱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彈丸壘到十枚時”的末世挽歌。


龔自珍遺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三(1841年8月19日),龔自珍為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作序,距龔自珍暴亡的八月十二日僅一個月零九天,堪稱絕筆。龔自珍因為其書法不合館閣體的要求而險些落地,觀其遺墨,確實很有個性,和那些如同印刷體般規整的館閣體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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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長江就是鎮江,只見人山人海,一打聽,原來近一段時間少雨,今天又是玉皇大帝的誕生日,老百姓在幾個道士的帶領下正在進行求雨儀式和慶祝玉皇的誕日。龔自珍以詩文名震天下,他認識的一個朋友便拉他去見廟會的主持道長,說請他寫祭祀的“青詞”(類似禱告的咒語)。龔自珍一下子難住了,他這雙手一直都在寫詩寫文,再不就是寫官場上那些無聊的文書,哪里會寫什么青詞啊。只是他無論怎么也推卻不了,于是他凝神屏氣,看著老百姓一張張渴求的臉,他們都把希望寄托給了蒼天,可蒼天又能給老百姓什么呢。想到一天天沒落下去的王朝,多么希望玉皇大帝能夠降生幾個能扭轉乾坤的人物啊。就這樣,他揮灑自如,寫出了四句話: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全詩氣格蒼涼悲壯,有氣吞山河的力量。后人評價,此詩表達出了呼喚變革的先聲。

兩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龔自珍受聘主講丹陽書院。閏三月初五,父親龔麗正以75歲高齡病逝于杭州老宅。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年僅50歲的龔自珍暴卒于丹陽書院的公寓里,死因至今不明。

龔自珍死得相當突然,因為他去世前的那些天里始終到處奔走,身體沒有發現任何毛病。就在他暴死的前幾天,他曾到揚州看望好友魏源,并為他的一把扇子題詩;也是在揚州,他還答應河道總督麟慶,為他即將成書的《鴻雪因緣圖記》第三卷寫序言;也是在八月初,鴉片戰爭的戰火燒到上海,他還給上海的江蘇巡撫梁章鉅寫信,打算辭去書院主講的職務去他那里當幕僚,參加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戰斗;也是在他死的前幾天,上海道來信,打算為前任兵備道、已故的龔自珍的父親龔麗正立個牌坊,想在牌坊落成之日,請龔自珍蒞臨題字。種種跡象表明,龔自珍絕不可能是自殺,也不可能是得了急癥。很多人都懷疑,龔自珍是被人謀害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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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出生于世代官僚人家,從小衣食無憂。他又天性聰明,在祖父輩的呵護下,養成了大家公子哥的無拘無束的性格。“少時讀《東方朔傳》,恍惚若有所遇,自謂曼倩后身。”最先表現出來的是說話直來直去,敢于說些別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摘錄幾條如下:

他說:“《長恨歌》里有一句‘回頭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欄妓女之語,豈是貴妃風度耶,白居易真乃千古惡詩之祖。”

他勉強考中了三甲進士,坐師是禮部侍郎王植。把試卷拿到手里后,有人告訴王植,這是浙江龔自珍的,“此人性喜罵,不如薦之,如不薦,此人罵必甚。”王植聽了,果然取中了他。過后,有人問龔自珍坐師是哪位?龔自珍說,“實希奇,乃無名小卒王植耳。”王植知道后無奈地對勸他的人說,“依汝言薦之,中矣,而仍不免罵,奈何?”

龔自珍自恃才高,甚至連他的父親和叔叔都瞧不起。有人問他父親的文章如何,他說,“稍通氣。”問到他的叔叔龔守正時,他則說,“一竅不通。”有人問他叔叔龔守正作何學問,他則不屑地譏諷說,“吾叔讀五色書學問,紅面者,晉紳;黃面者,京報;黑面者,稟貼;白面者,知會;藍面者,賬簿也。”就是說,他的叔叔除了官員之間應酬的信函、報紙、請貼及賬簿外,其他什么學問也不懂。

他甚至連皇子皇孫都敢嘲笑。如,某次在陶然亭游玩,大家提出賦詩聯對。某王孫出上句曰:“柳暗花明三月天。”龔自珍對下句:“太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孫奇怪地說:“我輩賦詩,只以七言或五言,子乃成八字,何耶?”龔自珍說:“子乃賦詩耶?若賦詩,吾定以七、五言報矣。”言外之意,你這上聯哪里是詩啊,分明是句順口溜。

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對皇帝老兒大不敬。有一次在酒宴上,大伙都喝高了。有人提到正大光明殿(皇上坐的大殿),他竟然說那是“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嚇得他的好友們都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對皇帝大不敬,那可是要殺頭的。

除了說話不管不顧外,龔自珍的行為也超出常人,多驚世駭俗之舉:

山民(龔自珍晚號)不喜治生(不會理財),交游多山僧、畸士,下逮閨秀、優倡(妓女),揮金如土。一日,山民至(揚州魏源的絜園),見所著白狐裘下截皆泥污,而上半甚新。詢之,乃他人所贈。蓋贈者身修長,山民故短小,不知付匠修改,雖半入泥涂弗覺耳。

山民至揚,多寓秋實軒(魏源絜園中)。一夕,與客談甚歡,遂坐桌上。迨送客,靴不知所在。越數日,山民行,仆輩于帳頂得之。蓋談笑極愜,手舞足蹈,無意之際,不知靴之飛去耳。后號是處為“龔定庵飛靴處”。

在京嘗乘驢車,獨游豐臺,于芍藥深處藉地坐,拉一人共飲,亢聲高歌,花片皆落。益陽湯中郎鵬過之,公亦拉與飲。郎中問同坐何人,公不答。郎中疑為仙,又疑為俠,終不知其人。

少好讀王文荊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手錄凡九通,慨然有經世之志。

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履,十年不更。時九月也,秋氣肅然,公衣紗衣,絲理寸斷,脫帽露頂,發中生氣勃勃然……

以上這些生動的描述,都是出自當時親眼所見的年輕人之手,其中一位是龔自珍兒媳婦的弟弟陳元祿,一位是魏源的孫子魏季子。他們用幾近畫家的筆法,為我們畫出了一個不修邊幅、行為怪誕、思維敏捷、言語尖刻、嫉惡如仇、花錢大手大腳、生活一塌糊涂的文人的典型形象。

10

龔自珍活著的時候,越混越背,直至退出官場,落拓風塵,暴死江湖。但死后卻聲譽日隆,現在已是公認的近代啟蒙思想家。

龔自珍思想家的地位不是他自封的,而是他去世后不久,一代又一代的優秀人物共同確認的。

比他稍晚些的左宗棠說:“道光朝,講經世之學,唯默深(魏源)與定庵(龔自珍)。”

另一位“中興”名臣李鴻章,對龔自珍首倡在西域設行省評價極高:“古今雄偉非常之舉,往往創于書生憂患之所得。龔自珍議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設置于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其尤犖犖大者。”(按:1884年11月17日,清朝政府正式批準建立新疆省,距龔自珍1820年提出此建議已是60多年。李鴻章對龔自珍的這段評價應是在新疆建省后做出的。龔自珍提出這項建議時無人理睬,他既憤懣又自信,寫下了“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的詩句。五十年后,他的預言果然應驗,說明他確有預見性,李鴻章欽佩的也正是這一點。)

再往后,就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的評價:“當嘉道間,舉國醉夢于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時,舉世莫及也。生網密之世,風儀隱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偉大事業連犿,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吾見并世諸賢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芒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際未有不受激刺也。” 又說“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梁啟超的話,說明龔自珍對他那一代思想家的影響:初讀龔自珍,如同受到電擊一樣刺激強烈,只是后來再深入讀下去,才覺得龔自珍的思想深度就不夠了,他認為龔自珍是“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

比梁啟超再晚些,革命派的思想家們登上歷史舞臺,著名的詩人、南社領導人柳亞子評價龔自珍“三百年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南社的社友達1000多人,黃興、守教紅、陳其美等都是南社社友,他們最推崇的詩人就是龔自珍,曾上千次地引用龔自珍的詩句,龔自珍的反叛思想在清末民初終于發酵了。

再后來就是毛澤東,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龔自珍“九州生氣恃風雪”的詩句,他的引用,讓龔自珍的影響在建國以后仍在延續。記得我們上中學時,語文課本中就有龔自珍的散文《病梅館記》。

為什么龔自珍對后世產生了這么大的影響,這是由他的思想內容決定的。

11

龔自珍的思想內容概括起來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對時代的批判。

龔自珍生于乾隆年間,成長于嘉慶、道光年間,主要工作時間是道光年間。盡管現在的史書,幾乎眾口一詞地指稱那是一個黑暗、停滯和落后的年代,但在當時,并不是這么回事。國家已經很久沒有大的戰爭,可謂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當政的道光皇帝雖然心眼不壞,但才具平平,所用者也多是平庸之人。官員們按照公平的科舉考試進入官場,進入官場后又按照同樣公平的方式,論資排輩,熬年頭,往上爬。不思進取,也沒法兒思進取,那是一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年代,進取就是生是非。這種官場規則把官員們淘洗得只知諂上欺下,撈取個人好處。那是一個慵懶的時代,沒人想往快里跑,也不允許任何人往快里跑;那是一個幸福的時代,沒有血雨腥風,人們安享著太平年間的快樂,快樂得有些墮落,嫖娼、看戲、抽大煙、玩古董。要想這么快樂,沒錢是不行的,至少消費得起的士大夫們收入不低。在當時,從上到下,公認這是一個盛世,是康乾盛世的延續。

不理解這個時代背景,就不理解龔自珍的價值,在一片歌舞升平、文恬武嬉的盛世風景中,龔自珍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不和諧音,他刺耳地指出,是一個“衰世”,“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丑色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之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他的文言文有些拗口,譯成現在的大白話就是說:從表面看來,是個大治之世,但實際上是衰世,衰世的很多現象和治世是很相像的,大家像治世時那么和平,那么快樂,那么沒有是非觀(治世因為天下大治,不必有是非觀,而衰世是因為人心墮落,根本就沒有是非觀),天下沒有反對的聲音(治世是因為國家治理得好,所以老百姓沒有意見,而衰世是因為每個人只顧自己的享樂,顧不上管天下大事,懶得發出不同聲音,還給自己找麻煩)。在這個衰世中,沒有一個像樣的人才,不僅朝堂之上無有才干的官員,就是市井之中,連個有才干的小偷和無賴都沒有。面對這個主流社會認為是和平盛世的時代,龔自珍發出了“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的嘆息。從這一點上看,梁啟超評價龔自珍“其察微之時,舉世莫及也”,是非常準確的。

龔自珍對這個“衰世”的批判是全方位的,他批判當時官員們的作風,“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閑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夸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愛眷之法。”這話還得翻譯過來,今天的人才能看懂:“官員在面見皇帝或上級時,不是考慮匯報干什么工作,而察顏觀色地討好上級,尋找上級喜歡的話說,如果說到點子上了,上級一高興,賞他吃個飯或多聊會天兒,這個官員就高興得不得了,到處宣揚。對自己門生和老婆孩子都揚揚自得地叨叨:看,上面誰誰對我多好,和我談多長時間,還請我吃飯了。一旦沒說對點上,上級發了一點小脾氣,這官員就嚇得不得了,哭天搶地跑出來,到處求人打聽,上面那官兒到底喜歡什么呢?”這種形象,今天的人們也該不會陌生吧!龔自珍指出這種以奉迎討好為唯一工作標準的官員們,根本不想正事兒,也沒真本事,一旦真正面臨危險,根本無法應付。

他批判當時官場按資排輩的現象,從一個七品官熬到一品官至少要三十年,等到當了一品大官,人也衰老得干不動什么了,只求多撈點兒錢保住子孫后代的富貴,其實也就是保住自己老有所養。

他批判科舉取士的制度已經是一個汰優取劣的制度,通過科舉制,把那些有“骨力”(即有個人見解)的人士排除在官場之外,進入官場的只是些根本擔當不起江山社稷的軟骨病患者,這些人就像用稻草扎成的草人,里面再裝些腐肉,這些行尸走肉般的人充斥了朝堂,一旦來一場大的風波,必然荒忽飛揚,化為泥沙。

他的批判還直接觸及了封建統治的核心——君主集權制度,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指出帝王們均是靠陰謀詭計上來的,并以摧殘士大夫的自尊心(即廉恥感)作為統治技術。所以,他希望帝王們應該像春秋時諸國國君對待賓客那樣的尊重,對待現在的大臣。

盡管對時代的批判非常犀利,也呼吁變革,說“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變革”,但并沒有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坦承“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但開風氣不為先”。

第二,關心邊疆史地,對西北邊防和東南邊防,都提出了未雨綢繆的建議。

前文說過,早在1820年,他就提出過在新疆(西域)設行省的建議,這建議在經歷過“阿古柏之亂”“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后,終于得到了落實,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對龔自珍的認可,就是從這件事上說起的。

他在提出西域設行省建議的同時,還研究蒙古問題,編著《蒙古圖志》,近代關于邊疆史地的研究,龔自珍是開山者之一。這種研究不僅為西北邊疆實務提供了知識儲備,還作為一種學術資源,促進了現代邊政學和西北考古學的發展。

他也敏銳地注意到東南沿海的問題,他對鴉片深惡痛絕,寫詩描述那些吸煙片的人如同鬼魅一樣眼淚亂流的丑態,在寫《西域置行省議》的同時,他還寫過《東南罷番舶議》,此文現已散佚,但根據他在其它地方的言論,可以推測是主張在東南沿海禁止鴉片貿易(他后來給林則徐還提過這方面的政策建議),同時,還要保持與英國等外國的正常貿易。

第三,對西方外來勢力對中國影響的預感。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還沒有發生鴉片戰爭,因此,全國上上下下對西方國家可能對中國帶來的影響毫無所知。龔自珍則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識到了俄羅斯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所以才有在西域設行省之議,他意識到與英國的正常貿易的重要性,認為進口一些大米之類的必需品是必要的,但鐘表、燕窩這些奢侈品則不宜進口,他也意識到熱兵器(也稱“火器”)的重要,認為這是防守沿海最需要重視的兵器,等等。總之,他以一種比較正常的心態意識到了外部力量的存在,而且意識到將與之持久打交道。但囿于知識所限,他對外國的情況不甚了解,這項工作是由他的朋友林則徐、魏源等完成的,但也正因為他不排拒去了解外國,才使得他們有了共同的溝通基礎。

12

今天我們如何認識龔自珍的思想價值?

其實,在前面我們所引述的歷代名人對龔自珍的評價中,我們能夠看到,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場,從他思想中汲取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比如左宗棠、李鴻章,看中的是他對邊疆史地這類經世致用學問的研究,因為這些人本身就是封疆大吏,又是在強鄰環伺下應對危機,所以,對龔自珍的先見之明有所共鳴。而梁啟超之后的人,出于改造社會的動機,汲取的主要是龔自珍批判社會、鼓吹個性自由解放的內容,那也是由于他們并非當權者,而是要奪權鬧改良的地位所決定的,他們需要龔自珍所提供的“批判的武器”。

從龔自珍自身的角度而言,他的思想不是憑空而來的,而產生于他親自經歷的生活環境,當時那個時代就是那么平庸墮落,那種行尸走肉的生活是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的,只不過絕大多數人都隨波逐流,不去想這類事兒罷了。龔自珍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他不滿于這種生活現狀,對此提出了犀利的批判。這是由他的個性決定的。他才華橫溢、個性十足,不愿意接受八股科場以及平庸官場的規則約束,當然,良好的家境也為他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使他可以不接受這些規則的約束,還能過著詩酒相娛的舒服日子。他對社會的批判基本上都是其自身個性的直接反映:他屢試不第,所以對科舉制度有意見;他才高八斗,擅經世致用之學,所提出的建議均極具前瞻性,可是卻無人賞識重用,只能在官場中論資排輩熬年頭,所以,他對這種用官制度做出強烈的批判;他博學多見,又敏感細膩,所以,對已出現外國侵略萌芽的中國邊疆問題預先做了研究,可是得到的仍是冷遇,這種境遇讓他對同時代官員的無能與無恥大加撻伐。他是個多才、多欲、好自由的人,個人行為上也比較放縱,狎妓之事有之,與已婚之婦不明白之事有之(比如他與滿族女詞人顧太清之間的緋聞就是一例)。所以,他的詩文中處處流露出自我中心主義、解放個性的要求,這被后來那些同樣想呼喚個性解放的人所接受。

然而,歷史已經過去170年了,從我們今天的角度看來,龔自珍的思想有著某種重大局限性,這種局限當然不是指他的個性不檢點所帶來的理論與實踐兩張皮,而是指他的思想仍是中國中世紀傳統思想體系之內的產物,看似充滿激進的反叛意識,實際上卻沒有任何新的內容。

只要我們稍微回顧一下中國思想史,被今天一些學者們貼上“啟蒙思想家”標簽的人,從李贄、黃宗羲、顧炎武,再到龔自珍,便會發現,他們的思想、語言如出一轍,說的都是那點兒事,無非是嘲弄士大夫們無能、無恥,只會溜須拍馬、貪鄙鉆營,批評科舉取士取出的皆是無用的玩意兒,再就是對上級甚至皇帝表示不敬(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沒有得到皇帝重用產生的挫折感,如果有個新皇帝重用這些人,這些人也會肝腦涂地,一忠到死的,其愚忠程度遠高于那些毫無志節的貪官污吏),也就是說這些人除了謾罵時代風氣之外,并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文明要素,比如科學,比如民主等。現在,很多人把個性解放當作“現代性”的標志,其實,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所謂個性解放就是縱欲,李贄、龔自珍都是這么認為的,而中國古代從來不缺縱欲主義,只不過縱欲要有條件,就是要有錢、有權,否則憑什么去縱欲!從龔自珍所抒發的個性解放要求看,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己縱欲不夠的牢騷。所以,個性解放不能當作是現代性的標志,現代性的真正標志只有兩條:民主與科學,用哲學化的術語說就是公共理性與科學理性,而中國這些思想家們是絲毫沒有這些東西的。中國思想家們對集權制的批判只是因為自己沒掌權,一旦掌了權,立即會變得比他的那些批判對象還要集權,他們從來沒有想出過一個在公共理性基礎上的新的權力關系體系來。嚴格地說來,龔自珍這類的思想家,稱不上是啟蒙思想家,他們只是反叛思想家,是出于自己的個性和實際生活地位,而反叛當下時代的人物,他們本身也處于蒙昧之中。

這就是龔自珍的全部意義,他標志著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自我啟蒙的最高水平,不是龔自珍個人的水平最高,而是那些思想家們,從李贄到顧炎武,再到龔自珍,他們的水平是一樣高的,他們的最高水平是對時代的反抗,是對那些垃圾一般行尸走肉的同僚的反叛,然而從邏輯上看,既使他們的理想得以實現,所建立起的新世界依然是這樣的一個垃圾世界。

龔自珍或許是一個舊時代的終結者,但絕不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啟者,中國的新時代是由外來的力量,通過林則徐、魏源這樣的人物開啟的,他們被迫接受并引進了西方的現代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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