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了想請3天病假，公司讓我提交證明再走審批程序。”請假前，鄭州某企業員工劉亞培通過線上醫療平臺購買了感冒藥，后因沒有好轉，就近至一家社區醫院治療，但公司不認可線上平臺和社區醫院的證明，要求提供二甲及以上醫院的病假條。最終，因沒能提供二甲及以上醫院的病假條，劉亞培的病假申請沒有被公司批準。記者梳理發現，劉亞培的遭遇不是個例。

人吃五谷雜糧，經歷天氣變化，難免不生各種病。作為勞動者，生病請假是常見現象，然而，有的遭遇請病假難，有的休病假后工資被隨意扣減，導致勞動者的健康權益、薪資權益被侵害。對此，勞動者希望請病假審批程序能簡單些、門檻能低些。而記者采訪發現，現行病假制度由于規定相對滯后、長期未調整等因素，在適用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這都提醒我們，亟須完善病假制度使之與時俱進。

報道列舉的案例很能說明問題。劉亞培請病假經歷一波三折后仍未獲批，原因是社區醫院開具的請假證明不符合公司規定要求。而在一家幼兒園擔任教師的許曉琦，因病請假1個月，次月工資僅154.21元，“學校方面稱，請病假需要扣除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這意味著請病假成本似乎由勞動者獨自承擔，用人單位“一毛不拔”。這兩個案例印證了現行病假制度，至少釀造了兩種不合理的現象。

按說，勞動者身體處于健康狀態，才能保質保量完成本職工作。如果用人單位不批準病假，等于強迫勞動者“帶病工作”，不但不夠人性，也影響工作效率效果，還影響員工對單位的認同感和凝聚力。用人單位之所以設置復雜程序和高門檻，一方面是因為某些職工是“偽生病”，某些醫生濫開具虛假病假證明；另一個原因是，認為職工請病假會影響工作部署或增加用工成本，以高門檻減少請病假。

進一步深究，根源是現行病假制度滯后于時代發展。雖然1992年《關于加強企業傷病長休職工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職工因傷病需要休假的，應提交企業醫療機構或指定醫院開具的疾病診斷證明，并由企業審核批準，但并未明確醫療機構包括社區醫院。這給了用人單位拔高醫院等級的機會。《“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分級診療、基層首診，用人單位不認可社區醫院證明背離新政策精神。

某些用人單位隨意扣減病假工資，與1995年頒布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的病假工資標準偏低有關。讓勞動者獨自承擔病假工資的，則沒有落實該規定。而要讓涉及病假的勞動者的健康權益、薪資權益獲得合理保障，亟需汲取教訓更新病假制度，根治“滯后病”，使用人單位沒有制度依據來設置請病假高門檻，也為勞動者依法維護“病假權益”提供武器。

重新修訂病假制度，既要賦予包括社區醫院在內的基層醫院、低等級醫院開具請病假證明的權利，也要對開具虛假證明的醫生明確處罰措施，更要統一明確開具病假證明的具體要求；既要適當提高病假工資標準，也要建立合理分擔機制。比如有人建議，病假工資可以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共同承擔，就值得參考。另外，勞動仲裁、人民法院也要根據新政策精神和實際情況為勞動者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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