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就這樣，虎歸山林，人要吃人，沒錢，只能落下被吃的下場。

配圖 | 《機動搜查隊404》劇照

“自此以后，我會把關于你的聯系方式和之前的消息記錄全部刪除，你就當我們從來都不認識。如果警察真的順著線索找到你，關于我的事，你就咬死一概不知。”

這是陳亮發給我的最后一條消息，自此，他便像消失了一般，與我斷聯。

三個月后，我從別人口中得知：陳亮已經去蹲監獄了。

陳亮和我是發小，出生在偏僻且落后的承德山村。窮，是這個村子的主色調。如果把貧窮這件事比喻成一幅畫，那陳亮家一定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所有孩子都能穿得起新衣服時，陳亮只能穿他父親種地淘汰下來的衣服，大了三圈的衣服從后背到褲襠滿是花花綠綠的補丁。

他很自卑，但也深知自己的家庭處于買不起新衣服的境地。作為青春期的反抗，他時常用刀片把褲子從襠部劃開，風起，四片褲腿隨風飄揚，露出了紅色的內褲。

同學笑他像電視節目里的小丑。為了附和別人的嘲笑，他開始模仿小丑的裝束，用墨水在臉上涂涂抹抹。就他的話來講，一旦接受了嘲笑，那嘲笑就顯得沒那么可怕了。

劃壞褲子付出的代價是被母親在村里追著打。女人追，陳亮跑，從村東頭到村西頭，從夕陽西下到夜幕降臨。這件事一時間成了村里人茶余飯后喜聞樂見的節目表演。

許是經常逃跑的緣故，陳亮在第一次校運會男子三千米就跑了個第一。別人東倒西歪窩在終點時，他則像個沒事人一樣，拖著自己花花綠綠的褲子，嘲笑他人窩囊。

那時的校運會實質上是選拔，選拔一批體能好的人參加縣里舉辦的運動會。成績好的學校有獎金和證書，成績好的教練有向上晉升的機會。

于是校運會后，陳亮就成了體育老師的“心肝寶貝”。

家里沒鞋，沒關系，體育老師買，沒像樣衣服，也沒關系，體育老師也買。

最終他穿著體育老師資助的套裝，贏下的當年校運會的三枚獎牌：男子三千米第一名，男子八百米第一名，4x4接力第一名。

起初，他的父母不以為意，他們覺得生男孩的作用就是少花點學費多掙點錢，最好是讀完初中就出去務工或者回家種地，而陳亮贏的獎牌即使在收廢品的眼里也是不值錢的。

那年冠軍的獎品是筆記本和雨傘。于他的家庭而言，這兩樣東西同樣一文不值。筆記本能記賬卻抹不平賬，雨傘能遮雨卻擋不住貧窮的不留情面的倒灌。

“也不給錢，天天費勁巴力地跑來跑去，說到底就是不務正業。你們體育老師還囑咐天天給你煮雞蛋，想他媽什么呢？愿意煮他來煮。我還以為跑第一能獎勵點錢呢。”母親邊烙餅，邊抱怨。

“媽，那是榮譽，縣里第一，懂嗎？”陳亮往灶膛里續著秸稈說。

“能當飯吃？我問你，那能不能當飯吃？”女人起身掐腰質問：“你明天就趕緊去告訴你們體育老師，把校隊退了，以后你的任務就是讀幾本書，肚子里有點墨水，別看著和你爹一樣，活像山里抓來的。跑個屁跑，當老師的誤人子弟。”

陳亮沒說什么，灶膛里的火焰肆意跳動，熱烈之后，只剩灰燼。

隔天，陳亮向體育老師說出了母親做的決定。

體育老師不想失去他這個好苗子，于是勸告他：要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

老師是城里人，家境算是殷實，在大家騎摩托車的年代里，他就開著汽車來回上下班。他崇尚自由，把每個人都比作船長，他提倡每個孩子都要把握住自己的人生。但，他不知道的是，窮人家孩子擁有的船并無主導航向的帆。他們下海，之后隨波逐流，沒有夢想，只求茍活。

陳亮那時七年級，十三歲，是個孩子，對自己的人生毫無話語權。他能告訴自己老師的只有那句：“我想走出大山，我不想一輩子都守著土地，看天吃飯。”

2010年的春末，夕陽墜亡前的那一刻里，白得耀眼的豐田車載著陳亮駛進了這座破敗的村莊。體育老師自己墊了三百塊錢，謊稱是冠軍延遲發放的獎金。在毛票橫行的山村里，百元大鈔總有著無可比擬的光輝。

“我想讓陳亮繼續跟著我跑，如果這兩年都能取得好成績，我敢保證他能進城里最好的中學。”體育老師信誓旦旦地和老兩口說著。

但兩人的心根本不在這上面，他們總是時不時地瞟著柜上的三張百元大鈔，生怕一不留神它們就會莫名其妙的消失。

停在門口的轎車（那個年代村里根本看不到），放在家里的現金，面子和里子體育老師都給了陳亮父母。作為回報，他們同意陳亮繼續呆在校隊，參加比賽。

連續兩年的奪冠，使他成為了縣里中學爭搶的“目標人物”，而第三年的三個第一，保送他進了當時縣城最好的重點高中。那個時候，能進這所中學的人，不出意外都能考個像樣的大學。去到好大學也就意味著，關于前半生著窮苦的命途會徹底得到改善。

但他父母看不了那么長遠，總覺得他上高中的開銷會加劇了生活的貧窮。甚至在錄取通知書下來后，還偷偷找人幫陳亮在北京謀個保安的活計。

那個暑假，陳亮約了體育老師一起吃飯，餐館不大，四個菜一瓶酒，算是謝師。

酒過三巡，他和老師講了家里想讓自己去當保安的事。

“瘋了？”體育老師滿眼不解。

窮是絕癥，窮人總習慣亂投醫。

“把電話給我。”體育老師要過陳亮電話打給家里，酒桌對面，他向老人條理清晰的論證著陳亮上學的重要性：“保安一個月三千多，算上吃住，日常開銷，一年下來在北京也剩不下什么錢。這還是不被查的前提下，陳亮不滿十八歲，算是童工，查到就都是麻煩。你們等他讀完高中，考上好大學，大學有國家補助，有獎學金，還能勤工儉學，根本不用花什么錢。畢業之后再去北京，隨隨便便一年二三十萬。你們讓他現在去當保安，順利的話到大學畢業那年也不一定能掙夠十萬塊錢。”

電話那頭陷入沉默，男人乘勝追擊：“為了這個機會，孩子努力了三年，起早貪黑的跑步，他知道，再快一秒，未來就能近一步，我們任何人都不能毀了他。”

最終在體育老師的勸說下，他的父母同意了陳亮上高中這件事。

升學的前幾天，他找我喝了頓酒，醉意朦朧地規劃著往后的生活。跑下去，是他給自己定的目標。

“現在我擁有的一切都是這雙腿跑出來的，我得把握住。”

“以后還會有更多。”我鼓勵他。

“是。”他驕傲地笑了起來。

升入高中并不像初中那般安逸，無論是學習還是跑步，競爭者都提升了一個數量級。陳亮在這樣龐大的人群里，沒有了往日的耀眼。連最擅長的男子三千米也從第一跌落到中等排位。那時候他發瘋似的練習，清晨，黃昏，總能看到一個人在操場上孜孜不倦地奔跑。盡管如此，那時他的最好成績只到第三名。努力在天賦面前，不值一提。

更讓他苦惱的是，高中學業并不如初中那般簡單。隨隨便便一聽就能考個八九十分，高中只要錯過一個知識點，就可能會造成整個科目的斷聯。高中第一年的期中考試，他的數學只考了37分。

那是他人生的第一個低谷，而他反抗的方式不是苦心鉆研文化課，而是重新回到操場繼續跑步。

他和我說：“如果我能在市里跑出成績，大概率還會有保送的機會。”

我本來想勸他先穩定住文化課，畢竟跑步的事于他而言，輕車熟路。但看著他近乎偏執的態度，也就作罷。

但，事不如人愿，在第一次市級比賽里，他沒得到名次。被教練當著校隊所有人的面一頓臭罵。也是因為這段辱罵，讓陳亮萌生了退學的念頭。

高一下半年分班，他選了理科，自以為聰慧過人，只要認真學幾天就能追上來。但月考和期中考試，他的理科成績加起來不到60分，化學甚至只考了8分。也是那張8分的化學試卷，徹底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退學那天，他母親平靜地簽了校方發下來的退學告知書。

比起將來的希望，目前他們家里更缺一個能下地干活的苦力。那時，他的父親病了，無法承擔重活，多半時候只能躺在炕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氣，接連不斷地咳嗽和清理深黃色的黏痰。

陳亮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因為貧窮的緣故，父母也不敢去醫院檢查。他想應該是感冒，會發作很長時間的感冒。

退學回去的日子里，除了春種和秋收，陳亮會到縣城餐館打工，刷盤洗碗，端茶遞水。那段時間，有關他的生活，除了錢還是錢。家庭生活需要錢，父親買藥需要錢……餐館一個月九百的工資對于這樣的生活，杯水車薪。

直到他初中的同班同學王博，帶著自己手下來餐館吃飯那天，他的生活跟著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那天，他點頭哈腰地服務著自己曾經的同學。而王博也做作地介紹著陳亮：“這是我們學校當時的校隊主力，你們想吧，別人五百多分才能去的高中，人家直接保送，不用考試。對了，你這是勤工儉學？現在也沒到放暑假的時候吧。”言畢，包間的人都笑了起來。

曾經帶給他希望和榮譽的頭銜，卻在那天附送了他無窮無盡的羞愧。

“我聽人說，你這腿不趕趟，沒成績退學了？這樣吧，甭干服務員了，來給我看場子吧，干得好，一個月萬八千的，不是問題。”王博臨走時戲謔地告訴他。

陳亮知道那不是玩笑，王博的父親在縣里開著唯一一家豪華酒店，黑道和白道都有關系。他完成義務教育后，便開了自己的酒吧和KTV，招攬了數以百計的小弟。

陳亮不想去，因為他深知看場子的危險性，也深知自己破爛凋敝的家經不起一點折騰。

陳亮父親的病，可能在開始時真像他自己說的，是持續很長時間的感冒。

但隨著時間推移，家里囤積的藥物，不再能緩解父親的病痛。

隔年開春，賣了玉米之后。母親和他商量送父親去醫院檢查。

“為什么不早點來？”醫生拿著X光片責問。

“因為……”陳亮把涌上喉頭的“窮”字咽了回去。

“看看這肺。”醫生拿著筆指指點點。而陳亮只能看見白茫茫的一片，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您給開點藥？”他試探地問。

“開什么藥？趕緊住院吧，這種情況得盡快化療。再拖下去，人就沒了。”

死亡第一次擊中陳亮的腦袋，但比死亡更痛擊他的，是“化療”這個詞背后隱匿的巨額費用。他和父母三個人面面相覷，沉默一時間在診療室蔓延開來。

“我們考慮考慮。”他父親說完，挪動著走了出去。

“你父親這個病很嚴重，這樣吧，你和他溝通一下先辦個住院，別來回折騰了。還有就是，錢沒了可以再掙，人沒了就是沒了。”醫生叮囑陳亮。

那天他說服父親辦了住院。

住院期間，陳亮曾帶著我去找醫生詢問病情和費用。

“先準備十萬塊錢吧，當然，這是保守估計。如果治療過程不太樂觀，可能要考慮轉到北京的大醫院。”

“醫生，對不起，我問一下，這種病一定是能治好吧。”陳亮問。

“五五開，說到底，這是從死神手里搶人，我不敢打保票。”

“意思是十萬花了也可能治不好？”

“對。”

“我們再想想。”

“行，想歸想，記得下去先把住院費交一下。”

陳亮拉著我跑進樓道。

“幫我數數錢。”他邊說便從磨得起球的背包里往出拿錢，一百的，五十的，十塊的。我們點了兩遍，一共是一萬三千五，距離醫生估算的十萬塊錢，簡直天差地別。

“沒數錯吧。”他說著，擦了擦額頭浸出來的汗珠：“怎么就不夠呢？”

陳亮給他父親辦理出院的那天，我幫他收拾帶來衣物。

“小亮，沒事，爹命長著呢。這破地方，待不慣，沒意思。”男人佝僂著身體，一邊整理住院單據一邊說。

“爸……”陳亮沒抬頭地收拾櫥柜里面的衣物，淚水悄悄地墜到了水磨石的地面上。

“回家吧，想家了。”他爸說完，扶著墻，顫顫巍巍地走出病房。

癌最明顯的病癥是咳血，而窮最明顯的癥狀就是無能為力。

盡管放棄了化療，但大把大把的藥物所花費的錢仍舊成了剝削這個貧窮家庭的鐮刀。為了支撐住為數不多讓父親活下去的希望，陳亮辭了服務員的工作，去王博的KTV做了打手。

期間我們聯系幾次，他說自己得到了別人的重用，也說確實掙了不少錢，打算攢夠十萬，帶著父親去醫院化療。

事不如人愿，他的父親到底沒挺到攢夠錢的那天。

2016年9月3號，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在天還沒亮時從村口出發，漫天的紙錢和哭喊把夜空攪得細碎。陳亮舉著照片，木怔地走在前面，看著黃土徹底覆蓋住棺材，匯聚成墳包。

事后喝酒時我告訴陳亮：“這樣的病確實難醫治，你也別太難過。”

他和我說：“這個世界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

“這是什么？”他干了整整一杯二鍋頭后，把胳膊上因為打架新生的疤亮出來問我。

“疤？”

“這個呢？”他邊說邊用指甲叩開傷口，血順著小臂淌到了桌子上。

“血？”

“對，是血，夾雜了貧窮惡臭的血。”

“這不是你的錯。”我安慰他。

“怎么不是？就是我的錯，因為我這雙廢腿跑不出成績，因為我這個豬腦子學不進東西。我本想著考個好大學，找份體面工作，掙些錢，最起碼讓這個家過得稍微好一點，可我什么也沒做到。現在我不這么想了，我爸沒錢治病最終去世，我媽六十多歲還要打理那九畝的玉米地。世界沒給我留太多時間，我得掙錢，不擇手段地掙。你記得那句話嗎？醫院的墻壁傾聽了最多的祈禱。可笑的是，我他媽窮得連祈禱的資格都沒有。”

幾天后，我去了南方上大學，陳亮回了KTV繼續做打手。

我們很少聯系，偶爾聊上幾句也都是無關痛癢的話。

2017年4月1號，他曾打電話給我。

“我找到賺錢的門路了。”他語氣顯得格外激動。

“什么？”我問。

“搖頭丸知道嗎？”他說：“王博說想拉我一起干，這玩意利潤是真大，如果順利，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在縣城買房買車，到時候把我媽接下來住。”

“瘋了？這玩意犯法。”我說完之后，電話那頭陷入了長長的沉默，沉默過后，電話掛斷。

月中，他發微信告訴我：“自此以后，我會把關于你的聯系方式和之前的消息記錄全部刪除，你就當我們從來都不認識。如果警察真的順著線索找到你，關于我的事，你就咬死一概不知。”

“你真瘋了？”我回消息，紅色的感嘆號提示發送失敗。

我們兩個自此失聯。

后來，我在朋友的QQ空間看到了他的近況：

4月28號，他發了張開車的照片，奔馳的方向盤，中控臺放著二十多捆現金。

6月15號，他發了段酒吧的視頻，大理石桌面上依舊擺放著成捆的現金。

7月3號，他發了段酒店的視頻，球賽在五十幾寸的電視上如火如荼地進行，旁邊是一個外國女人，身形暴露地跳著鋼管舞。

9月5號，他發了張圖片，墓碑以及點燃的百元大鈔，并配文：去他媽的世道。

那天之后，他的QQ頭像也徹底暗了下去。

過了很久我才知道，陳亮已經進去蹲了監獄。

關于他進去前的故事，他也在出獄后和我說過。

父親死后，他發了瘋般地想掙錢。那時候他想的是，自己還有個媽，如果命運重蹈覆轍，那他必須得有足夠的錢幫這個女人續命。

那時命運重新在他面前擺了兩條路：一是去大城市謀生，他聽別人說，北京干得好的銷售月入幾萬不是問題。

二是繼續當打手，掙不了太多但能留在縣城。

綜合考慮了家庭境況，他最終留了下來。

其實從職業角度分析，他干得算是不錯。體育生，身體素質好，一個人打兩三個不成問題，那時候KTV打手工資和表現直接掛鉤，能拼能打的工資自然高。

“我們就像王博養的狗，能咬能叫的就能多吃幾塊肉。”陳亮苦笑著和我說：“那時候我就靠著一甩棍一甩棍硬生生把自己干成了他的貼身保鏢，KTV掛名是執行經理。”

2016年底，陳亮幫王博擋了一刀，傷口從肩胛骨劃到了腰上。

為了嘉獎這條狗的忠誠，王博把自己家閑置的奔馳車借給陳亮開，過年時候帶著現金和禮品去看望了陳亮的母親。

“說到底咱們就是窮人，人家施舍一點，就想掏心掏地回報。”陳亮和我說。

2017年初，王博開始籌備販毒事宜。按他的話來說，如果順利，不需幾年，掙的錢能把縣城所有的KTV都盤下來。

“你跟著我干嗎？”王博單獨問過陳亮。

“這東西犯法吧……”陳亮之前只在電影里看過所謂的大毒梟，事真到自己身上，一時間猶豫著難下決定。

“見死不救算不算犯法？某種意義上算是共犯，也就是犯法。但加個前置條件：沒錢付治療費，所以拒絕救人，這還算犯法嗎？”王博看他沒反應，繼續說：“一畝地能收多少斤玉米？一斤玉米能賣一塊錢嗎？種子化肥這些花銷劃出去一年九畝地能掙多少錢？現在咱們這結婚房車彩禮得小一百萬吧。就說種地一年能掙一萬，你在我當打手一年能掙七八萬，十年你能攢夠結婚錢，你媽呢？快七十了吧，為了你結婚，繼續在村里住著那間破瓦房，得病不敢說只能和你爸一樣吃過期藥嗎？說到底，這活誰都能干，我找你也是因為把你當哥們，想拉你一把。”

“別說了，我干。”陳亮腦子里突然浮現出父親走之前的場景：男人臨危之際邊吐血邊斷斷續續地囑托他照顧好家，活出個人樣。

“這就對了，這個世界就這樣，虎歸山林，人要吃人，沒錢，只能落下被吃的下場。”

2017年3月，王博的販毒集團開始正式運作。

說到底陳亮掙錢只是為了不被人吃，不是為了吃人。所以他并不牽頭販賣毒品，更多時候是充當司機，開著各式各樣的豪車前往交易地點取貨。

在完成了三筆毒品交易，王博分給陳亮十萬塊錢。拎著十萬塊錢回家時，他的心里有些恍惚，那一捆捆別人輕輕松松掙到的現金竟然在一年前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死。

其實比毒品更讓人上癮的是錢。錢能修繕房屋，也能立碑圓墳，最重要的是能治他家一直以來都患有的絕癥——窮。

但說到底這件事的本質就是賭博，賭這條產業鏈足夠隱秘，賭不會被警察抓住。

雖然每次交易他會象征性的心驚膽戰，但事后分發的幾捆現金卻能把他之前的焦慮一掃而空。

2017年9月，這條販毒產業鏈被警察連根拔起了。提前收到風聲的王博找到陳亮以及另外一個合伙人商量應對之策。與其說是商量，不如說是找人頂罪。

“亮子，我這家大業大，不能進去，如果到那一步，你能不能幫我頂一下？”王博問他：“你放心，我找人打點過了，三年左右就能出來，家里的事我幫你照看，出來之后，房、車和錢我都給你安排妥當。”

陳亮有些猶豫。

緊接著另一個合伙人開始敲打他：“你得想想，你今天的地位和財富哪一樣不是王博給你的？說他是你的再生父母也不為過吧。公司養人或者養狗都是為了關鍵時刻能用上。”

審判環節，陳亮咬著牙抗下了所有罪責。

最終，陳亮鋃鐺入獄。

再次見到陳亮時，已經是2020年底，蹲了三年監獄的他早就失去了少年的模樣，成了滿面滄桑的奶廠工人，做著十二小時兩班倒的工作。

我約他吃了個飯，席間喝了些酒，醉意上頭，他問我：“你說我當初如果真的一直跑下去，現在是不是和你一樣，能在北京謀個像樣的差事？”

“應該能。”我說。

“前幾天本來想進北汽的汽修廠，因為坐過牢，被拒了。現在真是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啊。”他苦笑著說。

“王博呢？不是說幫他頂罪，出來給你鋪好后路嗎？”

“你不懂，道上的事就那么幾年，混的人說的話，沒啥可信性。說出來安排，我出獄那天一個人都沒來，打電話都不接。后來我去之前的酒吧找他，手下的給我扔了五千塊錢，讓我識相點自動消失。我就像喪門星，盡管出來了，還是會有人監視我的一舉一動。王博接納我，無異于把自己暴露在警察面前。”陳亮說完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看著他，坐牢的幾年里，他顯得格外蒼老，皺紋肆意蔓延，頭頂白發叢生。

“所以，你后悔嗎？”我問他。

“后悔？“他頓了一下，接著說：“我比誰都悔，我曾經以為自己找到了醫治窮病的方法，我也為自己不再貧窮暗暗竊喜。后來我才發現，我并沒治好這種病，只是暫時性地遮掩住所謂貧窮造成的痛苦。這種投機取巧的手段就像我爸肺癌走前一把一把吃止痛藥一樣，飲鴆止渴。我現在整夜都在做夢，我夢到回到了過去，夢到自己操著長者的語氣告訴那個穿著釘子鞋準備起跑的男孩，一定要一直跑下去，唯有如此，才能解脫。”他說完，把剩下的半瓶白酒一飲而盡。

“以后有什么打算？”分別時我問他。

“你還記得七年級咱們跑的那個4x4接力賽嗎？”他回過頭看著我。

“記得，當時我第三棒落后不少。”

“是，我當時等你時候就想，一旦接下你的那一棒就要不遺余力地爭取第一，結果還真跑了第一。”

“是，體育老師給我一頓罵，如果不是你，我確實成了罪魁禍首了。”我尷尬地笑著說。

“其實現在也是一樣，我只不過是接下三年前自己遞過來的接力棒罷了，三年前我走了很多彎路，所以這最后一棒，得拼盡全力才能追回來。”

陳亮說完，騎著電動轉身離開。

我看了一眼表，十一點五十，舊的一天臨近結束，新的一天馬上開始。

編輯 | Terra 實習 | 思宇

張松年

失語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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