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蔣鼎文派保安隊從一處枯井中挖出六具尸體，個個反手背綁，戴笠沒想到的是，這六具尸體直接讓他損失了一員“大將”，這員大將就是殺人魔趙理君。
趙理君是四川人，黃埔五期生，早在復興社成立初期，他就被戴笠招至麾下。趙為人心狠手辣，辦事果斷干練，深得戴笠賞識。

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上海發生過兩起轟動海內外的重大血案，一起是暗殺楊杏佛案，另一起是暗殺史量才案，楊、史在當時都是著名的進步愛國人士，因發表抗日救國言論，反對老蔣的獨裁統治，而先后被老蔣打了黑槍。
這兩起大案都是戴笠著手安排的，而具體的實施者就是趙理君，趙就憑著這兩起血案成為戴笠的第一殺手，而戴也因此穩固了與老蔣的關系，即便是趙，也在老蔣處掛了名號。
八年抗戰時期，閻錫山“在三只雞蛋上跳舞”，實行擁蔣、通日、聯共三面政策，這種三頭馬的政治手腕令老蔣憤怒，他下令給戴笠，派得力干將封鎖晉南到河南洛陽的通道，嚴密監視、檢查和控制往來人員，特別防止進步人士和青年學生偷渡到晉南，轉延安及華北敵后區。
戴笠奉命后，就讓以反共著稱的趙理君為第一戰區少將編練兼洛陽專區行政督察專員，嚴密掌控從洛陽到山西的黃河渡口。
趙理君大權在握，自然不會浪費搜刮錢財的機會，更何況此人好濫殺無辜、草菅人命，在軍統內部也為不少特務所不齒。
沈醉在人們眼中就是個大壞人了，但沈醉評價趙時，卻這樣說：“與余相識亦已九年，但毫無感情可言，其外表內心均為一典型之大壞蛋也！”。
一個壞人說另一個壞人是大壞人，可見，趙理君其人壞到什么程度，實是難以想象。但就是這么一個“典型壞蛋”卻是戴笠所器重的“人才”，實屬蛇鼠一窩。
在黃河渡口，趙以例行檢查為名，行的卻是敲詐勒索、巧取豪奪之實，有他撐腰，其手下特務對來往人員，稍有不順意，輕則打罵，劫掠財物，重則把人毆打致死，投入黃河毀尸滅跡。一時間，黃河渡口猶如鬼門關，百姓聞之色變。

除了搜刮勒索，趙還在封鎖線上利用國統區與淪陷區物價差異大發橫財，倒賣槍支、毒品。趙的手下曹銀屏就專門負責走私鴉片，為趙賺取外快。
但每每搞這些不法生意時，都要途經國民黨正規軍的地盤，雁過拔毛，都要留下買路財才能通過。后來為了不交這筆錢，曹率人改走豫東保安隊的防地，他們以為仗著自己的身份可以順利通過，不想卻被豫東行署專員韋孝儒抓了個正著。
曹于押送途中逃跑，馬上報告給趙，趙便寫信給韋，要求放人，并歸還鴉片。結果韋不但沒有放人，反而將趙的小特務們給槍斃了，這一下就上了趙的黑名單。
為了報復，1942年3月15日，趙瞅準機會，指使曹等人綁架了韋及相關人員，共計六人，最后將六人活埋于一個枯井中。
第二天，韋孝儒等人一夜失蹤的消息就傳遍了洛陽，令整個洛陽城惶恐不安，全國各大報紙競相報道，就連國外媒體也報道了此事，這讓老蔣大為惱火，責令河南方面從速偵破此案。
此后每隔三天，老蔣的侍從室就發報給河南追問案件進展，一周后，老蔣見案情進展緩慢，下令讓戴笠前往河南督辦。
戴笠到河南后，重金懸賞，征集線索，很快就有人來報告，說在洛陽城外的廢井被人填平，四周還有汽車輪子的印記。

第一戰區司令蔣鼎文接到報告后，即令人前去勘察，結果從枯井中挖出六具尸體，當時天氣還比較寒冷，尸體并未腐爛，專案人員馬上就辨認出韋孝儒及相關人員。
趙理君、曹銀屏得知消息后，驚出一身冷汗，不久參與此案的一個小特務便露餡了。小特務拿著一塊手表去鐘表店售賣，這塊表恰好是被殺一位校長的，因價錢沒談攏驚動了警察，有警察一來便認出了這塊標志性的手表，因校長生前平易近人，常常幫助學生，不少學生都認得這塊表，而這些警察中就有校長的學生。
這樣一來，小特務被抓，很快就供出了趙、曹二人，及事件的整個經過，趙理君終于鋃鐺入獄，但對于他的判決卻遲遲未下。
這時與軍統素來不和的中統坐不住了，徐恩曾讓手下把趙在河南的所有劣行都整理出來，其中包括趙殺害中統人員的惡行。
這些資料由陳立夫專門呈送給了老蔣，并請求老蔣要嚴辦趙理君，同時還要追究戴笠失職的責任。事情到此，已經不單單是一起殺人案，而夾雜了中統與軍統之間的相互斗法了。
到最后，戴笠就是想保趙也難了，而趙理君最終被殺，卻是捅了老蔣的馬蜂窩。他為了保命，不知廉恥地給老蔣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到了不可告人的楊、史兩大案。
老蔣收到此信，當即下令戴笠，處死趙理君。1943年，軍統的“奪命太歲”趙理君被槍決，時年40歲。
趙死后，戴笠多次流露出惋惜之情，將趙安葬于成都龍泉驛軍統公墓，對其家屬予以厚撫，難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