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8050問題”，定義為80多歲的高齡父母與50多歲無業、蟄居的子女同住的社會現象，他們在經濟上陷入窮困，日益孤立于社會之外。在鄰國日本，超過100萬人正身處類似境遇之中，其中，40~60歲的蟄居人口超過了60萬。“8050問題”已然不再只是日本的社會問題，更是東亞社會未來可能會面對的課題。

震驚社會的兩起案件

2019年5月28日清晨，一群小學生在神奈川縣川崎市多摩區登戶車站附近等待校車。突然，一名50多歲的男子雙手持刀沖了過去……在這起案件中，一名小學六年級的女孩和一名送孩子上學的父親遇害，傷者人數達18名。

四天后的6月1日，一名住在東京都練馬區的父親（70多歲）用廚刀刺向了兒子（40多歲）的胸部等多處部位，起因是兒子嫌“運動會的聲音太吵”而開始暴躁，兒子被送到醫院后確認死亡。據說父親向有關搜查人員透露，兒子曾有家庭暴力行為，并有蟄居傾向。他擔心兒子會做出與川崎案件罪犯同樣的事，所以殺了他。

川崎案件加害人與練馬案件被害人的生活模式都接近蟄居狀態，此事曝光后，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但是，我想在此聲明，蟄居狀態并不會直接導致類似案件的發生。另外，像發生在川崎那樣的隨機殺人案，在殺人案件中也是極為罕見的。案件發生后，筆者在 NHK 電視欄目《周日討論》（6月2日）中也說了同樣的話，我們無法簡單給此類案件歸因。嫌疑人的暴力傾向是如何升級的，他們的個性特征又與案件有何關聯，真相還有待查明。

浮于水面的中老年蟄居族實況

據說，案件發生后，前往蟄居族援助團體和行政機構咨詢窗口做咨詢的父母人數顯著增加。

“雖然我不覺得自己的孩子會做出像川崎案件中那樣的事，但相關報道接連不斷，我還是借此機會來窗口問問。”與 40 多歲未婚無業的兒子同住的高齡父母如此講述。

對大多數父母來說，他們無法想象自己像練馬案件中的父母那樣對待子女。然而，也有人悲痛地說道：“我們也找不到其他人一起商量兒子的事，就這樣幾十年過去了。”關于蟄居的兒女，他們不知在何處咨詢，也無法與人言說，在社會中變得孤立無援——許多身處同種境遇的父母，或許在練馬案件中的父親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019年3月，即案件發生約兩個月前，根據日本內閣府的公布，日本全國40歲以上的蟄居族預計超過了61萬人。這是首次以中老年人為對象的調查，由此，蟄居問題的部分實際狀況變得明朗。

根據內閣府的推算數據，蟄居族中，中老年人的比例已超過年輕人。對此，內閣府北風幸一參事稱：“實際人數比想象中還要多，可見蟄居絕不僅限于年輕人。”這表明，蟄居問題也面臨著長期化、老齡化問題，不容樂觀。

老齡化、不婚化與“8050 家庭”

實際上，在給蟄居青年及其家人做咨詢的援助現場，中老年蟄居子女家庭的不安和煩惱已廣為人知。各地方自治團體實施的實況調查顯示，2013年前后，40 歲以上的蟄居案例開始增多。

在川崎案件中，與加害人同住的老人，以接受介護為契機開始前往行政窗口咨詢蟄居的相關問題。“8050 問題”是指，80 多歲的高齡父母與50 多歲無業、蟄居的子女同住，他們在經濟上陷入窮困，日益孤立于社會之外，這樣的家庭在不斷增加。

日本的老齡化將持續到 2040 年左右，不婚化也沒有在同一時期好轉的跡象。孤立家庭的增加，是我們應該正視的現實。

超過 100 萬的蟄居人口

2019 年 3 月，日本內閣府調查顯示，在全國范圍內，年齡在 40 歲到 64 歲之間、處于蟄居狀態的人口達到了 61.3 萬人。這是首次將中老年群體納入調查對象。

2016 年的調查顯示，年齡在 15 歲到 39 歲之間的年輕群體中，處于蟄居狀態的有 54.1 萬人。由于此次調查將 40 歲以上的人排除在外，不少人呼吁“應該有很多中老年案例”“應該擴大調查對象的年齡范圍”。為此，日本內閣府擴大了調查對象的年齡范圍。從兩次調查結果的總和來看，日本全國處于蟄居狀態的人口超過了 100 萬。

我們再來看一下調查的概要。2016 年，日本內閣府開展了“關于年輕人生活的調查”（以下簡稱“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該調查以 15 歲到 39 歲之間的人群為對象，有效參與人數為 3115人。其中，處于蟄居狀態的為 49 人，占有效回收數的 1.57%。根據 2015 年總務省推算的 15 歲到39 歲的人口總數（3445 萬人）推測，蟄居人口達54.1 萬人（圖表 1-1）。

另一方面，2019 年“關于生活狀況相關的調查”（以下簡稱“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則以40 歲到 64 歲之間的人群為對象，對 3248 人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處于蟄居狀態的有 47 人，占有效回收數的 1.45%。根據 2018 年總務省對 40歲到 64 歲的人口總數（4235 萬）推算，蟄居人口為 61.3 萬人。

工作經歷與家庭構成

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中，符合廣義蟄居者定義的人群，其工作經歷和家庭構成多少令人意外。

其 中， 曾 為 正 式 雇 員 的 人 群 占 比 上 升 至73.9%，非正式雇員占比上升至 39.1%。35 歲以上人群中，無固定職業的占 53.2%，尼特族 1 占 21.3%，工作一年內離職或跳槽的人占 10.6%。由此可見，一定比例的人從事過長期工作。

從家庭構成來看，與母親同住的占 53.2%，與配偶同住的占 36.2%，與父親同住的占 25.5%，與子女同住的占 25.5%，與兄弟姐妹同住的占 19.1%，我們可以發現，其中與配偶或子女一起生活的并不在少數。而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沒有家人同住的占 10.6%，與配偶同住的占 6.6%，與子女同住的占 6.1%。相比之下，64 歲以下的蟄居者并不一定符合“未婚且與父母同住”的社會刻板印象。

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里，由蟄居者本人維持生計的占 29.8%，由父親維持的占 21.3%，母親則占 12.8%，由此可見，很多蟄居者本人會在經濟上支持家庭。而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由蟄居者本人主要來維持生計的僅占 2%。

另外，兩項調查都對調查對象的同住人實施了調查。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同住人認為“調查對象處于廣義蟄居狀態”，2897 人中有 74 人；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中，2812 人中有 138 人。所占比例分別為 2.6% 和 4.9%。

調查對象本人自認為處于蟄居狀態的，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占比為 1.57%，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中占比為 1.45%。相比之下，同住者占比更高。由此可見，有關蟄居狀態的理解，調查對象和同住者之間大為不同。

判斷一個人是否處在蟄居狀態并不容易，我們不能只關注蟄居現象本身，也要關注無業、未婚的子女和高齡父母所處的社會孤立狀況，多角度地把握實際情況。

蟄居的背景

蟄居狀態開始的契機是不登校、退休、求職失敗，而后真正陷入蟄居狀態并長期持續，其背景大家能想到哪些呢？

2003 年，厚生勞動省發布了舊《“蟄居”應對指針》（最終版），從“生物學”“心理”“社會”等層面分別對蟄居背景進行了說明，我們可以將此作為參考。

“生物學”層面，是指因患感統失調、抑郁癥、強迫癥、恐慌癥等精神疾病而蟄居。這可能發生于蟄居之前，也可能因蟄居而產生。

另外，蟄居現象背后，也存在輕度的智力障礙、學習障礙、高功能廣泛性發育障礙等。有人吐露，在學校生活中，自己不擅長某門特定的學科，即便擅長學習，卻難以在休息時間與朋友聊天等。正因如此，他們在生活中經歷了旁人難以察覺的艱辛，精神壓力日益積累，繼而陷入了蟄居狀態。另外，2010 年新的《關于蟄居的評價、援助指針》還詳細介紹了蟄居的三種類型。

“心理”層面是指，在蟄居狀態開始之前就存在的精神壓力，以及在蟄居狀態下生活時本人所承受的緊張感和不安感。即使看起來像是突然變成了蟄居者，但或許之前他本人一直在忍耐。

就像人們常說的“優等生的窒息”一樣，受到周圍高度評價的人，有時會突然無法再上學或上班。另外，蟄居者本人諸如“別人會怎么看我”的焦慮會加劇，進而懼怕與他人交往。

從“社會”層面來看，在升學和就職等備受期待的人生轉折點上，有時會遭遇挫折，未能順利按照預想軌道前進。厚生勞動省在《指針》中指出，在只認可就學、就業的環境中，經歷過蟄居的人想再次進入社會時，會面臨很多困難。“要是蟄居，將來就完了”“不同于他人，這樣不好”，若周圍的人都用這樣的眼光看待蟄居者，不僅是蟄居者本人，就連家人也會覺得蟄居“不妙”，是“壞事”，無法向外界尋求援助，變得越來越孤立。

綜上所述，導致蟄居狀態開始的契機、讓蟄居狀態持續的因素與蟄居本人及其家庭情況的疊加，會使蟄居狀態長期持續下去。在此，想請大家注意的是，蟄居并不意味著疾病或行為障礙。重要的是，要以此為契機，回顧蟄居者及其家人的煩惱并對此持續梳理。同樣，為了不讓蟄居者及其家人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社會要提供必要的援助。

本文節選自《8050問題：如何拯救極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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