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臺灣去看看。在臺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托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干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并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發的尼克森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么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發，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森太太這時候到臺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森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后你們沒有尼克森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么讓太太到臺灣來？即使不過是游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總是出了點什么差錯，才只有這么一個大使館華人干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森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后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么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郁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臺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么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么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里，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臺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后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臺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么不敢大聲。我站在那里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么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么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注視，也不知道是注入還是注出，仿佛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銜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后到臺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臺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臺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后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里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myfavorite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布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畫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鉆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里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余，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臺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郁塞，仿佛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墻里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里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藤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里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墻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后座，不但反映出臺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裊裊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

經過一座廟，進去隨喜。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廟宇，裝著日光燈，掛著日歷。香案上供著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腳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墊也就用沙發上的荷葉邊軟墊，沒有蒲團。墻上掛著個木牌寫著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細看，不知是不是捐錢蓋廟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農，半裸，深棕色皮膚，顯然是上古華南居民，東南亞人的遠祖。神農嘗百草，本來草藥也大都是南方出產，北邊有許多都沒有。草藥發明人本來應當是華南人。──是否就是“南藥王”？──至于民間怎么會知道史前的華南人這么黑，只能歸之于種族的回憶，浩如煙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著那長方臉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長身盤腿坐著的神農，敗在黃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種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懼。

神案上花瓶里插著塑膠線組成的鏤空花朵。又插著一大瓶彩紙令旗，過去只在中秋節的香斗上看見過。該是道教對佛寺的影響。神殿一隅倚著搭戲臺用的木材。

下一座廟是個古廟──當然在臺北不會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蒼蒼的略帶紫藍，色調微妙，先就與眾不同。里面的神像現代化得出奇，大頭，面目猙獰，帽子上一顆大絨球橫斜，武生的戲裝；身材極矮，從俯視的角度壓縮了。與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沒有下半身。同是雙手擱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個是高個子，軀干拉長了，長眉直垂到腮頰上。這決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響的現代雕塑，而是當年影響馬蒂斯的日本版畫的表親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如漢字就有一大部分是從福建傳過去的。閩南塑像的這種特色，后來如果失傳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沒了。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黃陶磁怪龍，上頦奇長，長得像食蟻獸，如果有下頦，就是鱷魚了，但是缺下頦，就光吐出個舌頭。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腳蛇。創造怪獸，似乎殷周的銅器之后就沒有過？

這么許多疑問，現成有行家在側，怎么不請教一聲？仿佛有人說過，發問也要學問。我腦子一時轉不過來，不過看著有點奇怪而已，哪問得出什么。連廟名沒看清楚，也都沒問是什么廟。多年后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席德進先生已經去世，要問也沒處問了。那天等于夢游癥患者，午睡游臺北。反正那廟不會離席先生寓所太遠，不然我也走不動。

麥家這兩天有遠客住在他們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館定了個房間，號稱“將軍套房”，將軍上山來常住的。進房要經過一連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與荷池，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子都不見。在房中只聽見黃昏細雨打著芭蕉，還有就是浴室里石獅子嘴里流出的礦泉，從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來，泊泊濺在地上。房間里榻榻米上擺著藤家具。床上被單沒換，有大塊黃白色的漿硬的水漬。顯然將軍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這里的是軍人。我告訴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腳頭一塊干凈土蜷縮著睡，但是有臭蟲。半夜里還是得起來，睡在壁龕的底板上──日式客廳墻上的一個長方形淺洞，掛最好的畫，擺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緣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涼。一覺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務生進來鋪床，找不到我，嚇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麥家托他們的一個小朋友帶我到他家鄉花蓮觀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鄉，臺灣就褪了皮半卷著，露出下面較古老的地層。長途公共汽車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個老婦人扎著地中海風味的黑布頭巾、穿著肥大的清裝襖袴，戴著灰白色的玉鐲──臺玉？我也算是還鄉的復雜的心情變成了純粹的觀光客的游興。

替我做向導的青年不時用肘彎推推我，急促地低聲說：“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個纖瘦的灰色女鬼，頰上刺青，刻出藍色胡須根根上翹，翹得老高，背上背著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連。

“山地山地！”

吉普賽人似的兒童，穿著破舊的T恤，西式裙子，抱著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候，他們都上城來了，”他說。

“哦？他們懂日文？”

“說得非常好。”

車上有許多乘客說日語。這都是早期中國移民，他們的年青人還會說日文的多得使人詫異。

公共汽車忽然停了，在一個“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個壯碩的青年跳下車去，車掌也跟著下去了。忽然打起架來，兩人在地下翻滾。藍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蘆梗矮籬似的齊臻臻約有二尺高。

“契咖茹喲！契咖茹喲！（搞錯了喲！）”那青年在叫喊。

司機也下去了，幫著打他。

大概此地民風強悍。一樣是中國人，在香港我曾經看見一個車掌跟著一個白坐電車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裝領帶，代替從前的辮子，打架的時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臺灣再去香港，有個公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他們向來總是把那件沉重的鐵器臨空扳得軋軋響，提醒大家買票。──那也還不是對打。香港這一點是與大陸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陸。

這臺灣司機與車掌終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車上來。

“他們說這人老是不買票，總是在這兒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們的閩南話譯給我聽。

挨打的青年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他的美軍剩余物資的茶褐色襯衫撕破了。公車開走了，開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它立正敬禮。他不會在日據時代當過兵，年紀不夠大，但是那種奇異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觀光客大都就看個教堂，在中國就是廟了。花蓮的廟比臺北還更家庭風味，神案前倚著一輛單車，花瓶里插著雞毛撣帚。裝置得高高的轉播無線電放送著流行音樂。后院紅磚闌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襯著芭蕉，燈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葉碧綠。后面廚房里昏黃的燈下，墻上掛著一串玲瓏的竹片鎖鏈，蒸饅頭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籠里怎么用，恨不得帶回去拿到高級時裝公司去推銷，用作腰帶。純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亂紅如雨中有一抹竹青，響應竹制衣帶，該多新妍可喜！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筊杯像一副豬腰子。浴室的白磁磚墻。殿前方柱與神座也是白磁磚。橫擋在袖案前的一張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卻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對水泥方柱上刻著紅字對聯。忽然一抬頭看見黑洞洞的天上半輪涼月──原來已經站在個小院子里。南中國的建筑就是這樣緊湊曲折，與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別院，不禁使人想起無數的庵堂相會的故事。

文節選自《重訪邊城》，張愛玲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