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陽光溫柔灑落，屬于女性的節日里，我們既擁抱贊美，也凝視那些未被照亮的角落——當“母親”“妻子”的身份被反復書寫，那些藏在標簽背后的故事是否只有一種寫法？與此同時，從職場到家庭，從獨立到共生，現代女性的角色早已跨越了傳統腳本。婚姻這個看似熟悉的命題，在時代齒輪的轉動中正悄然發生著新解。這一次，讓我們拋開預設的劇本，在婦女節的討論場域里，看婚姻制度如何與女性成長彼此映照。或許你會發現，理解規則，正是為了更自由地書寫屬于自己的答案。

單親媽媽的故事一定是悲慘敘事？

在傳統家庭結構中，男性往往被視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和決策者，而女性則更多地承擔家庭內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

而在時代變遷下，現代婚姻中，這種性別角色正在發生轉變。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工作中，成為家庭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去年熱映的電影《好東西》就描述了一位在家庭里扮演強勢角色的女性，主角王鐵梅不再滿足于傳統的家庭角色定位，而是追求更加平等和自主的家庭關系。

電影《好東西》劇照（來源：網絡）

這種追求不僅體現在她與前夫的關系處理上，也體現在她與女兒、朋友以及同事之間的互動，展現了現代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成熟和理性，她們不再盲目地追求婚姻的穩定和完整，而更加注重個人情感和生活質量，打破傳統的家庭界限和性別刻板印象，尋求更加開放和多元的家庭生活方式。

這種態度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對社會變遷下婚姻家庭制度的一種重新審視和定位。在相關的法律法規中也對社會變遷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規范進行了回應。

我國現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一般規定”部分針對基本原則的規定就是我國現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內在價值的體現，以此引導人們的婚姻家庭行為。這些原則包括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合法權益四項原則，這些原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以及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變遷逐步確立的，但是宏觀層面的社會變遷與婚姻家庭變遷的繼續，必然賦予婚姻家庭制度的內在價值以新的內涵，那么具體在哪些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呢。

下文節選自《挑戰與調適》第二章 社會變遷與婚姻家庭制度的關系模式

01

個人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是指“當事人依據自己的意志創設民法上的權利義務”。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意思自治即指在法律規定的條件限度內婚姻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實施婚姻家庭行為，安排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

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意思自治經歷了一個逐步得到確認和豐富完善的過程。1950年 ?婚姻法?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 ?婚姻法?，確立了婚姻自由原則，肯定了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關系中的適用。然而，事實上，該部 ?婚姻法? 對婚姻自由原則的規定更多是基于當時特定的條件，其目的在于廢除不平等的舊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婚姻自由為基礎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實現婦女的解放，以滿足當時社會生產生活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結構的變遷、 市場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才真正開啟了婚姻家庭關系中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在更廣泛的范圍和程度上得到承認。

Women's Day

02

平等價值

平等的類型一般體現為法律面前的平等、法律中的平等和不得歧視的特別命令。我國《憲法》(2004年修正)第33條第2款規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8條第1款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也確認了平等原則，已經廢止的《民法通則》第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4條繼續確立了平等原則，規定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平等原則要求民事主體之間平等相待；既強調民事主體抽象意義的人格平等，又注重弱勢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在婚姻家庭法學理論中，平等主要表現為男女平等原則，是指男女兩性在婚姻關系和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義務。在婚姻家庭關系中，1950年《婚姻法》規定了“男女權利平等”“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夫妻雙方對于家庭財產平等的所有權與處理權”和“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的同等權利”。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繼續作出了同樣規定，只是將“男女權利平等”修改為"男女平等”,將“財產的平等所有權和處理權”修改為“共同財產的平等處理權”。《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42條第2款和第1062條第2款承襲了上述規定。可見，在我國婚姻家庭立法中，婚姻關系中的“平等”主要表現為家庭成員中男女平等、夫妻法律地位平等、共同財產平等處理權以及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同等權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變遷，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平等在主體、內容、范圍上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Women's Day

03

個人財產確認和保護

在我國，從法律上將家庭財產認定為個人的私有財產最早始于《大清民律草案》。我國1950年《婚姻法》沿襲了“家庭財產”的概念，并承認了家庭財產的共享性。在1950年《婚姻法》中,僅在第10條對夫妻財產問題作出簡要規定，規定了夫妻雙方對于家庭財產有平等的所有權與處理權，對夫妻財產制的形態、夫妻個人特有財產等未涉及。這主要是由于當時婦女經濟尚未完全獨立，家庭成員個人收入有限，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后剩余財產少，較少存在個人財產的情形；且家庭財產主要用于生活消費，比較注重家庭成員對家庭財產的管理和支配權。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變遷，我國婚姻家庭的財產關系經歷了夫妻財產獨立于家庭財產和個人財產獨立于夫妻財產兩個發展過程。

Women's Day

04

婚姻誠信

在婚姻家庭領域，從字面含義，婚姻誠信本部分使用“婚姻誠信”，而不是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誠信，是基于婚姻家庭關系的誠信缺失現象主要發生在夫妻之間；且目前我國婚姻法學界也一般使用該術語。主要指婚姻承諾、婚姻約定，是指婚姻中雙方實踐許下的諾言，并愿意承擔婚姻中各項義務與責任。婚姻關系是男女雙方以長期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形成的關系，因此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最初締結婚姻時，雙方必須誠實守信告知可能影響對方婚姻締結意愿的情形；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不僅需要遵守婚姻家庭法規定的夫妻間的權利義務，還需要建立一種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誠信關系，婚姻關系本質上是一種誠信關系。

Women's Day

離婚制度的變遷與完善

在電影《好東西》中，王鐵梅與前夫的離婚成為了發展的開始也是重要的轉折點，離婚后的王鐵梅作為單親媽媽，與女兒王茉莉共同構建成了一個小型家庭單元，而鄰居小葉則是在一個原生家庭中缺乏關愛、后在社會中遭遇情感挫折的女性。她們的生活狀態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家庭結構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核心家庭模式，而是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趨勢，更凸顯出社會變遷下離婚觀念轉變。

電影《好東西》劇照（來源：網絡）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轉變，離婚與單親媽媽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離婚并非生活的失敗，而是追求幸福的一種方式。而離婚制度的完善，也為那些處于不幸婚姻中的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保障，促使人們可以更加理性地處理婚姻問題，為追求個人幸福奠定了基礎。

下文節選自《挑戰與調適》第七章 社會變遷與婚姻家庭制度的關系模式

第一節社會變遷對離婚關系的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過程中，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婚姻家庭關系也因此發生了深刻變遷。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離婚率不斷攀升，根據民政部相關數據，全國離婚對數從2000年的121.2萬對上升到2020年的433.9萬對，同期粗離婚率從1.91‰上升到3.1‰。民政部公布的《2021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全年，依法辦理結婚登記764.3萬對，比上年下降6.1%，結婚率為5.4‰，比上年下降0.4個千分點。依法辦理離婚手續283.9萬對，比上年下降34.6%；其中，民政部門登記離婚214.1萬對，法院判決、調解離婚69.8萬對，離婚率為2.0‰，比上年下降1.1個千分點。

為了了解社會變遷對離婚關系的影響，以及離婚冷靜期制度的適用現狀，自2022年5月1日始，筆者主持的課題分別面向民眾和婚姻登記工作人員就婚姻家庭現狀和離婚登記現狀開展相關調研工作。截至2022年10月1日，面向民眾的調研收回有效問卷2278份，其中已婚人群問卷1092份；面向X市民政婚姻登記工作人員的問卷發放98人次，收回有效問卷52份。結合上述實證調研，分析社會變遷對我國民眾離婚關系的影響。

一、婚姻家庭觀念對離婚關系的影響

婚姻家庭觀念是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對民眾的個人婚姻行為和婚姻家庭的穩定性具有較大影響。草結草離是引起離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草結草離的狀況與民眾的婚姻家庭觀念具有重大關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個體意識的增強，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在向現代轉型，人們逐步確立起自己的主體意識、消費意識、市場意識、幸福意識、法律意識等。戴茂堂、江暢：《傳統價值觀念與當代中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頁。在婚姻家庭領域，個人的自我選擇、自我設計的權利得到全面提升，自由選擇的空間越來越廣闊。李友梅等：《社會的生產：1978年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頁。其一，民眾擇偶自主性更強，幸福意識增強，在婚姻家庭中更注重幸福感，注重感情因素，以感情為主要的擇偶標準，對婚姻的期待更高。尤其是“80后”“90后”年輕人多為獨生子女，自我中心意識較強，當個人在婚姻生活中的感受達不到預期時，往往不愿湊合維持婚姻或通過犧牲自己去維護家庭的完整。一旦婚姻生活與婚前的期待產生落差，就很有可能選擇離婚。因此，呈現離婚人群低齡化、婚齡短期化的趨勢。其二，民眾對于性保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婚內出軌、婚外同居情形增多。婚姻忠誠是維持婚姻家庭穩定的重要因素。當今社會網絡發達，微信等網絡社交軟件的普遍應用，使民眾的社交圈日益擴大，民眾面對的婚外誘惑增多，給婚姻穩定增加了諸多不確定因素。加之民眾對性保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婚姻道德感逐漸減弱，將個人自由凌駕于婚姻家庭責任之上，婚內出軌現象增多，民眾對婚內出軌的容忍度降低，選擇離婚的可能性增大，這也成為夫妻感情破裂和婚姻關系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民眾的育兒觀念發生重大變化，可以較好地完成單系撫育子女；而且不少年輕人選擇婚姻的目的不再是繁衍后代，開始組建丁克家庭。當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不再是現代年輕人婚姻中的頭等大事，孩子也不再是維系夫妻感情的重要紐帶時，子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為了孩子勉強維持婚姻的情況減少，繼而也增加了離婚風險。其四，隨著年代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民眾對離婚觀念和再婚觀念持更加寬容自由的態度。在接受調研的2278位受訪者中，當問及“您是否接受離婚時”，51.01%的受訪者表示“不喜歡就離婚”，37.4%的受訪者表示需視是否出現家暴、出軌、感情破裂等非離不可的情形及子女的具體情況決定，僅有11.59%的受訪者表示不離婚，認為“離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現代社會，離婚和再婚更多地被認為屬于個人私事，因離婚而遭受社會輿論批判、單位行政處分乃至親友責難的現象明顯減少，反而尋求適合自己的幸福婚姻的觀念被民眾普遍接受。當夫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時，選擇離婚被視為一種正常的社會行為，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寬容，降低了離婚當事人的顧慮，這也導致要求離婚的概率提高。尤其是部分民眾婚姻家庭觀念隨意性較強，對待婚姻態度不嚴謹，增加了沖動離婚的可能性，呈現草率離婚的現象，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離婚率的攀升。孫婧琦：“婚姻家庭觀念視角下離婚原因探析——以黑龍江省為例”，載《知與行》2020年第5期。

二、人口流動對離婚關系的影響

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人口頻繁流動已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常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流動人口為37 582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為12 484萬人，與201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88.52%，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92.66%，流動人口增長69.73%。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為人口的遷移流動創造了條件，人口流動趨勢更加明顯，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人口的頻繁流動也會對流動人口的婚姻家庭產生影響。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家庭分離會增加離婚風險。一方面，人口流動難免會導致部分流動人口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夫妻分離狀態，即使是夫妻一起流動，在有配偶陪伴、監督的情況下，進入一個異性群體接觸機會更多的陌生社會，社會規范弱化而婚姻替代資源增加，流動者的婚姻穩定性依然堪憂。人口流動通過降低婚姻質量，增加婚姻替代資源的可接觸性，降低婚姻搜尋成本，從而提高流動人口離婚風險。單獨流動會降低婚姻穩定性，而且遠距離遷移也會降低婚姻穩定性，其中單獨流動可能通過降低婚姻收益而導致婚姻穩定性下降，而遠距離遷移則可能通過降低離婚阻力而導致婚姻穩定性降低。夫妻在地理上的分居，可能使處于留守狀態的配偶產生被遺棄感和焦慮，容易導致婚姻出現矛盾和關系緊張，進而可能降低其婚姻穩定性。任遠、郝立：“人口流動過程中離婚風險差異及其影響機制分析”，載《中國人口科學》2021年第2期。另一方面，人口流動也可能會弱化社會網絡對婚姻的監督，進而降低離婚阻力。遠距離遷移意味著遠離其原生網絡，從而會降低來自原生社會網絡和家庭成員的婚姻監督力量。因人口流動導致的離婚，主要是由于距離導致聯系和溝通交流的減少，考慮如何從源頭上解決人口流動導致分居的問題，如何調適分居帶來的婚姻問題，降低分居等因素對婚姻關系的負面影響，需要通過構建積極的家庭發展政策和制定相關離婚緩沖性制度來減輕沖動性離婚。

可上下滑動查看

Women's Day

《挑戰與調適 : 中國婚姻家庭制度的時代畫像》

作者：高豐美 著

ISBN：978-7-5764-1755-5

定價：56.00 元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4年9月

本書從法社會學視角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變遷與婚姻家庭制度變革的關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我國婚姻家庭制度的主要社會變量，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考察社會變遷與我國婚姻家庭制度的互動關系，從社會變遷與婚姻家庭制度的關系視角觀察和剖析具體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非婚同居制度、監護制度、疾病婚制度、夫妻財產制度以及離婚冷靜期制度，了解社會變遷與上述制度的關系，并提出調適建議。在此基礎上總結我國社會變遷與婚姻家庭制度變革的規律特點，探究我國婚姻家庭制度的未來發展方向。

內容來源：第七編輯部

視頻來源：發行部

編校排版：信息中心

審核簽發：社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