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證監會回應暫不設立重慶證券交易所引發熱議。

按照證監會的說法，我國現有上海、深圳、北京三家證券交易所，充分滿足各類企業需求。而且他們在成渝地區設有市場基地，足以服務西部實體經濟。為了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暫不考慮增設重慶證交所。

2020年1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上升為國家戰略，重慶被賦予打造西部金融中心。隨后，關于在重慶設立證交所的設想和建議，在官方和民間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去年2月26日，民建中央在一份提案里寫到，“實質性推動在重慶建設西部金融中心，支持在重慶設立證券交易所或分所”。

2023 年9月，支持重慶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相關座談會上，出現 “探索組建西部證券交易所、西部開發銀行等國家性金融機構”的字樣，讓人浮想聯翩。

2021年1月《經濟日報》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加快探索推進在重慶、成都等有條件的西部城市設立全國性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

從國內外發展規律來看， 證交所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標志之一 ，能夠為本地企業提供融資平臺，吸引投資者和資本流入。

證交所通過優化資本配置，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顯著提升所在城市的資源配置能力和國際影響力。

對重慶而言，一旦證交所落地，將徹底擺脫傳統制造業重鎮的烙印，打造 科技與產業創新高地，邁向更加多元化發展的重要一步。

不過， 在短期內新增證交所無望的背景下，重慶只有退而求其次，將更多精力放在爭取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落地，激活創投生態上去。

因為這對于重慶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同樣重要。

杭州帶給重慶的啟示

近期，從DeepSeek的全球爆火，到宇樹科技的春晚機器人秧歌，不僅讓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機器人等前沿科技領域成為海內外熱議的話題，也讓“杭州六小龍”這個概念廣為傳播。

杭州的出圈，使得越來越多城市進入反思。

江蘇官方下場，省委機關報連發三篇專稿文章，三問南京的新興產業為何落后杭州？濟南日報在羅列兩地諸多相似之處后提出：濟南該向杭州學什么？

合肥日報也在發問，“杭州有DeepSeek，合肥有什么？”

雨前顧問之前發的《》文章，在深圳業內外獲得了極大的關注度。

杭州“六小龍”誕生的原因有很多，活躍的創投生態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種創投氛圍不僅體現在資本活躍度上，更在于其形成了“資本-技術-產業”的良性循環。

宇樹科技、深度求索（Deep Seek）、強腦科技等“六小龍”，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處于機器人、人工智能、腦科學等最前沿的科技產業領域，屬于顛覆性創新或技術突破的項目，投入大、周期長、風險大、未來收益不確定性高。

而創投的本質是通過風險資本推動創新突破與產業變革。簡單來說，就是用資金、資源和經驗，賭未來趨勢，孵技術火種，換超額回報，幫助初創企業實現從創意到商業化、規模化的發展。正好符合“六小龍”發展的特質。

杭州作為僅次于京滬深的內地資本“第四城”，其創投生態以市場化資本為主導，同時政府引導基金和國資深度參與。

杭州組建了“3+N”千億級母基金集群（杭州科創基金、創新基金、并購基金），覆蓋企業從初創到壯大的全周期需求，并通過參股子基金精準支持早期科技項目。

例如， 云深處科技 天使輪即獲杭州科創基金旗下子基金投資，政府基金后續多輪跟投，緩解了器人長研發周期的資金壓力。

從2022年起杭州科創基金、杭州創新基金所投資的子基金共參與了宇樹科技4輪融資，保障了其在各個發展階段的資金。

本地創投機構如賽智伯樂等，專注于早期科技項目投資，例如在云深處科技僅有5-10人團隊時便嗅到其技術潛力并注資2000萬元。宇樹科技早期獲敦鴻資產等本土機構注資，推動其四足機器人快速迭代。

此外，杭州還吸引了包括紅杉、IDG等國際資本，以及本地民營企業家群體作為LP（有限合伙人）。這些資金不僅提供財務支持，還通過產業資源整合助力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相比之下，重慶作為全國制造重鎮，汽車、電子、裝備制造、新材料等傳統制造業占據主導地位。這些行業往往需要大規模資本投入，但創新性和成長性相對較低。

再加上，重慶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具身智能機器人、空天信息等新興領域的布局相對滯后，缺乏高成長性的創業項目，使得創投機構的生存空間不足，缺乏頭部創投機構（如紅杉、高瓴在渝分支機構不足），且市場化LP（有限合伙人）群體薄弱。

2023年重慶VC/PE投資案例數約120起，僅為杭州的27%。

所以當一個地區創投市場發展不充分時，國有資本必然會挑起大梁，為本地融資市場提供“彈藥”。但是當國資占比過高時，又不得不受到其投資風格和屬性的影響。

比如，本土企業在投資時，普遍表現出偏好傳統、穩健的投資策略，傾向于選擇資產規模較大、處于成熟期或中后期的企業，產投色彩濃厚，制約了初創企業的發展。

這一點在重慶國有基金重點“關照”京東方、三安意法、賽力斯、阿維塔等明星項目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近年來重慶也意識到了這點。

不論是2000億產業投資母基金，還是300億西部（重慶）科學城產業發展基金，都開始強調早期科創投資的地位。

但創投生態的改善畢竟是個系統性、長期系的工程，還需要依托西部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從政策支持、專業機構培育、資本市場優化、創投集聚區建設、科技成果轉化等多個方面協同發力。

爭取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落地

全國四大城市群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以區域性金融機構為主，是唯一尚未擁有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的區域。這一現狀反映了成渝地區在金融領域的滯后，凸顯了其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差距。

事實上，就連武漢、鄭州等二線城市分別都有全國性的金融交易市場。

作為西部金融中心的重慶，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的缺失，對其的影響是全面的，尤其是在產業發展、創投生態等方面。

在產業發展方面。導致重慶企業在融資渠道上受限，難以獲得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務。

特別是新興產業和高科技企業，因其具有高研發投入、高成長性、高風險性的特點，往往比傳統產業更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但因為重慶缺乏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使得這些企業的成長受到制約，也影響了科技成果本地轉化率。

還有一點，新興產業往往涉及前沿技術領域，而許多核心技術掌握在發達國家或國際領先企業手中。重慶發展新興產業，只有通過加強國際化科技合作，縮短研發周期。這就需要構建國際化的金融合作網絡。

不過， 重慶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的缺失，使得國際資本和大型跨國金融機構更傾向于選擇總部集中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布局，導致重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金吸附能力受限。

是的，中新互聯互通項目為重慶構建金融國際合作局面打開了重要窗口，但還需要全國性金融總部落戶，打破現有合作瓶頸，推動項目進入更高層次。

深圳平安集團總部吸引了新加坡大華銀行、星展銀行等機構深度參與大灣區金融合作，重慶若復制這一模式，中新項目的資本協同效應將顯著增強。

不僅如此，重慶傳統制造業占比較高，產業轉型升級的訴求比較強。這過程中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和技術創新。但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的缺失，使得企業在技術改造、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等方面面臨資金瓶頸，延緩了產業升級的進程。

在創投生態方面。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的缺失，導致重慶的創投資金來源有限，難以吸引足夠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制約濃厚創投氛圍的形成。

此外，由于新興產業和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受限，使得重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緩慢，又進一步影響了本地創投市場的發展。

西部陸海新通道作為國家戰略，為運營組織中心的重慶爭取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落地創造了重要機遇。

近年來重慶積極呼吁設立國家級陸海新通道基金，組建具有跨區域、跨境資源配置能力的通道銀行， 整合通道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的融資需求。

一旦落地，重慶不僅可以結束沒有全國性金融機構的歷史，還可以推動設立中國-東盟跨境金融服務中心，吸引全國性金融機構在此設立區域性總部，服務東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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