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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2月25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刊登了倫敦大學學院（UCL）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教授的文章。文章分析特朗普連任對美國及全球經濟的影響。作者指出，美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已無法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拜登政府雖有努力，但其改革力度不足，未能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她警告，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導致全球經濟不穩定，同時削弱美國在國際機構中的領導地位。

同時，文章強調，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需要變革，而這一時刻正是一個重塑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機會。她建議，各國應采取任務導向型產業政策（mission-driven industrial policy），優先考慮公共利益，推動可持續和公平的經濟增長。這一時期既充滿風險，也充滿機遇。各國領導人需要大膽行動，以建立一個真正能夠服務于人民和全球的新經濟體系。

圖源：Foreign Affairs

*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教授，二十國集團（G20）全球動員應對氣候變化專家組的聯合主席，并著有《使命經濟學：改變資本主義的登月指南》（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

唐納德·特朗普成功連任美國總統，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眾對經濟不滿情緒的體現。幾十年來，民主黨候選人從最富有的美國人那里得到的支持第一次超過了從最貧窮的人那里得到的支持。2020年，大多數年收入低于5萬美元的家庭選民選擇了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然而到了2024年，他們更傾向于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

與此同時，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選民更可能投票給哈里斯。工人階級對民主黨的支持減少，反映了他們對經濟體系的深度失望。在過去的數十年中，無論是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領導下，政府似乎都未能改變一個事實：財富持續集中在社會頂層，盡管促進了金融行業的繁榮，但犧牲了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導致人們陷入債務的漩渦，并忽視了數百萬美國人的福祉。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近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消費者信心出現了自2021年8月以來的最大單月跌幅。消費者對物價上漲尤其感到不安。圖源：新華社

盡管特朗普提出的經濟援助承諾確實觸及了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但他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卻是不恰當的。他所倡導的政策無法真正解決目前不受歡迎的經濟模式，盡管該模式最終導致他贏得選舉。

相反，他所提出的關稅政策可能會導致生活成本上升，且對美國工人階級的益處有限。如果他的政府執行大幅削減公共部門規模的計劃，美國政府將在未來多年喪失其執行重大項目的能力。此外，他的重商主義政策不僅可能在國外引發經濟不穩定，還可能削弱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

但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并不一定意味著全球追求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續增長的終結。巴西、南非以及英國等國家已經在本國實施了雄心勃勃的經濟計劃，同時，關于如何使多邊機構變得更加公正和高效的各種提議也不斷涌現。一個可能退出領導角色的美國，其空缺可能會被其他國家所填補。新的理念可能會得到采納，新的貿易關系可能會建立，新的權力結構可能會為推動更廣泛的變革開辟道路。

重塑全球秩序并不必然導致一個更加公正和可持續的未來。為了構建一個經濟體系，使得融資更加可承受，全球貿易治理需要更加公正，并確保所有國家都能投資并從綠色產業的增長中獲益，政府必須果斷采取行動。

他們需要從特朗普的勝選中吸取關鍵教訓——現行的經濟模式正面臨失敗，而拜登和哈里斯所倡導的漸進式政策無法挽救這一局面。然而，特朗普所提倡的保護主義議程也無法解決根本問題。要實現真正的變革，我們需要一個替代性的愿景——一個將人民福祉和地球健康置于首位的愿景。

外媒指出，特朗普提高關稅、限制移民、削減聯邦工作人員和合同，將使經濟短期發展受阻。圖源：新華社

錯失的機會

紅線

哈里斯敗選于特朗普，這一結果凸顯了華盛頓在解決現行經濟模式深層缺陷方面的失敗。數十年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削弱了勞動法的效力，對教育和醫療領域的投資不足，同時促進了金融服務業的過度擴張，這些因素共同加劇了國內的結構性不平等。

盡管拜登相較于他近期的前任們在努力解決工資停滯和高昂生活成本問題上表現得更為積極——例如，他成功地將通貨膨脹率從2022年6月的9.1%降至2024年9月的2.4%，并簽署行政命令，確保聯邦政府雇員和承包商的最低工資達到每小時15美元——但他同前任們一樣，未能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包括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高額個人債務、獲取高質量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機會不均、勞動法的不足，以及金融行業在經濟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擴張。

問題并不在于經濟表現不佳。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的平均GDP增長率與特朗普首任期間大致持平，此外，美國在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在G7國家中表現最為強勁。從2021年1月到2024年1月，美國經濟新增了近1500萬個就業崗位，相比之下，特朗普執政的前三年僅增加了不到700萬個崗位。

然而，關鍵問題在于，經濟增長并未轉化為美國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依據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2023年，美國有3680萬人（占總人口的11%）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截至2023年6月，4360萬美國人背負著平均約3.8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債務。

除此之外，美國人的經濟困境還因通貨膨脹而加劇，在拜登政府的前兩年，通脹率急劇上升，并在2022年6月達到9%以上的高點。當疫情和俄烏戰爭導致供應鏈受阻時，企業提高食品、能源以及其他商品的價格，這進一步惡化了通脹問題。或許最為關鍵的是工資增長的停滯：在拜登執政期間，盡管平均每周收入有所上升，但增長速度仍不足以跟上通脹的步伐。因此，許多工薪階層的美國人認為拜登政府的政策并未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他們也沒有理由相信哈里斯能夠建立一個對他們有利的經濟體系。

2月19日電，美國上訴法院裁定，美國前總統拜登政府無權推行一項旨在降低數百萬借款人每月還款額并加快部分借款人貸款減免速度的學生貸款減免計劃。圖源：新華社

美國經濟增長與工薪階層生活改善之間的脫節，是數十年來政策制定的直接結果。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民主黨倡導的政策擴大了金融行業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并抑制了工資增長。20世紀70年代，卡特政府放寬了對卡車運輸和航空業的監管。

到了1999年，比爾·克林頓總統簽署了《格拉姆-里奇-布萊利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緊接著在2000年簽署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ies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這兩項法案推動了金融行業的集中化和放松監管，最終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此外，在1990年代，民主黨支持美國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并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這些政策可能加劇了美國制造業崗位的流失和工資水平的降低。

共和黨政客同樣對這些政策表示支持，并且通常會更直接地削弱勞動者的權益。他們反對提升聯邦最低工資標準（federal minimum wage），削減預算并任命官員以削弱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的影響力，試圖在州層面廢除公共雇員的集體談判權，并推動所謂的“工作權利法”（right-to-work laws），該法律禁止工會與雇主達成強制員工加入工會的協議。部分由于這些政策的壓力，美國的工會會員比例已從1950年代的30%以上降至目前的大約10%。

然而，根據蓋洛普（Gallup）在202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65%的美國人支持工會，而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近50%的非工會工人表示，如果有機會，他們愿意加入工會。

美國最大鋁生產商Alcoa近日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對鋁進口征收關稅，可能導致美國約10萬個就業崗位流失。圖源：新華社???

與此同時，優先考慮股東利益而非公眾利益的結構性力量，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工薪階層的權益。美國的股票回購（即公司回購自身股票以推高股價）在過去十年間急劇增加，總額超過了4萬億美元，僅2023年一年就達到了7950億美元。制藥和制造公司用于股票回購的資金，甚至超過了對員工培訓、基礎設施和技術升級、以及研發的投資。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投資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和房地產行業，而非用于推動更廣泛的經濟增長。

哈里斯的競選團隊對華爾街采取了比拜登更為友好的政策：她提出了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人征收28%的資本利得稅，這一稅率明顯低于拜登在2020年所提議的近40%。

盡管拜登政府的產業政策取得了一些顯著成就，但其從一開始便無法成為解決美國大多數工薪階層經濟困境的靈丹妙藥。例如，2022年頒布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在短短兩年內催生了超過33萬個清潔能源領域的就業崗位，并吸引了超過2650億美元的新投資注入清潔能源領域。

拜登政府的戰略中也融入了對工人和社區的保護措施，如2022年的《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該法案規定私營企業在申請《芯片法案》資金時必須滿足一定的工資標準，并確保工人能夠獲得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

然而，這些政策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它們主要是為了推動特定行業的發展和創造更優質的就業機會，而非覆蓋整個經濟體系。由于拜登政府對產業政策的范圍設定過于狹隘，錯失了加速變革步伐以及解決結構性經濟問題的良機。

美國前總統拜登在白宮南草坪簽署《芯片和科學法案》。圖源：美國白宮

即便在政府政策惠及的領域內，拜登政府對社區和勞動力的扶持措施仍顯不足。以《芯片法案》為例，雖然接受資金的公司必須遵守最低工資標準，但這一規定僅限于特定工種，例如建筑工人和機械師，并未涵蓋所有工種。

進一步來說，在投標評估過程中，政府僅要求企業承諾與社區互動和投資，卻未強制企業與社區利益相關者達成具體協議，確保他們在談判中有一席之地。政府應進一步要求企業在董事會中為工人代表保留席位，并簽署旨在保護工人組織權利的協議。此外，若州和地方政府能夠獲得更多的投資，他們可能會更迅速地推進新項目，如建設新的半導體制造廠，以及培訓和雇傭當地工人。

一個高效的產業戰略不僅應致力于開拓企業的市場機遇，還應關注為工人創造就業機會。2023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AW）的罷工事件凸顯了過分側重企業利益而忽略工人權益的潛在風險。

在罷工爆發之前，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福特（Ford）和斯泰蘭蒂斯（Stellantis）——都試圖利用《通貨膨脹削減法案》來獲取稅收減免和低息貸款，這些資金被計劃用于建立非工會化的電池生產設施，其工資水平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盡管該法案有助于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正如罷工者所強調的，這些工作的質量并未達到美國工人的期望。

2023年9月，在美國芝加哥南郊的福特汽車裝配廠，工人參與罷工示威活動。圖源：新華社

最終，拜登政府的產業戰略未能向足夠多的人證明它能提供令人滿意的就業機會，也未能滿足他們對其他關鍵問題的關注。例如，在推動綠色轉型的過程中，該戰略本可以同時涵蓋改善健康食品的可獲取性、降低處方藥和其他醫療服務成本的措施。民主黨面臨的挑戰不僅在于其宣傳策略，還包括未能采取足夠果斷的措施來徹底改革現行經濟模式，而這一模式顯然已無法滿足大多數美國人的需求。

前進一步，后退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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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內，解決選民對拜登政府的不滿以及公眾對經濟現狀的不滿似乎不太可能實現。他的團隊并未提出一個全面的經濟計劃，而是僅僅提出了一些零散的措施，包括減稅、關稅和金融去監管化。他們尚未明確闡述未來美國產業戰略的具體方向。此外，特朗普所傾向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有可能會加劇國內問題，并可能在國際范圍內引發經濟動蕩。

若新一屆政府采納了激進的保護主義政策，并大幅提升關稅，美國消費者可能會遭受不利影響。拜登政府已經上調了部分商品的關稅，尤其是針對中國產品，包括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以及特定的鋼鐵和鋁制品。然而，特朗普時期的重商主義政策更為激進，他提議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中國商品占美國進口總量的16%以上），并對所有其他國家的商品征收10%至20%的關稅。這樣的貿易壁壘有可能導致美國通貨膨脹率和利率的上升。

最終，美國消費者將不得不承擔物價上漲的經濟負擔。美國進步行動中心基金（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的一項研究指出，若實施全面10%的關稅，美國人均年支出將增加1500美元。此外，目前尚缺乏充分證據顯示關稅政策能顯著提升美國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如果國內產業無法迅速找到進口材料的替代品，美國企業可能會將增加的進口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在特朗普陣營中，有少數成員——例如國務卿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以及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提倡采取以投資為主導的增長策略，而不僅僅是建立貿易壁壘。特別是盧比奧，他支持一種以政府激勵促進國內生產的戰略。他批評《芯片法案》和《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成本過高、過于集中于頂層設計，這可能會導致市場效率低下。盡管如此，盧比奧也認為政府應當在供應鏈的各個環節提供支持，“從礦井到工廠”。

如果特朗普政府采納了盧比奧的這些觀點，那么最終形成的產業政策可能會與民主黨政府的政策相似，但更強調減少監管，并降低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角色。

在拜登的產業政策框架下，特朗普政府可能會繼承并保留部分策略。例如，新政府可能會對清潔能源的稅收優惠進行調整，但預計不會徹底廢止《通脹削減法案》，因為該法案已經為多個共和黨選區帶來了利益，同時，繼續推進國內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相契合。國家對經濟的介入一直是兩黨共同的政策實踐。如果特朗普真正打算專注于產業戰略——這一點不容忽視——他應當努力確保這些政策能夠真正惠及美國工人。盡管將產業戰略與氣候目標相結合的可能性不大，但特朗普政府仍有機會將補貼和其他政策措施與更廣泛的社會目標相結合，比如確保高薪就業機會，以及提升食品和醫療服務的可負擔性。

然而，特朗普政府可能實施的縮減聯邦政府規模的政策，有可能削弱華盛頓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進重大目標的能力。特朗普最初任命了商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來領導一個新的政府機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他宣稱，該機構的宗旨是“拆解政府官僚體系，削減不必要的監管，減少不必要的開支，并重組聯邦機構”。

然而，這種方法錯誤地將政府運作等同于企業運作，沒有意識到國家的角色不僅僅在于提供公共服務和糾正市場失靈，還包括制定和執行政策，引導市場發展，以實現公共利益。

實際上，馬斯克自己的公司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支持：特斯拉（Tesla）至少獲得了49億美元的政府補貼，而SpaceX則嚴重依賴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合同、技術，以及NASA培養和訓練的專業人才。

從長遠來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對雄心勃勃的目標（例如清潔能源的轉型）的推進，都依賴于一個高度靈活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能夠塑造市場，引導增長，并與私營部門達成協議，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保障，而不僅僅是創造私人價值。

構建一個對所有人有益的經濟體系，公共投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沒有政府投資的情況下，私營部門往往不會主動促進國內生產的發展。此外，如果任由企業自由發展，它們的投資決策未必總是符合工人利益。“任務導向型的產業政策”（mission-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能夠引導私人投資，專注于解決實際問題，例如提升健康食品的供應量，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并確保社會和環境目標與國內外市場的機遇相協調。

政府通過激勵各行業的投資和創新，可以促進一個既包容又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策略相較于傳統產業戰略，能夠帶來更優的成果——傳統戰略往往僅限于挑選特定行業進行扶持，因此更容易受到私人利益集團的影響，且難以實現整個經濟體系的全面變革。拜登政府的經濟戰略在這方面并未達到預期效果，而特朗普政府早期的言論也表明，他們同樣未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尋找領導者

紅線

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能對全球產生負面影響。鑒于全球經濟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美國實施的高關稅政策可能導致價格波動，并觸發貿易戰。眾多國家正在根據保護主義、地緣政治考量以及綠色經濟轉型的迫切需求，制定各自的產業戰略。對于那些正在發展綠色產業的國家而言，若特朗普削弱美國在全球綠色技術市場中的領導地位，它們或許有機會增加自身的市場份額。

然而，從短期來看，美國的高關稅政策及其引起的報復性措施可能會導致供應鏈的中斷，并導致全球物價上漲，影響到美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消費者。

倘若特朗普減少與國際機構的互動，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將遭受削弱。在其首個任期中，特朗普已經削減了美國對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的財政貢獻，而到了2023年，美國仍占聯合國預算的22%。特朗普還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并威脅要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盡管拜登政府在推動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方面表現并不盡如人意——例如，美國依舊拖欠聯合國會費，并持續阻撓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WTO Appellate Body）的任命——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同時全球對國際機構的信任也在逐步下降。

然而，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水資源短缺以及全球不平等問題，這一趨勢亟需轉變。但現行的多邊機構必須經歷重大改革。巴巴多斯總理米婭·莫特利（Mia Mottley）所領導的布里奇敦倡議（Bridgetown Initiative）等改革方案，旨在解決國際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問題，該體系目前阻礙了眾多國家獲取可負擔的綠色項目融資。

這一倡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緊急流動資金、減輕債務負擔、擴大發展融資，所有這些措施都旨在促進可持續增長和增強社會的韌性。現行的環境公約亦需進一步完善，以便將關鍵的自然資源視為全球共同的財富。以水資源為例，全球范圍內應采納可量化的指標，以維護水循環的穩定。

此外，全球治理結構亟需調整，以確保所有國家——不僅僅是富裕國家——都能實施綠色產業戰略，協調各自的政策，并解決由此產生的貿易爭端。例如，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亟需改革，以確保它們不會妨礙成員國的綠色政策，同時避免使低收入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為了推動這些改革，需要有影響力的領導者。然而，一個背離多邊主義的美國似乎不太可能扮演這一角色。

歐盟（European Union, EU）也面臨著自身的挑戰。歐洲的經濟增長和生產力正在下滑，而匈牙利、意大利、荷蘭等國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使得歐盟內部的集體行動更加艱難。德國經濟今年出現萎縮，政治紛爭阻礙了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應對這一問題。法國的抗議活動揭示了，該國的工薪階層——與美國的工人階級相似——并未將綠色經濟轉型視為改善就業機會的契機。這些因素都對歐盟的綠色產業戰略及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構成了挑戰。例如，在拉丁美洲，歐盟在貿易和投資的競爭中正逐漸落后于中國。

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和歐盟的國際影響力逐漸減弱，金磚國家集團的影響力有望增強。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金磚國家不斷擴展其規模和作用，目前其經濟總量已占全球經濟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時涵蓋了世界一半的人口。該組織致力于成為西方主導全球機構的平衡力量。最近，二十國集團的領導權也從金磚國家的創始成員國巴西，轉移到了另一位成員國南非。

盡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加劇經濟的不穩定性，但隨著全球治理重心的轉移，新的合作模式有望出現。南非已經宣布，作為G20主席國，其主題將是“團結、平等和可持續性”，并可能利用這一機遇推動更加公正的金融和貿易政策。

倘若二十國集團與金磚國家的其他成員國對南非的提議給予支持，該國便有可能引領全球金融結構的改革，旨在解決眾多中低收入國家所面臨的債務危機。若此類改革無法實現，這些國家將難以擺脫沉重的債務負擔，這將阻礙它們在綠色產業戰略上的投資，以及在預防和應對氣候變化、健康以及其他緊急危機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同時，新的貿易關系可能應運而生，這些關系不再以美國市場為核心。如果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例如巴西和南非）將華盛頓的保護主義態度視為一個機遇，不僅可以保障市場準入和供應鏈的彈性，還可以在新的貿易協議中加入氣候和勞動保護的條款，那么全球貿易活動的去中心化可能會重新塑造全球貿易體系。盡管這一趨勢尚未明確，但全球貿易體系未必會回歸民族主義。推動新的合作模式，可以同時滿足社會、環境和經濟的利益。

金磚國家之一的巴西正在實施一項任務導向型產業戰略，該戰略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范例。它以六大目標為核心，涵蓋食品安全、醫療保健、可持續發展與宜居城市、數字化轉型、能源轉型以及國防等領域，旨在激發投資、促進生產和技術進步，并拓展全球市場準入，同時提升民眾的生活質量。

相較于傳統產業戰略，后者往往僅限于對特定行業的支持，容易受到私人利益集團的影響，這種新策略展現出明顯的優勢。盡管如此，該策略是否能夠真正實現其承諾，徹底革新巴西經濟，并解決美國產業戰略中存在的問題——未能公平地將利益分配給最貧困的群體——尚需時間來驗證。

巴西總統盧拉開啟第三個任期后，其政策立場致力于加強綠色轉型、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等。圖源：新華社

除了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英國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以及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等領導人都承諾將人民福祉和地球保護置于其國家經濟政策的核心位置。這些領導人現在需要從拜登政府的政策失誤中汲取教訓。他們應當摒棄“經濟繁榮與環境可持續性不可兼得”的錯誤二元對立思維，制定有力的政策以遏制貧富差距的擴大，而不是僅僅依賴于事后分配來解決問題。他們還應與企業界和工會建立合作與互惠的關系，確保經濟增長能夠帶來包容性和公平性。如果他們能在本國取得成功，將能夠進一步推動全球金融和貿易政策的改革，引領其他國家走上類似的發展道路。

一個充滿機遇的時刻

紅線

當前的形勢潛藏著巨大的風險。我們不難設想這樣一種場景：幾個主要國家轉向保護主義，這可能引發全球經濟陷入貿易報復措施的惡性循環，多邊機構進一步受到削弱，全球合作應對共同挑戰的努力全面退步。這種局面將導致各國幾乎無一幸免，同時使得解決全球性問題變得更加遙不可及。

然而，這一時刻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可以徹底摒棄那種將私人價值創造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失敗經濟模式，并代之以一個更加可持續和公平的全球經濟秩序。這種轉變顯然需要一系列艱難的改革。

各國領導人必須提出一個宏偉的愿景，重塑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并在此過程中挑戰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必須在國內構建新的聯盟，重新定義政府、企業和工會之間的關系，同時在國際上尋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以確保全球改革得以實現。此外，他們還需要向本國公民證明，這一變革將為每個人帶來實際的利益。所有這些都不會輕而易舉，但也絕非不可能。在當前全球秩序經歷劇變的時期，未來的方向尚未明確，依舊存在塑造新世界經濟秩序的機遇。

隨著巴西、南非、英國等主要經濟體審視未來的發展道路，哈里斯敗選于特朗普的案例應被視為警鐘。美國的經歷不應成為推動內向型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的動因，也不應成為政府削減社會福利和氣候行動投資的托辭。相反，它應促使人們意識到，若經濟改革力度不夠，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現行的全球經濟秩序忽略了人民和地球的利益，世界急需一個能夠同時服務于這兩者的全新體系。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我們不僅需要對現有制度進行微調，更需要對經濟運行模式及其受益者進行根本性的結構性變革。

本文編譯｜張樂詞（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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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審閱 | 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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