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評論
作者:趙柯嵐,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3000字,預計閱讀時間8分鐘)
3月11日,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剛剛結束在香港的行程返回馬尼拉,剛下飛機便被警方根據國際刑事法院(ICC)的逮捕令逮捕。根據指控,杜特爾特在2016年至2022年擔任總統期間實施全國反毒品行動時,涉嫌犯下“危害人類罪”。這位向來以“鐵腕禁毒”著稱的菲律賓前總統,在由家屬11日發布的一段視頻中憤怒質問“自己犯了什么罪?”為何菲律賓主動配合已退出組織的裁決?這一事件又會對菲律賓2028年總統選舉產生怎樣的影響?
▲菲律賓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左)和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右)
從兩張“國際逮捕令”的不同命運談起
這次“逮捕令”事件使人聯想到此前的一場充滿戲劇性的政治事件。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國際刑事法庭發布逮捕令之后,選擇無視并在2024年出訪蒙古國。隨后,國際刑事法院表示蒙古國有義務逮捕普京,烏克蘭外交部也于當地時間8月30日敦促蒙古國逮捕普京。蒙古國作為《羅馬規約》締約國,理論上需履行第59條規定的逮捕義務。然而,結果并不那么“出乎意料”——蒙古國拒絕執行國際刑事法庭的逮捕令。
在理想情況下,根據《羅馬規約》,締約國有義務執行ICC發出的逮捕令。不過,ICC本身并沒有針對主權國家的執行機制,這取決于各國是否愿意與ICC合作。對蒙古國來說,是否執行對普京的“逮捕令”事關重大。蒙古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能源安全與俄羅斯緊密相連,俄羅斯是其95%的石油產品的來源國,占該國進口總量的35%。因此,蒙古國政府出于地緣政治的考量,沒有執行所謂的“逮捕令”。然而,作為ICC前成員國,菲律賓主動執行針對本國前領導人的逮捕令,這反映了國際法的效力邊界并非取決于法律本身,而是受制于地緣政治的現實。
▲國際刑事法院(ICC)
當國際規則符合當權者政治需求時,即便在法理存疑的情況下仍被賦予優先性。研究顯示,2016-2022年間全球13個涉及ICC的案件中,有11件配合執行案例發生在政權更迭或國內沖突動蕩時期,比例高達83%。比如,2010年洛朗·格巴博拒絕承認選舉失敗,引發武裝沖突,導致3000人死亡,ICC對其的起訴源于選舉后權力爭奪引發的暴力;再比如,包括岡比亞、南非和布隆迪在內的國家已發出退出國際刑事法院通知,這些國家指控國際刑事法院被利用“迫害非洲人特別是領導人”,同時無視西方犯下的罪行。
菲律賓學者披露,ICC特別調查組60%的運作資金來自美歐國家,這種財政依賴導致其調查方向與西方戰略利益高度關聯。美國通過對馬科斯家族海外資產的控制,向菲律賓當局施壓。相較之下,蒙古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度達92%,使其具備規避ICC壓力的現實基礎。
▲ 2022年,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左)與美國前總統拜登(右)舉行雙邊會談。
菲律賓的國內政治斗爭
菲律賓的現代政治始終籠罩在家族權力的陰影之下。從1946年獨立至今,這片由七千島嶼拼湊的國度始終未能掙脫封建式政治結構的枷鎖。西班牙殖民時期遺留的"地方顯貴"體系與美國輸入的選舉制度雜交,催生出獨特的家族政治生態——全國81個省中超過60%的省長職位被不超過200個家族壟斷,馬科斯家族與杜特爾特家族的興衰便是這一體制的縮影。
這種"封建民主"的潛規則在2022年總統選舉中達到巔峰:馬科斯家族與杜特爾特家族組成政治聯盟,小費迪南德·馬科斯攜父親遺留的北方票倉,搭配莎拉·杜特爾特在南部棉蘭老島的絕對控制力,以59%的壓倒性得票率重掌政權。然而“權力的蜜月期”轉瞬即逝,馬科斯拒絕兌現讓莎拉出任國防部長的秘密協議,轉而任命親信卡利托·加爾維斯執掌軍隊系統,為聯盟的破裂埋下種子。2024年,莎拉公開威脅“遇刺則報復馬科斯家族”,則標志著該聯盟徹底破裂。
▲菲律賓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左)和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家族(右)之間的裂痕正在加深。
杜特爾特執政時曾發動震驚世界的“禁毒戰爭”。通過每周電視直播焚燒毒品、公開展示毒販尸體,這位“鐵腕總統”在占人口42%的貧民階層中塑造出"強人救世主"的形象。官方宣稱擊斃6200名毒販,但人權組織估計實際死亡人數超過3萬,其中87%集中在馬尼拉貧民窟與杜特爾特家族根據地棉蘭老島。這場逮捕遠非單純的司法行動,而是菲律賓政治風向標的轉變。馬科斯政府為削弱杜特爾特家族勢力,先后啟動三重針對杜特爾特家族的行動:2023年以反腐名義凍結達沃市74%市政預算,次年撤換該市警察系統37名高級官員,直至2025年借ICC之手,完成對政敵的最后一擊。
杜特爾特被捕的時間點耐人尋味。現任總統馬科斯2022年剛上臺時,就說過菲律賓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因此像杜特爾特這樣的情況應該得到豁免。但目前來看,由于馬科斯和杜特爾特兩大家族的政治爭斗愈演愈烈,馬科斯政府對國際刑事法院指控杜特爾特的問題在逐漸松口。此外,馬科斯政府針對莎拉·杜特爾特的彈劾指控,與其自身面臨的40億美元貪污指控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杜特爾特主動回國被捕的策略,可能激發民眾對其"被迫害者"形象的同情,為今年5月的中期選舉造勢。明知會被逮捕甚至送往海牙,仍然義無反顧地回到菲律賓。杜特爾特對逮捕不做任何反抗,表示他不害怕國際刑事法院的審判,也反映了他一貫強硬的行事風格。眼下,在菲國內權力斗爭最為激烈的時候,他的任何退縮都可能使民意受損,從而影響中期選舉。
國際司法工具不再“公正”
當蒙古作為ICC成員國對普京逮捕令視若無睹,獲得俄羅斯15%天然氣“折扣”時,當以色列持續占領巴勒斯坦卻從未被ICC調查時,所謂“普遍管轄權”的虛偽性已昭然若揭。不難看出,國際法效力在當今國際社會更多取決于大國地緣利益。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在非成員國執行缺乏法理基礎,菲律賓警方配合ICC行動凸顯主權讓渡爭議。杜特爾特律師團隊已指控逮捕程序違法,強調菲最高法院曾裁定退出ICC后無需配合調查。有菲律賓學者指出,ICC調查資金流向與西方國家關聯密切,美國通過控制馬科斯家族資產間接施壓。
此外,本次事件折射菲律賓在中美博弈中的戰略搖擺。杜特爾特執政期間采取“親中疏美”策略,而馬科斯上臺后重啟對美軍事合作,新增4個美軍基地。此前美國在《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框架下獲得的軍事準入,直接沖擊菲律賓的中資項目。2023年中國對菲投資同比下降37%,其中83%的撤資項目位于呂宋島美軍基地輻射區。馬科斯政府或許尚未意識到,菲律賓正滑向更危險的“新殖民主義陷阱”——美軍基地帶來的短期安全幻覺,正以國家經濟主權為代價進行償付。
▲菲律賓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
杜特爾特被捕后,菲律賓副總統、杜特爾特女兒莎拉發聲:“今天,我們的政府向外國勢力交出一名菲律賓公民,而且還是一名前總統。這是對我們主權的公然侮辱,也是對每一名相信我們國家獨立的菲律賓人的侮辱。”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家如何在尊重國際法的同時,保持自身的主權獨立性?
事實上,國際法的有效性往往與國家的實際利益緊密相連。蒙古國的例子表明,即便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指令,在面對強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時,也可能變得不再具有強制執行力。杜特爾特的被捕,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政治上,都是菲律賓斗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將會對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資料
[1] ICC案件:杜特爾特面臨指控,影響幾何?[EB/OL]. Filipino Journal, https://filipinojournal.com/icc-case-duterte/.
[2] 民主制度之“踵”:家族式恩庇侍從關系與菲律賓政治. [EB/OL]. 道客巴巴, https://www.doc88.com/p-7913823082923.html.
[3] 無緣關鍵選舉?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在機場被捕 . [EB/OL]. 界面新聞. http://www.senqingzn.com/dy/article/JQCBMRRF0534A4SC.html
作者簡介:趙柯嵐,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外國語大學本科生,研習興趣為能源轉型、可持續發展、中歐關系。
編務:趙柯嵐
責編:王加特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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