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給孩子輔導語文，他說有一句古詩詞不太能理解。我一看，出自課本上蘇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九年級語文課本下冊）：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孩子不理解的，就是“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這句，課本后面的思考探究題還要求回答，“遣馮唐”的典故表達了什么意思。

課本上對這句是有解釋的：

朝廷什么時候派遣馮唐到云中來赦免魏尚呢？云中，古郡名，治所在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載：漢文帝時，云中郡守魏尚抵御匈奴有功，卻因為上報戰功時多報了六顆首級而獲罪削職。馮唐為之向文帝辯白此事，文帝即派馮唐持節去赦免魏尚，復為云中郡守。這里作者以魏尚自許。

看到末尾，我也狐疑了：為什么說蘇軾以魏尚自許？ 難道僅僅因為他同樣是“太守”身份？ 從上下文來看，這分明意思是借“馮唐易老”的典故，以馮唐的口吻感嘆“我一年年老了，卻還大志未伸，何時再像當年派我出使云中郡那樣起用我啊”。

我自信教科書必是誤解了蘇東坡，不料上網一查，赫然發現這似乎才是如今的流行解釋：

古詩詞網：“下片他敘述獵后的開懷暢飲，并以古代英雄魏尚自比，期望能擔負起保衛國家、守衛邊疆的重任。結尾直抒胸臆，展示出詞人無畏的戰斗精神和殺敵報國的豪情。” 中國詞網（主辦單位：中華詩詞學會企業家工委會）：“想到國事，想到自己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處境，于是蘇軾借出獵的豪興，將深隱心中的夙愿和盤托出，不禁以西漢魏尚自況，希望朝廷能派遣馮唐一樣的使臣，前來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上海辭書出版社《唐宋詞鑒賞辭典》當年曾是同類工具書中最風行的，自1988年4月第1版發行，我家里的是1993年8月第6次印刷，五年時間竟印了46.3萬部之多。這部書我從小不知翻閱過多少遍，但以前沒留意過這句詞的具體解釋，現在一查，發現居然也是：

此時西北邊事緊張，熙寧三年，西夏大舉進攻環、慶二州，四年占撫寧諸城。東坡因這次打獵，小試身手，進而便想帶兵征討西夏了。“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就是表達這層意思。漢文帝時云中太守魏尚抗擊匈奴有功，但因報功不實，獲罪削職。后來文帝聽了馮唐的話，派馮唐持節去赦免魏尚，仍叫他當云中太守。這事東坡借以表示希望朝廷委以邊任，到邊疆抗敵。（《唐宋詞鑒賞辭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第689頁，高原撰）

黃拔荊《中國詞史》提到這首詞，解釋是：“下片寫請戰，以漢文帝時魏尚自況，希望朝廷能加以重用，以便能出守邊鎮，射殺‘天狼’，為國家民族建樹功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頁）

到這一步，真是出乎我意料，難道是我自己理解錯了？

我并不甘心，還想追溯老一輩詞學家的點評。龍榆生是近代詞學集大成者，但很遺憾，《東坡樂府箋》 龍榆生校箋對那一句“云中持節，何日遣馮唐”，僅引用 《漢書·馮唐傳》典故，想來對浸習于雅文化中的文人們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難道還需要多此一舉解釋嗎？

紅學家吳世昌撰有《詞林新話》，在談到這首《江城子》時，帶著疑惑的語氣說：

此首上片尚平穩，下片“持節”二句意為辭累，自比魏尚，文不對題，軾之移密，非似魏之因罪見拘，何須馮唐持節來赦？上片有無“千騎卷平岡”，亦可致疑。年未四十，已自稱老夫，此殆或人所謂“豪放”歟？或謂“老夫”乃謙詞，非，乃自負之語。（《詞林新話》，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52頁）

吳氏畢竟是古典文學功力深厚的名家，雖然不知何故認定蘇軾此處“自比魏尚”，但他又質疑這么寫很奇怪，解讀不通，因為蘇軾當時并非戴罪之身，也就談不上期待被赦免。

在他看來，蘇軾自稱“老夫”是出于豪邁自負，確實，蘇軾此時一點都不老（此詞作于宋熙寧八年，即1075年，他才38周歲），但他這樣理解，也就排除了“馮唐易老”的解釋。

翻查下來發現，還是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對這一句的解釋最為詳密到位。他首先明確，蘇東坡確實是自比馮唐，而這與他感嘆衰老是密切關聯的：

漢文帝遣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云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事見《漢書·馮唐傳》。這里蓋以馮唐自比，兼采左思《詠史》“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及王勃《滕王閣序》所謂“馮唐易老”等意，承“鬢微霜，又何妨”來，亦即上文所謂“老夫”。其實作者年方四十。馮唐在武帝時，年九十不能為官，亦見本傳，他在文帝朝，持節赦免魏尚時，也并不太老，用在這里似乎不太合式。但詞人遣詞每不拘。古代文人又有嘆老嗟卑的習氣，年未半百即已稱老。如上錄《蝶戀花》詞亦云“人老矣”[按，蘇東坡寫密州上元，“寂寞山城人老矣”]，而作者年方三十九；又如元豐七年有《除夜病中贈段屯田》：“龍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

他繼而更進一步，辨析了為何以馮唐自比是更為允當的：

近來注家，或釋本句為作者以魏尚自比。按史所載，魏尚時因有罪，下吏削爵；東坡于元豐七年自杭州通判調密州太守，是升官，非貶職，更非有罪下獄，與魏尚事不合。其另一面，史載馮唐其時不但持節為使者，且做車騎都尉，帶了許多兵，也和本詞下文“挽雕弓”“射天狼”等等意思得相呼應。審文意，仍以自比馮唐為較愜當。以有異說，故附記所見。（《唐宋詞選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96頁）

《蘇軾詞編年校注》既以蘇軾詞為研究主旨，對歷代注釋、評論可謂搜羅殆盡，在解釋這一句時 引《史記》卷一〇二馮唐列傳，然后 顯然采納了俞平伯的觀點， 幾乎就是原樣復制了他的一句：

此以馮唐自比，兼采左思《詠史》“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及唐王勃《滕王閣序》所謂“馮唐易老”等意。（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第148-149頁）

我也信從俞平伯的觀點，倒不是因為這位古典文學大家比其他注家都更為權威，而是因為他確實從蘇軾的生平、語境出發，給出了更妥帖的解釋。但隨之而來的就有一個問題：既然俞氏早有定論，為什么后來流行的注解、乃至現在的教科書，卻視而不見，并不予以采納？

單單盯著這首詞咬文嚼字，是無法理解這一點的，因為之所以有這樣理解的分歧，與更大的社會思潮變動有關。

蘇軾畫像

蘇東坡這首詞，雖然現在都進了初中語文課本，但在傳統時代并不被看作是其代表作，更談不上是最好的作品。

最早的唐宋詞選集《草堂詩余》，選錄唐五代宋詞367首，收蘇軾詞15首，不含這首詞；清朱彝尊《詞綜》收詞2253首，其中蘇軾詞也是15首，這首落選；清末民初的詞學大師朱孝臧（ 上彊村民）編選《宋詞三百首》（1924年），蘇軾詞作入選10首，這首仍不在其中。龍榆生《東坡樂府綜述》（作于1935年）舉出蘇軾詞11首，其中有兩首《江城子》，卻獨獨沒有這一首。

不僅如此，歷代詞學家也不像現在這樣將蘇軾簡單看作是“豪放派”，甚至強調他寫的最好的詞其實是婉約風格的。

1933年，詞學大師吳梅著《詞學通論》，談到蘇軾詞，最推崇的倒是那首《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認為“豪放”只是前人譏誚他作詞不夠本色，但其實他也擅長婉約：“余謂公詞豪放縝密，兩擅其長。世人第就豪放處論，遂有鐵板銅琵之誚。不知公婉約處，何讓溫韋。”

更進一步，吳梅還強調蘇軾的風格與其人格密不可分：

要之，公天性豁達，襟抱開朗，境遇迍邅，而處之坦然。即去國離鄉，初無羈客遷人之感。惟胸懷坦蕩，詞亦超凡入圣。后之學者，無公之胸襟，強為摹仿，多見其不自量耳。（《詞學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1頁）

近代對“豪放派”的推崇，受“救亡圖存”的國家主義意識影響甚深，這隨之興起了一種文學觀，認為文學更重要的不是文采（文學藝術價值），而是強調文學的政治功用，要能激發社會“正能量”，尤其是愛國情懷。在這種視角下，“豪放”其實也不再是原先那種人格氣度意義上的“豪放”，而是與個人生活情調相對而言的“大格局”。

蘇軾原先并不專意為詞，在兩宋詞人中算不得是最受推崇的，但受此文學政治化的意識推波助瀾，遂得以一再拔高。

上彊村民編選《宋詞三百首》中，蘇軾詞10首，辛棄疾12首，雖然也已不少，但這豪放派兩大家加起來都還不如吳文英（25首），周邦彥（22首）、姜夔（17首）、晏幾道（15首）、柳永（13首）這幾家也比更多。

然而到胡云翼（宋詞選》（1962）入選290多首，辛棄疾作品數量位居第一（40首），蘇軾次之（23首），周邦彥、姜夔各10首，柳永（7首）、晏幾道（4首）、吳文英（4首）均被降格到微不足道，號稱是 “根據思想性和藝術性統一的原則來評選宋詞”，對“思想內涵”的注重壓倒了注重音律詞藻的選詞傳統。

此種時代風潮，無人可免。俞平伯1962年著《唐宋詞選釋》，蘇軾詞入選最多，19首，辛棄疾17首，婉約派的宋代詞人入選均不多：周邦彥、姜夔各9首，吳文英（7首）、晏幾道（4首）、柳永（3首）都很少，倒是李清照還有13首，因為她的女性、愛國雙重身份標簽很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

可想而知，當這樣的意識滲透到文學理解之中，像這首《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就開始被推崇為好作品了，因為它似乎抒發了一種為國效命的豪放情懷，進而還難免曲解作者的本意。

本來，蘇軾的感嘆是士人傳統中慣常有的，自比馮唐，無非是說“歲月催人老，我期望再有機會建功立業”，但這種求取功名的想法似乎如今看來已經不夠高尚，而如果理解為自比魏尚，就顯得像是渴望再度為國抗敵了，至于這與蘇軾本人處境的種種不合，也很少人會去細辨了。

然而，不妨靜下來想一想，這是那個襟抱坦蕩、光風霽月的蘇東坡嗎？這倒更像是一個想肝腦涂地為朝廷效力的工具人。要是這樣講，我們恐怕不僅誤解了蘇東坡，還會誤導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