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鄧小平開始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面對被“運動”沖擊得支離破碎的意識形態領域，他第一時間想到了胡喬木——這位曾為毛澤東執筆20余載的“黨內第一支筆”。不久以后，鄧小平找胡喬木談話說：“喬木，我們要辦個政研室，你來牽頭。”

鄧小平

胡喬木略顯遲疑地說：“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在亂得很……”

鄧小平卻擺擺手說：“亂不怕，你先把理論隊伍攏起來。學部的業務你管，刊物也要辦！”

這場談話后，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迅速成立，胡喬木帶領吳冷西、胡繩等人，在《思想戰線》雜志的籌備中埋下了思想解放的伏筆。盡管后來刊物因政治變局夭折，但這段合作讓鄧小平記住了胡喬木“既能把握理論高度，又懂政治分寸”的特質。

1975年11月4日，鄧小平把胡喬木找去，談《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他在談完以后說：“你們以后就抓兩件事：一件是把編輯《毛選》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幫助學部把刊物辦好。”胡喬木這時還不知道，毛澤東已經開始“批鄧”了。

鄧小平（右二）和胡喬木（左一）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十七人會議，批評鄧小平，討論對“運動”的評價問題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問題，胡喬木等幾人也被通知參加。胡喬木在會上作了檢討，江青更是直接把他訓斥了一通，說他“對毛主席忘恩負義”。

1975年冬至1976年春，“批鄧”被逐步推向高潮，胡喬木也成為追逼交待的重點，承受著里應外合、內外夾擊的政治高壓，他不能不應付，甚至不能不做一些檢查交待、揭發批判鄧小平的文章。但總的說來，胡喬木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壓垮，沒有讓“四人幫”的陰謀得逞。

“四人幫”被粉碎后，胡喬木的處境并沒有多少改變。1977年初，政研室接到國務院政工組的通知，說中央決定撤銷政研室，工作人員重新分配工作，要胡喬木等人做好善后工作。胡喬木對這種局面深為憂慮，他幾次對鄧力群說：“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組織理論隊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來了， 現在又一分為二了。”

胡喬木

1977年5月下旬，鄧小平即將復出，王震認為鄧小平復出后需要一個筆桿子，他便讓胡喬木給鄧小平寫一封認錯的信，由他給鄧小平帶過去。

5月24日，王震去見鄧小平，他對鄧小平說：“喬木有個自我批評的信，讓我們帶給你。他說自己犯了錯誤，很對不起你。”

鄧小平聽后笑著說：“這沒有什么，對這事我沒有介意。說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四號文件發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臺戲？不必寫信或寫自我批評了。要喬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么負擔。”

最后鄧小平對胡喬木作出了肯定的評價：“喬木是我們的第一支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盡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有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主席沒有辦法，只好不用。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于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總而言之，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換意見。”

鄧小平和王震

不久以后，鄧小平親自委托胡喬木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眼眶濕潤，只答了一句：“我一定竭盡全力。”

1979年10月，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統一全黨思想，中共中央決定，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點將胡喬木：“這份決議，你來主筆。”

從此以后，胡喬木整天泡在辦公室里撰寫《決議》的初稿，他逐字推敲對毛澤東的評價，時而想起延安時期毛澤東教他校勘文件的場景：“校對如校讎，要把錯誤當仇敵。”此刻胡喬木面對的不僅是文字，更是一段鮮活的歷史。當寫到“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時，胡喬木停頓良久，最終添上一句：“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來美國學者評價這份決議“像一場干凈的外科手術”，而胡喬木的筆，正是那把精準的手術刀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92年9月28日，胡喬木病逝，鄧小平在他的悼詞上批示：“胡喬木同志是我黨思想理論文化戰線的卓越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