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公交車看手機的男性??????????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就業質量”“堅決糾正各類就業歧視”。多位代表委員包括主持人白巖松、演員張凱麗等等也關注到“35歲就業歧視現象”，建議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與包容性，適應教育發展與終身教育的趨勢，更好地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的結構變化。

現在中國人均壽命在不斷提高，出生率低迷不振，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以至于實施延遲退休政策，60歲以后也要工作，但與此同時，很多人過了35歲，卻發現找工作很難。

國際上定義青年人是18～45周歲，35歲還是很年輕，正是工作經驗豐富、穩定成熟的階段。而且，他們上有老下有小，承擔著生活的壓力，更愿意奮斗和付出。

但這個群體卻在求職的時候被歧視！

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為什么一邊延遲退休，一邊又有“35歲歧視”呢？

延遲退休，首先當然因為養老金的問題。中國的養老金是現收現付支付制度，簡單地說，是收了年輕人的社保，然后轉手給退休老人。

顯然，這種方式是否可持續，就與繳費的人和領養老金的人的比例息息相關。

2023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超過19%，而2022年總和生育率降到了1.09。這就導致繳納社保的勞動力越來越少，可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卻在激增。

另一方面，養老金制度是1997年才開始的，之前職工沒繳費的工齡被視同繳費，也就是說養老金本身就有虧欠。

那么，解決辦法就是延遲退休、降低領養老金的人群的規模。

可是，這會不會形成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就業競爭呢？

老年人和年輕人，找的工作不一樣，對工資的期望也不一樣，工作技能、經驗、資質都不一樣，產生直接競爭的比例不會太高。

間接地來說，他們之間有競爭也會有互補。很多人想象的是，工作總量是恒定的，然后，一群人來分，是一個零和游戲。但經濟不是這樣運行的，經濟和就業機制絕非是靜態地分蛋糕的過程。

就業狀況的好壞，取決于經濟運行的好壞而非人口多少。人口小國會出現失業，人口大國就業狀況卻可以非常好。計劃經濟的時候，大量年輕人沒有工作，只能到農村。后來，改革開放了，人口雖然更多了，但就業狀況更好了。

所以，當更多老人在自己原來的崗位上，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自己也更能消費，反而能促進社會經濟流轉，有利于產生更多的崗位。

那么，為什么年輕人超過35歲就不好找工作了呢？

35歲就業歧視，首先是從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考開始的。根據1994年發布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報考國家公務員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年齡為35歲以下”。這個規定執行后，現在很多地方的很多部門、單位都規定，35歲以上就不能考公考編。

定在35歲這個門檻，最初可能是基于要把博士、博士后囊括進來的考慮。35歲前理論上可以完成博士、博士后的學習，基本上需要一路暢通，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不能耽誤，否則年齡就會超過這個線。

2022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是39.72歲，勞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5年的6.14年，上升到2022年的10.88年。不但受教育的時間長了，而且，現在技術的不斷發展，還要求終身學習，很多人是工作過一段時間再去讀研究生，讀博士，這樣年齡就會超過35歲，就不能考公考編了。

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的招考規定，會對社會有一種示范效應，企業也跟著不要35歲以上的求職者。

其實這個現象，也沒有輿論中宣揚得那么嚴重，或者那么普遍。實際上，不要35歲以上的人，主要還是出現在大城市中。

年輕人畢業了，很多人都要去大城市闖蕩一番，大城市永遠有無數的年輕人，這里的企業選擇范圍更大，同等條件，有年輕的當然選年輕的、精力好的、工資又低的。

大城市容易出新聞，一家公司寫上不要35歲以上的人，一個35歲以上求職被拒的人，都會成為新聞。

于是，社會就產生這種印象，事實不斷增多，然后又不斷強化成堅固的觀念，到了現在，形成了一種社會共識。

雖然考公考編有不好的示范，但35歲以上求職難，主要還是市場因素和人口結構因素。

首先，35歲以上的人，在職場打拼接近10來年了，往往積累了一些業內人脈，很多時候找工作，都是以一種“托關系”的方式進行。反過來，企業在公開向社會招聘的時候，特別是基礎崗位要求上，就會寫上35歲以上的不要。實際上，他們只是在相對基礎性的崗位，不要35歲以上的人。

人在職場中發展，都是慢慢上升的，不斷學習新的專業能力，積累專業經驗，或者轉向一些管理能力，以及獲取各種資源，比如客戶關系、公司內部關系等等。

如果一個人在職場發展得不好，專業技能沒有跟上，管理能力也沒有發展出來，隨著年齡逐漸增大，不能升上去的話，對老板而言，既然仍然干的是基礎工作，那么，當然年輕人好。這樣的人，就更可能會遭遇失業。而他們應聘的時候，因為技能欠缺，應聘基礎崗位，企業當然也會選更年輕的。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經濟不景氣，行業收縮，把管理崗、資深崗位的人都擠下來了。他們退而求其次，降崗求職，但對基礎崗而言，他們的能力是過剩的。而且，他們的資歷還成為一種難以管理的障礙，所以，企業也傾向于寫上35歲以上的不要。另外在一些大的互聯網平臺，所謂“大廠”，這種中高層的焦慮感會更加強烈，它們普遍又是媒體和輿論的出口，導致自產自銷的競爭、焦慮感，成倍放大。

可以前不是這樣的。

1978年，中國GDP總額僅為3679億。到了2016年，這個數字爆發式增長到765873億，名義GDP增加200多倍，各行各業的規模也相應擴大。

更龐大的行業規模，更大更多的公司，都產生出更多的管理崗位。與此同時，新技術出現制造出新的需求與新的行業，并為行業先行者提供更多的管理崗位。

每一個互聯網、通訊、移動的新貴，都產生出更多的管理層崗位，產生出龐大的新興產業。此外，中國還有龐大的人口紅利，大量農民、年輕人進入工業體系，進入低端崗位，替代了原本的城市工人，構成職場金字塔的龐大基底，支撐起更多的管理崗位。

于是，似乎每一個人都可以變為中層，公司永遠在擴大、部門永遠在增加，行業永遠在發展。

所以，以前沒有35歲以上就業難的現象，是因為行業、公司、部門都在膨脹，人人都能升得上去，同時，大量的年輕人填進金字塔的底部，成為被管理者。

而現在，年輕人沒了，來填金字塔底部的人少了。留在基礎崗位上的人多了，而且，當行業收縮，他們就會被年輕人淘汰掉。

所以，并不是年輕人在和35歲以上的人搶飯碗，也不是退休的人在和35歲以上的人搶飯碗，是人口結構，整個經濟走勢導致的。

明白了問題，就不難找出解決辦法，雖然解決起來，那也會非常難。

首先是考公考編要起到示范作用。好消息是，2023年的公務員招考中，河南、貴州、天津、湖北、江西、廣西、四川、云南、重慶、內蒙古這10個省份，已經放寬了部分崗位的年齡限制。

當下的考公考編年齡政策，實質上是偏好沒有任何社會經歷的畢業生。這其實并不好。

這些畢業生，走出學校就進入機關、單位，一輩子沒有在市場中去經歷一番，很難深刻地感受到市場運行、社會百態和人間疾苦。在公務員這個崗位上，就會不接地氣，甚至高高在上，缺乏同理心。

破除35歲這個門檻，招考那些年齡更大一些的人，這個人群涵蓋了更為廣泛的教育背景和社會經歷，能夠為政府機關帶來更多的視角和思路。他們在社會歷練了一番，懂市場、懂職場、懂社會，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都會更貼近社會，更有同理心。

對于企業，國企在這個問題上也要起到示范作用。對于民營企業而言，這是自主經營的權利，不愿意招35歲以上的，總會有很多理由去拒絕，強壓是做不到的。

但輿論社會可以做引導，讓企業明白，現在都延遲退休了，缺年輕人，要認清這個現實。

還有一個更大的層面，那就是大城市要不要把35歲上的人趕跑，并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進入。城市人口結構改變了，企業的招聘行為，也要隨之改變。

總之，企業總是受市場制約的，招不到人，總會改變，隨著老齡化的逐漸加深，不要35歲以上的現象可能會越來越少。

從兩會聲音看騎手社保，市場問題不能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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