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還有明天》正在院線熱映，

這部意大利電影罕見地出現口碑逆襲——

豆瓣評分由最初的8.4一路飆升至9.4，

引發熱議不斷。

該片的導演、編劇、主演，

是被譽為意大利國寶級女演員的寶拉·柯特萊西（Paola Cortellesi）。

這部導演首作拿下了意大利2023年票房冠軍，

斬獲五項有著“意大利奧斯卡”之稱的大衛獎。

故事發生在1946年的羅馬，

圍繞主角迪莉婭——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有關家庭暴力、性別歧視

與女性覺醒的議題展開，

與當下的社會現實形成強烈的呼應。

影片有著精巧的敘事結構，

尤其是結尾的反轉，

讓許多觀眾大呼“神來之筆”：

“我以為她想要愛情，沒想到她選擇戰斗！”

柯特萊西接受一條采訪

《還有明天》編劇曾在采訪中形容，柯特萊西在片場時常常像個士兵，執行力超強

3月8日當天，一條在上海見到了柯特萊西導演。

她向我們聊起電影創作的細節，

和其中的女性議題：

“這部電影之所以成功，

是因為它觸及了一個顯然需要討論的話題，

我很高興是我來討論這個話題。”

編輯：陳必欣

責編：魯雨涵

柯特萊西在中國首映禮現場

1946年，意大利羅馬，一個尋常早晨，家庭主婦迪莉婭剛從睡夢中醒來。身旁的丈夫伊萬諾一揚手，給了她一記響亮的耳光。

迪莉婭的表情卻沒有絲毫波動，她照常起床，梳洗更衣，為全家準備早飯。

影片中，迪莉婭常年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

這是電影《還有明天》的開頭一幕。只需要再往下看幾分鐘，觀眾便不會再為迪莉婭的反應疑惑——在這個底層家庭里，丈夫是絕對的主導和權威，妻子早已習慣丈夫的暴虐，她忙碌于照顧一家老小的瑣碎家務中，還要打零工貼補家用。

“這是來自那個時代的真實講述。”寶拉·柯特萊西介紹，電影的靈感最初來源于她聽祖母、曾祖母講起的故事，而自己是最后一代，還能聽見親歷那個時代的長輩回憶的人。

“這些女性一直在為他人服務，她們的付出卻從未得到感謝。她們在歷史上，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都被忽視，仿佛從未真正存在過。”

20世紀40年代，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興起，這些電影注重紀實性，忠實地反映社會現實

為了還原時代背景，柯特萊西選擇將電影拍成了一部黑白片，與意大利電影的新現實主義傳統相呼應。

這段曾被沉默掩蓋的歷史，在近80年后迎來了聲勢浩大的回響。2023年，《還有明天》在意大利上映，一舉拿下全國年度票房冠軍，超過了當年全球大熱的另一部女性主義電影《芭比》以及《奧本海默》等好萊塢大片，進入意大利影史票房前十。

2011年柯特萊西曾憑借《沒有人可以審判我（Nessuno mi può giudicare）》獲大衛獎最佳女主角（左），2024年她憑借《還有明天》再次獲此獎項（右）

這一年，柯特萊西恰好50歲。她的演藝生涯從13歲當歌手開始，之后轉向表演，逐漸成為意大利最廣為人知的女演員，收獲大衛獎、銀絲帶獎、意大利金球獎等諸多獎項認可。這部《還有明天》讓她再次榮膺大衛獎影后，同時獲得最佳新導演獎。

今年婦女節，這部電影在中國上映。上海首映禮現場，座無虛席的影院里，柯特萊西在一片歡呼聲中出場。她一路小跑，穿過觀眾席，這幅畫面也仿佛與電影結尾迪莉婭奔跑在街頭的一幕遙相呼應——

當柯特萊西站在臺上，握住手中的話筒，影片中的迪莉婭同樣攥緊手中的信件，那是一張選票。1946年，是意大利女性首次獲得投票權的重要歷史時刻，這是影片令人振奮的轉折點，也是無數真實的迪莉婭們為自己追尋“明天”的開始。

迪莉婭奔向投票現場

“這是一部以過去為背景的當代電影，”柯特萊西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拍攝初衷，“我想把一顆鵝卵石扔進水里，看看漣漪會把你帶到哪里。”

這片漣漪如今向我們涌來。

遙遠的年代，異國的場景，黑白的色調，都沒有阻礙這部影片傳遞出真摯而強烈的情感力量，柯特萊西的發言不時引發掌聲雷動。

首映禮結束時，柯特萊西動情地感謝中國觀眾的支持

中國觀眾的回應讓她倍感驚喜：“我們來自不同的世界，文化也有很大的差異，起初我不知道該期待什么。結果，我就像收獲了來自成千上萬人的擁抱一樣，非常美妙。”

面對一條的鏡頭，柯特萊西細致講述了她對電影創作與女性主義的理解，關于呈現暴力的方式，關于獨立意識的覺醒，關于捍衛權利的必要，關于與我們每個人有關的當下。

2023年11月，意大利民眾在游行活動中反對對于女性的暴力行為（圖源美聯社）

2023年11月，《還有明天》在意大利上映期間，一位名叫Giulia Cecchettin的22歲女性被前男友謀殺，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柯特萊西也參與其中。

那一年，意大利已經發生了100起謀殺女性的事件，“在意大利，每72小時就有媒體報道有一名女性被殺害，”柯特萊西報出一個數字，并向我們解釋了一個名詞：“femicide”：“這就是‘針對女性的謀殺’。”

“所以我拍這部電影，是為了談論現在的現實。”她說道。????

電影里迪莉婭被伊萬諾毆打的過程被呈現為一段交誼舞

伊萬諾的暴力行為被表現為舞蹈動作

電影里，迪莉婭每日遭受的家庭暴力，被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現——迪莉婭臉上的血跡用特效制作，出現后又迅速消失；她被伊萬諾毆打的場面更是直接變成一場交誼舞，搭配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

“在那個年代，家暴是家常便飯，所以我想把這些場景表現為一種經常發生的儀式。”柯特萊西解釋如此設計的用意。

正如影片開頭迪莉婭面對那一記耳光時的淡漠，她希望讓觀眾感受到這個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狀態——對她來說，“（經歷家暴）是一件循環往復的事情，就像一支舞蹈。”

柯特萊西曾在采訪中感謝演員馬斯坦德雷亞的支持：“他從一開始就愿意參與這個項目，這個人物如此負面，只有像他這樣勇敢而有能力的演員才能扮演他。”

在寫作劇本時，柯特萊西腦海中的伊萬諾是一個更為殘暴的男人形象，但她最終推翻了這個設定。銀幕上，由瓦萊里奧·馬斯坦德雷亞扮演的伊萬諾穿著有些皺皺巴巴的汗衫，挺著啤酒肚，留著意大利男人標志性的胡須，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男人——

“他是一個正常人，卻表現得像個怪物，因為這就是他所受到的教導。”而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喜劇元素的加入，也絕非許多觀眾擔心的對暴力的美化。恰恰相反，柯特萊西談到，自己警惕的是影視作品將暴力畫面呈現為一種奇觀：“我們已經非常習慣于血腥的細節，以至于越來越麻木，但這并不好。面對暴力，我們應該始終感到震撼。”

對于女性遭受的暴力，柯特萊西不希望它們一再被獵奇的“偷窺欲”所掩蓋。“如果我專注于描繪暴力的細節，比如那揮拳一擊，那些血跡或傷口，這可能會讓觀眾忽略更重要的核心，那就是暴力行為的本身及其殘酷性。”

80年過去，親密關系中的暴力行為仍是反復上演的現實，“時至今日，這種將愛情視為占有他人的心態依然存在著，也依然壓迫著女性。”柯特萊西認為，這正是這部看似老舊的電影能夠引發如此多共鳴的原因。

“現在女性可以離開，可以報警，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們擁有了權利和保護，”柯特萊西說道，“但還不夠，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聽到問題后，柯特萊西幽默可愛的反應引發現場笑聲一片

上海首映禮中的一個小高潮，來自一位觀眾的提問：“我對這個結局有一點小小的可惜。當我們以為迪莉婭會追隨自己的愛情去逃亡，但沒有，她去投出了自己的選票。她回到家后，她的丈夫會如何對她？這張選票對她個人有怎樣的改變？”

在諸多采訪和現場互動中，結局的設置大概是柯特萊西被問到最多的問題之一。“很多意大利觀眾看到最后，還在期待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來到中國，她也再一次給出堅定的回答：

“我希望那些曾期待迪莉婭能被一個男人拯救、帶她逃離的觀眾們，會因自己的這種想法而感到羞愧和遺憾。她是靠自己得救的，她獲得了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沒有什么比這更強大的了。”

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有許多兩性不平等的規定，例如對于電影中丈夫對妻子施暴的行為，法律常予以淡化，甚至視為“糾正行為”；而妻子但凡對丈夫有輕微傷害，則可能被判數月監禁或罰款

“我并不是在講述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而是在講述現實。”在這個現實主義的故事里，迪莉婭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女性，“她不是一個叛逆者”，柯特萊西不斷強調這一點。

但與此同時，這位家庭主婦在處理家務與工作的過程中，又展現出她其實具備過人的能力。“即使是現在，許多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多強大，我們每天做著數以萬計的事情，只是自然而然地去做，卻不認為自己有什么特別之處。”

所以重要的，是女性要擁有“對自我價值和重要性的認知”。

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獲得投票權，89%的女性參與了當年的意大利國體公投，在2500萬選民中，有1300萬是女性

“伊萬諾在身體意義上始終是比迪莉婭更強大的，”柯特萊西冷靜地說道，“比起簡單地向伊萬諾回擊一拳，形成這份認知更加意義重大。”

比拳頭更有力的回擊，是權利。“國家第一次用她的姓名告訴她，她擁有權利，她的聲音是有份量的，她的投票是有意義的。”

“意識到自己能自救，找到勇氣，認識到自己作為女性和人類的價值，我相信，這種自我覺醒遠比希望一個男人來拯救她，要強大得多。”

這段問答結束后，現場響起了首映禮開始以來最激烈而長久的掌聲與歡呼。

電影里，已經工作多年的迪莉婭拿的工資還比不上一個剛來的年輕人，老板只撂下一句解釋：“因為他是男的。”

類似的情節也曾真實發生在柯特萊西身上。在作為演員的從業初期，她收到過一份報酬合同，上面寫著這樣的備注：“（這個薪水）對于一個女人來說還不錯”。

電影《人艱不拆》中，柯特萊西扮演的建筑師Serena假扮是男性朋友的助手，才得以表達自己的觀點

這不是柯特萊西第一次在作品中討論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早在十年前，柯特萊西首次擔任聯合編劇的電影《人艱不拆（Scusate se esisto!）》中，她扮演了一位建筑師，在英國擁有成功的事業，回到羅馬后卻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直到在一位男性朋友的幫助下，承包商才認可她的項目。

這段故事的靈感同樣來源于柯特萊西的親身經歷。在一次劇本會議上，柯特萊西提出了自己的一個想法，但其他人卻只看向她的兩個共同編劇——兩個男性。

“我感覺自己就像是隱形的，好像一個好的想法不能來自于女性一樣，”柯特萊西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我有點生氣，但也有點想笑，所以我們寫了一部電影來談論這個話題。”

柯特萊西憑借電影《最后一個》提名大衛獎、銀絲帶獎最佳女主角

在之后的作品里，柯特萊西延續了這樣的批判意識。2015年的電影《最后一個（Gli ultimi saranno ultimi）》中，她扮演了一位因懷孕被工廠拒絕續簽工作合同的女性Luciana；她還曾評價意大利的MeToo運動是“膚淺且有誤導”的：“它幾乎只關注職場性騷擾和暴力，只點名那些非常知名的肇事者。但它沒有觸及女性本來就遭受的那些病態的權力不平等。”

在北京路演場，柯特萊西再次提到這些根植于父權文化中的隱蔽現象：“社會進步有很多層面，制度性的層面往往會走得更快一些，比如這些年有更多法律保護女性的權利。但思維與心理層面往往走得更慢。我們今天仍然要嚴陣以待。”

女性主義意識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柯特萊西坦言：“這也是我仍在學習的事情，自我認知和自我尊重。”當初在劇本會議上，為他人的目光而產生的“內耗”早已不再困擾她：“我們許多人，尤其是我們女性，往往會去取悅他人，想讓別人高興，擔心別人怎么看我們。這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柯特萊西在社交媒體為抗擊乳腺癌活動“Race for the cure”宣傳

在《還有明天》的末尾，一行字幕出現：“獻給Lauretta”。有中國觀眾問起柯特萊西這是誰，她溫柔地笑了笑：“Lauretta是我的女兒。”

女兒也是柯特萊西的創作靈感之一。在編寫劇本時，編劇團隊研讀了大量殺害女性的案件和女性權利研究的書籍。有一天，柯特萊西和女兒在睡前一起讀一本名為《妮娜與婦女權利（Nina e i diritti delle donne）》的兒童讀物，讀到關于女性離婚權、墮胎權、投票權的歷史，當時才8歲半的女兒在一旁非常驚訝：“她不敢相信，過去女性竟然沒有任何權利。”

女兒的反應讓柯特萊西既感到欣慰——“她生活在一個這些權利已經被認可的時代”——但同時也感到擔心：“我認為她應該知道這些權利是如何得來的，正是因為那些曾經為之奮斗的人，她今天才能享有這些權利。

“她也必須明白，這些權利并非是永久不變的，它們隨時可能被剝奪。因此，她必須對此保持警覺，并且有能力去捍衛自己的權利。”

影片結尾，迪莉婭和女兒瑪塞拉相視一笑

柯特萊西將這部電影獻給女兒，同時，“也獻給所有必須關注這些問題的女孩和男孩”。

在電影結尾，迪莉婭意外遺落的選票，最終是由女兒瑪塞拉帶到現場交還給母親。改變在發生著，也將繼續延續，從母親到女兒，從今天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