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劇三考》，黎國韜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包括“史料新考”“唐戲新研”“其他雜考”“理論新探”四個部分，收入作者歷年撰寫的論文十篇。主要研究內容包括古劇、古劇史料、唐戲、戲劇史分期，側重對中國古代早期戲劇的研究，倡導對中國早期戲劇進行重新分期和撰寫戲劇史，注重史料研究，考據扎實，質量上乘。

目 錄

前言

上編　史料新考

“魚龍幻化”新考及其戲劇史意義發微

隋唐至兩宋類書中的早期戲劇史料

中編　唐戲新研

《唐戲弄》辯正

試答“唐戲百問”

下編　其他雜考

敦煌遺書戲劇樂舞問題再補述

戲曲“念白”淵源新考

元雜劇若干問題考

附編　理論新探

中國古代戲劇史分期新論

再談古劇研究的空間視野和方法

史料發掘與早期戲劇史研究之拓新

參考文獻

后記

現代考據何以可能

——讀黎國韜教授的《古劇三考》（代序）

黎國韜教授的“古劇考”系列已推進至第三本了，而且正在不斷地延展。對于充滿無數謎一般的中國戲劇史而言，讀國韜的大作，猶如茫茫沙漠里發現甘泉，撲朔謎案中揭示情緣，柳暗花明不期而至，于文學史貢獻良多。正因為如此，我們期待著他有更多的成果問世。

在我看來，國韜教授的貢獻不僅在于戲劇史，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所提出的問題與所作出的探索，對于整個學術界都具有啟迪意義。

《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

國韜的三本大作，都冠以“考”之名，另一本著作則題為《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雖未有“考”之名，但實際上“考”也貫穿始終，可見其學術偏好。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這種“考”基本上是學術界的集體偏好。

什么是“考”？“考”即“考證”或者說“考據”，盡管人們有時會將二者加以區分：將前者視為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而后者則看作一種學派，例如乾嘉考據學。

但事實上，考據并非清儒的專利，而是一種論說有據、信而有征的學術傳統。此傳統自漢代以降綿綿不絕，司馬遷就提出“考信于六藝”的觀念，即便“義理”盛行的宋代，王安石也仍然在褒義的意義上使用“考據”一詞。

后來，這種傳統被清人視為“漢學”傳統專治于儒家經典，所謂“六藝為宗”，盡管也有人將“證”與“據”進行了分別，但也僅僅是在討論傳統考據的語境下所作的區分。

事實上，“考據”作為一種學術方法，強調嚴謹與實證，與“考證”同出一脈，并無差異。

如此，我們就不必孜孜于舊考據與新考據在使用材料上的分野，這種分野實際上乃是時代局限所致，乾嘉考據學派如果生活在今日，也會使用文獻之外的物證、田野作業與數字方法，因為只要能提供事實證據，使人信服而非游談無根的方法就是“考證”或者“考據”的本意。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考據視同考證。在此意義上，國韜教授的考據功力極深，于學界貢獻良多。

僅以收錄本書中的《〈唐戲弄〉辨正》一文為例，《唐戲弄》是著名學者任半塘先生的代表作，被譽為“唐代戲劇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但國韜教授仍從中發現了可以商榷補正之處多達五十三條，并對每一處皆條分縷析，勘誤辯證，結論令人信服。

《唐戲弄》

其中不僅有史料的辯證，更有觀念的辯證。例如任半塘先生對“戲弄”的定義為“百戲”與“戲劇”，國韜教授根據大量的戲劇史資料表明，唐代戲弄的“百戲”與“戲劇”并非并列關系，而應以“百戲”為戲弄的總稱，其中包含“戲劇”與“雜戲”兩部分。這一判斷，是符合早期戲劇史實際的。

但是，考證仍然有傳統與現代之分。

首先，這種區分表現在史料的拓寬與現代方法的使用上，從而為“考據”所“證”提供更為充分的證明與全新的視野。

陳寅恪提出的“三重證據法”便是在現代學術觀念下拓展了史料的界域：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國韜教授治中國戲劇史，這一研究對象與純粹的文本對象不同，往往涉及表演、音樂、場域等等，因此需要根據這一學科的特點，拓展“中國戲劇史料學”的邊界，他指出這一學科的史料至少包括“戲劇文獻學”“戲劇文物與圖像學”“戲劇口述史料學”三個基本分支，這就為中國傳統戲劇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的基礎。

《古詩·古劇·古樂·古文化新探：黎國韜學術文選》

其次，現代考據與傳統考據的本質區別還在于現代考據往往與思辨相結合。在我們的語境里，“思辨”意味著一種哲學的思維方式。

盡管考證與思辨同樣需要言而有據，但二者有一個重要的區別：考證往往需要一個先在的經驗事實作為依據，先歸納后演繹，因為考之所“考”是對象化的經驗事實，這個事實可以是文獻，或者文物、田野調查結果、數字化成果等等，考據就在此基礎上進行辨析、區分真偽、確定年代、排比歸納、分析闡釋。

而思辨的對象則可以是超越經驗對象的形上本質，采取先驗的、邏輯的方法，依據理論而非事實進行演繹。

康德甚至追尋到考據的源頭，在他看來，經驗知識不是單純從經驗這被動接受的，而是通過先天的知性范疇主動建構的。在這種建構中，經驗被有意義地被理解與組織。

早期現代考據與思辨的結合，陳寅恪就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范例。

事實上他的“三重證據法”不僅是史料的拓展，其中的“釋證”“補正”顯然已進入材料的闡釋領域，尤其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更是強調理論在解釋材料中的作用。在他的歷史研究中，民族文化、宗教集團、政治制度、種族婚姻、地理環境每每成為歷史的切入視角，即便是“狐臭”這種不起眼的疾病史，也闡釋出種族聯姻、文化變遷的重要結論。

顯然，這些外來觀念與傳統的“性、命、理氣”觀念不同，因而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視野，提出新的問題。

國韜教授的《再談古劇研究的空間視野和方法》，提出古劇研究的“空間視野”概念。這種“空間”并非一種地理范圍，而是一種內涵容量的維度，或者說將空間內涵化。正如國韜教授指出的“史料的數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空間的大小”，可見內涵與空間成正相關關系。

《古劇考原》

而且，在他看來，決定內涵空間的，不僅有史料，而且與視野密切相關。或者說，視野決定內涵空間。

國韜教授在對嶺南傳統舞蹈作了一次較為全面和深入的調查后，發現一批活態的儺儀儺舞、獅子舞、龍舞、鳳舞、竹馬舞、春牛舞、貔貅舞、鰲魚舞、火狗舞、蜈蚣舞等，不少是宋代或宋以前伎藝在廣東地區的遺存，從而對于“劇出于樂”“劇出于舞”等命題也有了新的認知。

顯然，在將古劇研究的視野從文本轉移至當下的活態文化，古劇研究就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第三，現代考證與傳統考證之間另一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前者需要學者有自己的理論預設。

任何考據都需要有理論預設，但傳統考據的理論預設對研究者來說，往往是集體無意識的，因為儒家經典不僅是考據的目的——無論是“求其是”還是“求其古”，而且被視為“考”之所“據”，是知識為真的依據。

《先秦至兩宋樂官制度研究》

但現代考據則需要重返考據的邏輯起點：審視考之何所據的理論依憑。現代考據何以需要理論依憑？

這是因為現代考據的問題往往來源于理論預設，考之所考并不是傳統考據中自然存在的事實——例如儒家經典中未明的問題，而是依憑理論而產生的事實。現代考證所依憑的理論預設，并不都需要依賴經驗的事實，這就打通了考據與思辨的壁壘。

例如，國韜教授梳理典籍，收集了大量古劇史料，其中有比較準確系年或斷代者超過2800條，僅在隋唐至兩宋類書中就發掘整理出早期戲劇史料近700條，這些古劇史料包括三大類：戲劇本身的史料；早期戲劇構成要素的史料；戲劇淵源的史料。

如此巨量的新史料被發現，在我看來，這不僅是考據的功夫，而是需要奠基于一種新的解釋體系，也就是需要重新解釋什么是“古劇”，這種解釋的前提，需要一種對于“戲劇”的認識論。

國韜教授將先秦至兩宋的早期戲劇形態稱之為“古劇”：古劇就是比戲曲更古老的各種戲劇形態，在南宋中后期以前大量存在，并根據“戲劇、戲曲、古劇”這三個基礎概念將中國古代戲劇史劃分成兩個大的時期，而“古劇時期”又可再分成三個階段：戲劇起源時期，儀式戲劇時期，娛人戲劇時期（《中國古代戲劇史分期新論》）。

如何判斷前戲曲時代的古劇性質，也就是哪些史料可以作為古劇，必須對“戲劇”定義有所說明。

國韜教授進一步指出，在“戲劇”定義中，“扮演”“故事情節”“舞臺”為核心要素（《“魚龍幻化”新考及其戲劇史意義發微》）。

《中國早期戲劇史論文精選》

第四，現代考據與傳統考據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傳統考據所提供的往往是個別的、孤立的、零散的事實確證，而現代考據往往需要建構一套知識體系。

這表明，現代考據不僅僅是某個未知事實的確定，也不僅僅是某個錯誤知識的修正，而是需要將這些事實納入到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中加以認識，并反過來進一步建構與完善這個知識體系。

國韜教授的三本“古劇考”，看似一個一個具體古劇問題的考索，但這些具體事實的考據背后，是建構古劇系統的宏偉構想，而這種古劇體系又成為中國戲劇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國韜教授將有更大的鴻篇巨制問世。

國韜是我的同學與摯友，我們師出同門，他的大作用力之勤、思考之深讓我欽佩不已，本文就是我研習他的大著而形成的一點體會。盡管一切接受都可能是誤讀，但這篇文章中出現的理解錯誤自當由我自負。

劉曉明

2024年5月26日

《戲劇文體與演劇的互動：中國傳統戲曲的分析進路》

前 言

《古劇三考》這本小書可以看作《古劇考原》（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和《古劇續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的續編，其主體完成于2019年，出于種種原因，直至今天才與讀者見面。它分“史料新考”“唐戲新證”“其他雜考”“理論新探”四個部分，包括作者歷年撰寫的論文十首。

“史料新考”部分包括兩篇論文，《“魚龍幻化”新考及其戲劇史意義發微》始撰于2013年，完成于2017年，在《文學遺產》發表時已十五易其稿。

該文指出：關于兩漢“魚龍幻化”藝術之基本史料尚存六條，均具較高可信度并可相互印證發明；對其深入考析可知，此藝術創編于西漢張騫鑿通西域后，安息國所獻“黎軒善眩人”之手，因黃門鼓吹樂人而得以傳承；其運用幻術、雜伎、舞蹈、逗引等手段，由藝人套著魚狀假形及駿馬套著龍狀假形進行扮演，所展示之情境及內容則與漢武帝意欲得到之西域天馬有關，復與西域諸國之龍神信仰有關；據此判斷，“魚龍幻化”實為中國古代早期戲劇之一；此結論不但對隋唐以前戲劇劇目有所增補，并可提供“古劇”研究方法之借鏡；循此反思古代戲劇史上“百戲性質、以物為戲、胡戲入華”等較為重要之問題，亦將獲得新啟示。

《隋唐至兩宋類書中的早期戲劇史料》一文始撰于2014年，完成于2019年，在《文學遺產》發表時也已修訂十稿以上了。

《隋唐五代宋金戲劇史料匯編》

該文指出：類書是中國古代典籍的一大類別，今天所能看到的隋唐至兩宋類書有近一百種，大約六千八百卷；據初步統計，這批類書引錄的中國早期戲劇史料近七百條，主要分布在“音樂”“四夷樂”“倡優”“歌”“舞”“嘲戲”“詼諧”“伎巧”“雜伎”等門；然而，這宗數量頗大且研究價值甚高的史料尚未獲得戲劇史學界太多關注，因此亟待深入發掘和探討；特別是關于參軍戲、魚龍之戲、啁戲、諫戲、機關傀儡等方面的記載，若能認真比對和考證分析，不難于新材料中得出新見解。

“唐戲新證”部分包括兩篇論文，它們的撰寫始于二十多年前（1997年）我對任半塘先生大作《唐戲弄》的研讀。這部大作素以艱深難讀著稱，所以反復讀了六遍，才略有領會；而每次閱讀，都必做札記；札記既包括心得，也包括對該書存在疑誤的辨析。

《〈唐戲弄〉辯正》的寫作即以這些札記為基礎，所以陸續寫了很長一段時間，直至2018年才大體完成。文中列出此書可商榷、需糾正者五十余處，往往是一些較有討論價值的問題；但我并無冒犯之意，因為任先生確是一位值得景仰的學者。

《古劇續考》

《試答“唐戲百問”》大約完成于2018年，之后又作了若干修補，其寫作時長也超過二十年。之所以撰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任先生在《唐戲弄》的《附載》部分曾專立“唐戲百問”一節，提出了唐代戲劇研究中一百零三個有待解答的問題，其中部分問題頗具深入探討之價值。

為此，我撰寫此文對“百問”一一作了回應；當然，尚有部分問題因目前史料闕如，無法給出具體答案，只能留待日后再補充了。

“其他雜考”部分的三篇文章來源比較雜，內容比較雜，篇幅長短不一，寫作的時間跨度也比較大，所以稱為“雜考”。

其中《敦煌遺書戲劇樂舞問題再補述》大約撰寫于2012－2013年，是《敦煌遺書若干戲劇樂舞問題考》（載《敦煌研究》2010年5期）和《敦煌遺書戲劇樂舞問題補述》（載《敦煌研究》2012年1期）的續補之作，它探討了敦煌遺書中的“嘲、嫽哢、叫噪、謎”等較少人關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不算成熟的新觀點：

其一，嘲不僅是普通的嘲笑，也不僅是文人的文字游戲，它還是唐宋時期藝人們于宴會上即席表演且較有難度的伎藝，并在元雜劇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其二，嫽哢一詞在傳世文獻中甚為罕見，但它和兩宋時期流行的小唱在字面意義、表演人員、表演環境諸方面均有相似之處，二者應是同一類型的伎藝。

其三，叫噪的叫是一種歌唱伎法，兩宋時期的唱叫、叫果子、叫聲等伎藝都在叫噪的基礎分化、發展而成、。

其四，謎這種伎藝與樂舞表演有密切的聯系，它與嫽哢、嘲、叫噪等詞于《俗務要名林》中并列一起，不是沒有原因的。

《清商樂與清商曲辭論集》

《戲曲“念白”淵源新考》一文始撰于2010年，因為一再遭到退稿，所以每退一次，我就對其作一次大幅修訂，如此反復近十載才基本完成。

該文指出：宋教坊致語因長期與宮廷隊舞、宮廷雜劇一起演出，致令其“念誦方式”比較容易植入戲曲之中并形成“念白”；宋人常稱致語為“白語”或者“白話”，“念誦白語”簡言之即“念白”，這也拉近了致語和戲曲念白的距離；更重要的是，教坊致語的表演者“參軍色、小兒班首、杖子頭”等，后來演變成戲曲腳色“引戲”和“戲頭”，并將難度甚高的致語“念誦伎藝”帶入戲曲，從而對戲曲念白產生了直接影響。

此外，南曲戲文和文人傳奇的念白常常采用駢體寫作手法，乃出于致語文體的影響；雜劇表演的念“正名”，乃出于大曲隊舞的念“隊名”；均可作為戲曲念白淵源于致語的佐證。以上探討，還為研究“優戲→俳伎→致語→念白”這一戲劇史發展脈絡提供了參考。

《元雜劇若干問題考》始撰于1998年，當時只有四五千字。我拿著這篇小文章參加中山大學中文系舉辦的研究生學術論壇，意外得到評委老師們的好評，黃天驥老師還推薦此文在《中國文化報》副刊上登載，它竟成為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全元戲曲》

當然，我也有自知之明，這篇文章雖提出了新觀點，但受年齡、學養、能力、史料等限制，觀點并未得到充分證明。

為此，我在2013年對它作了一次修訂（案，轉眼又過了十年，回頭細看，修訂稿仍然比較幼稚，但我暫時不擬再改），進而提出以下看法：

其一，從現存元雜劇劇本來看，末本數量明顯多于旦本，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二，現存元人關于雜劇女伶的記載要遠遠多于男伶，這與末本多于旦本的情況形成矛盾，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三，《元曲選》部分雜劇“楔子”演出時，正末、正旦以外的配角也可參與演唱，這可能是金元院本“非一人主唱”體制在元雜劇中的殘留，并不一定是明人篡改的結果。

“理論新探”部分包括三篇文章，《中國古代戲劇史分期新論》一文始撰于2017年，完成于2019年。

該文指出：過往的戲劇通史都在“分期”的基礎上展開敘述，然而它們的分期方式或多或少存在問題；專門談論分期的文章雖有新見，但突破不多，甚或因作者缺乏戲劇史研究實踐而出現常識性錯誤。若要糾正這些問題，應以實證為基礎，以“重要概念、重要史料、標志性事件、標志性作品”為依據，對中國古代戲劇史重新進行分期。

比如，以戲曲形成作為標志，可將戲劇史大分為古劇時期和戲曲時期兩段；以儀式戲劇的產生和娛人戲劇的出現為標志，可將古劇時期再分出三個階段；以《浣紗記》的出現、花部勢力壓倒雅部為標志，可將戲曲時期再分出三個階段。

經此探討，一種新的、更為合理的戲劇史分期方式將呈現出來，并且每一階段都可以不斷細分，這對于重寫中國古代戲劇史，對于解答戲劇史上一些重要問題，亦能提供有益幫助。

《中國早期戲劇形態考論》

《再談古劇研究的空間視野和方法》一文屬雜論性質，始撰于2014年，完成于2019年，是《古劇研究的空間、視野和方法－－黎國韜博士訪談錄》（載《民族藝術》2012年3期）的續補之作。

該文討論了“古劇的定義、古劇史料的搜集、古劇研究的方法、古劇研究者的視野、古劇史料的編年、古劇分期的探討、古劇研究對于重構中國古代戲劇史的意義”等方面問題，是對自己古劇研究工作的一次小結，也是對未來古劇研究的一種展望。

《史料發掘與早期戲劇史研究之拓新》一文最晚出，始撰于2019年，完成于2022年（所以有些統計數據與前面的文章略有出入），發表時已八九易其稿。

該文從“戲劇”“戲曲”“中國早期戲劇”“史料”等基本概念出發，討論了“戲劇文獻史料如何分類、戲劇文物與圖像史料如何分類、如何發掘新史料、如何在新史料的基礎上實現拓新、如何理解中國早期戲劇史料發掘與戲劇文學研究拓新的關系、如何對中國早期戲劇史進行分期”等問題。由于是《文學遺產》編輯部邀約的筆談，字數有限制，所以未展開考證，日后還會續補。

《劇論》第三輯

大體而言，以上四個部分、十篇文章主要指向五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是“古劇”，這是我二十多年來主要的研究對象；由于在前賢基礎上重新界定了古劇范圍，所以這個詞的含義大致相當于“中國早期戲劇”。

前些年，有學者提出戲曲史研究的“向下一路”；我認為這個思路非常好，也立即聯想到自己研究的古劇；于是在“紀念王季思、董每戡誕辰110周年暨傳統戲曲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全國學術研討會（2017年，廣州）上作大會主題發言時，明確提出了“向上一路”，大旨是要關注中國早期戲劇史，關注中國早期戲劇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辨析，關注中國戲劇的“起源、形成、變異、歷史分期、形態特征、史料特征”等重大和重要問題。

其實，無論“向下一路”還是“向上一路”，都想拓寬中國戲曲史研究的領域和視野，使這一學科持續健康發展，只是取徑不同、方法不同而已。現在，我更傾向于用“中國早期戲劇”一詞而較少用“古劇”一詞，但作為書名時，“古劇”似更簡潔。

第二個關鍵詞是“史料”。

我們既然研究戲劇（曲）史，就必需承認它是歷史的一部分；換言之，戲劇（曲）史也是歷史，一種特殊的歷史。如此，史料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了，因為它是歷史研究中最基礎的材料。

基于這種認知，“通過史料說話”成為我研究古劇的一種主要方法。

為了推廣這種方法，我明確提出過“建構中國戲劇史料學”的設想；

第一次是在“《文學遺產》古代戲曲研究論壇”（2019年，臨汾）作大會主題發言時；第二次是在主持“新史料與新視野：中國傳統戲劇前沿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廣州）并作全會總結報告時。

《梁辰魚研究》

愚見以為，“中國戲劇史料學”至少包括“戲劇文獻學”“戲劇文物與圖像學”“戲劇口述史料學”三個基本分支，是研究中國戲劇各種類型史料的源流、真偽、價值和利用方法的科學，也是中國傳統戲劇研究中一門極為基礎的、十分重要的輔助性學科。

第三個關鍵詞是“唐戲”，大體相當于“唐代戲劇（弄）”。

說起唐戲，自然繞不開任半塘先生，其代表作《唐戲弄》乃公認的“唐代戲劇史研究”扛鼎之作。

本書第二部分的《〈唐戲弄〉辯正》和《試答“唐戲百問”》，正是對《唐戲弄》一書存在問題的修正和補充，同時想以這種方式向任先生表達敬意。

當然，唐戲也屬古劇范疇，所以我早就思考過如何在唐戲研究中取得突破的問題。愚見認為，《唐戲弄》成書于數十年前，基本未運用文物與圖像史料，突破口或在于此；因近年來，有關隋唐五代樂舞戲劇的墓葬壁畫、石窟壁畫、器物畫、石雕石刻、樂器樂俑等被大量發現，據此反思唐戲，定能有所創獲。

《珠三角地區傳統舞蹈研究》

前些時候，我還讀到張丹陽女史利用新出墓志以研究唐代教坊的文章，以及張裕涵女史利用新出文物以研究唐代戲劇的書稿，她們的思路與我不謀而合。

第四、第五個關鍵詞是“分期”和“戲劇史”，由于這兩個詞緊密相聯，所以放在一起講。

本書附編《中國古代戲劇史分期新論》專門討論了分期問題，并提出一種新的戲劇史分期方法，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固然因為這個問題具有研究價值，但更主要的是為“重寫戲劇史”作準備。

如所周知，中山大學有一支戲曲研究團隊，它由王季思、董每勘二先生開創，發展至今已有七十多年歷史，完整傳承了五代學人，有學者直稱之為“中大戲曲學派”。

這個團隊產出過《全元戲曲》、《說劇》、《全明戲曲》（待刊）、《中國古代戲劇形態研究》、《雜劇形成史》等標志性學術成果，但至今沒有一部有分量的“戲劇（曲）史”問世，多少有些遺憾。

作為團隊第四代學人，我早有撰寫“戲劇史”的打算，撰寫的步驟大致是：

第一步，寫出三至四卷本的《中國早期戲劇史》，由于長期研究古劇，積累較多，這項工作估計三五年內可以完成；第二步，寫出八卷本的《中國（古代）戲劇通史》，它的前三卷以《中國早期戲劇史》為基礎，稍作刪節即可，后五卷則由我和另外兩到三位學者合作撰寫，全書估計十二年內可以完成；第三步，寫出一卷本的《中國（古代）戲劇簡史》，因為《中國（古代）戲劇通史》擬采取“著”而非“編”的方式，注重史料和創新，強調的是學術性，所以不會寫成教材或普及讀物的樣子，而《中國（古代）戲劇簡史》則傾向于簡潔清晰，強調的是普及，故可看作《通史》的一種補充。

《王季思全集》

約而言之，無論分期研究也好，古劇研究也好，都是為《中國戲劇通史》打基礎、做準備，具體的撰寫計劃我會在《如何撰寫新的戲劇通史》一文中詳為講述，因為沒有時間修改，此文暫不收入本書之中。

以上是《古劇三考》的寫作過程、大致內容以及本人的一些拙稚思考。需要聲明的是，書中附編雖名為“理論新探”，其實探索得很粗淺，因為我一直做實證工作，并不擅長理論思考，希望大家多加批評指正。

最后，感謝給予我指導和關懷的諸位恩師，感謝曉明老師撥冗賜序，感謝陳志平先生賜題封面，感謝內子周佩文一直幫我操持家庭事務，感謝博士生黃競嫻、張紫陽、周紅霞、武振宇、林軒羽、羅昌貴等一直幫我操持學術細務，感謝發表、轉載過書中章節的《文學遺產》《學術研究》《戲劇》《戲曲藝術》《藝苑》《戲曲與俗文學研究》《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等刊物，感謝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感謝本書的責編劉麗麗女士，感謝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早期戲劇史料輯錄與研究”（批號：20＆ZD271）的資助！

《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吳國欽校注，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

后 記

讀中學的時候，我身體很瘦弱，但性格很好強。有一次和同學打賭，我一口氣完成了四十個標準的引體向上；雖然在單杠上吊的時間太長，雙手都磨出了血，以致好幾天不能寫字，卻因此贏得一件小禮物。

類似的賭勇斗勝，不記得贏過多少次，這或許就是年少輕狂吧，卻令我對自己的體能多了幾分自信。

然而，這種因兒戲而帶來的盲目自信并非好事，因為它令我完全忽視了對身體的保養，以致從事學術研究的二十多年來，熬夜加班、透支體力成為常態，終于遭到了懲罰。

就在《古劇三考》簽定出版合同后不久，我突然感到腿部不適，開始以為是踢球時受了傷，并不在意，繼續運動、授課、參加答辯。幾天之后，劇痛難忍；半月之后，我已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別說工作，就連生活也無法自理。

幾次檢查之后，確認是腰椎間盤突出，主要是長期采用坐姿讀書寫字且不注意休息造成的；關鍵是突出的部位壓住了神經，無法坐立，只能選擇手術治療。

不幸中的萬幸是，我遇到了醫術高明、為人熱心的黃霖教授，真的太感謝他了！術后兩天，我已經可以下床緩慢行走數步，且至今半年多，我再未有過術前劇痛的感覺。

還要感謝熱心的王琤書記、丁小球兄、陳芳師妹、李文兄等，住院事宜都是他們幫忙聯系的。

《黃天驥文集》

感謝內子佩文數月來悉心照料，感謝紫陽、昌貴、李敏、競嫻、紅霞諸同學前后奔忙，終于使我渡過了人生的一道難關。

說實話，在術后能夠略為行走時，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以前和研究生談話，我會不斷敦促他們努力學習、刻苦訓練，不可荒廢光陰；出院后和研究生談話，我仍會叮囑他們努力學習，但同時叮囑他們注意身體，合理分配工作和休息時間，不可過分透支，否則是很難跑到終點的。

另一件令我覺得幸運的事情是，這次手術給了我三個月純思考的機會，這在以往只知忙碌、學而不思的日子里從未有過。

這段思考令我決心拋棄案頭已盈兩尺但又價值不高的積稿，以及過往戀戀不舍的一些事情，亦令我更清楚認識到未來在學術上需要完成的幾項任務：

《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

第一項，在已掌握大量早期戲劇史料的基礎上，寫出三至四卷本的《中國早期戲劇史》。

第二項，在《中國早期戲劇史》的基礎上，寫出八卷本的《中國（古代）戲劇通史》，其中一些不甚擅長的領域，可以采取與同行合作撰寫的形式。

第三項，在《中國戲劇通史》的基礎上，刪改出一部《中國（古代）戲劇簡史》，以利普及。

第四項，寫出二至三卷本的《中國戲劇戲曲研究述要》，這件事情準備已久，但仍感獨力難支，所以會和另兩位年青學者合作。

第五項，寫出《中國戲劇史料學》，這件事和我多次倡導的“建構中國戲劇史料學”有關。

第六項，將完成多年的《歷代教坊研究及相關史料輯存》《歷代大曲考》《中國早期戲劇史論文精選》等書，以及新近完成的《中國早期戲劇史百問》《中國早期戲劇重要史料選釋》《古文獻十講》《元明散曲點將錄》諸書陸續出版。

第三至第六項著述，有部分是想充當教材，為培養中山大學戲曲研究團隊的學術梯隊而撰；有部分則是想探尋中國戲曲史學科的新的研究范式；當然，我學識有限，若想真正建立一種新范式，還俟同輩高明或新生代學人去完成。

總之，在《古劇三考》這部小書出版后，我仍會繼續努力，也會因應身體情況而略為調整研究計劃，并嘗試一些不曾深入涉足的工作。最后，聊吟二十七仄古絕一首云：

一考再考復再考，借問底日是個了。

答有古昔寂寞人，臥木石下待兔狡。

癸卯正月，國韜謹識

癸卯臘月，修訂于廣州鰲峙堂

《觀念、視野、方法與中國戲劇史研究》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黎國韜，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古代戲曲研究室主任；兼職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專家委員會學科委員，《劇論》主編；曾出版學術專著8種，編著2種；發表專業論文150多篇，其中CSSCI來源刊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