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更何況對于一個由眾多人組成的企業，犯錯在所難免。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蘇錫嘉教授看來，在企業管理中有目的地犯錯、試錯，甚至是一種新趨勢。在國家和社會都提倡創新、呼吁建立容錯文化的當下，樹立正確的錯誤觀顯得尤為重要。

你有多久沒對人說“是我錯了”？應該有些年頭了吧？我也一樣。

不被逼到墻角，一般人是不會主動認錯的。畢竟，犯錯不是一件體面的事。臺灣作家柏楊在《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把“死不認錯”認定為國人陋習的一種。他認為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其實，不愿意承認自己犯錯是天下人的通病，絕不是國人特有的缺陷。《圣經》里有類似的描述：每個人都有兩個口袋，前面一個口袋裝別人的錯誤，后面一個口袋裝自己的錯誤。每個人睜眼看到的都是別人的錯誤，自己的錯誤則裝在別人前面的口袋里。

大概，沒有人會以自己會犯錯誤為榮。然而，在創新引領發展的今天，有目的的犯錯、試錯早已成為企業管理的新趨勢。

企業經營中的努力和犯錯幾乎是一對聯袂而生的雙胞胎。因為經營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因為企業家認知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充分，經營和管理企業免不了要犯錯誤。如果只想著如何避免犯錯誤，極端地謹小慎微，企業和管理者難免裹足不前、難有作為。

然而，如果冒險精神十足、對錯誤危害缺乏警覺，則企業又容易陷入險境。在國家和社會都提倡創新、呼吁建立容錯文化和容錯機制的今天，樹立恰當的錯誤觀顯然很有必要。

01

錯誤分幾類

西方有一句諺語，大意是說：愚者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而智者則從別人的錯誤中得到啟示。在商學院工作多年，我參加過許多講座和分享會。以我的觀察，讓聽眾大有收獲的從來都不是成功經驗的交流，而是失敗教訓的分享。別人的成功很難復制，別人的錯誤卻是你珍貴的避坑指南。

猶記得“文革”時，頑皮的小學生引用最頻繁的一段領袖語錄是：“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居然現在還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當年，這是調皮搗蛋、闖禍打架被發現后最現成的擋箭牌。時過境遷，這則語錄引申出來的對待錯誤的態度卻仍然是極富啟思的。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人生在世，只要想做點事，難免都會犯錯誤。再聰敏、再睿智的人都會犯錯誤，更何況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據說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曾經給他出了一道題：一輛車要翻山，上山下山各一英里，上山時的速度為15英里/小時，問下山需要開多快才能達到30英里/小時的平均時速。聰敏如愛因斯坦看了題目也不覺得有什么問題，拿筆開始計算才發現上當了。因為這道題不可能有答案：上山花了四分鐘（60/15），而平均時速30英里/小時，走完2英里只能用4分鐘（60/30*2）。換句話說，下山無論什么速度都不可能讓平均時速達到30英里。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也毫不諱言地承認在自己擅長的領域也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而這些曾經的錯誤恰恰是成功的踏腳石。

其次，未必所有錯誤都是負面的、會帶來危害的。哈佛大學商學院的艾米·艾德蒙森（Amy Edmondson）教授在他的《正確的錯誤》（Right kind of Wrong）一書中提出，管理中的錯誤可分為三類：可避免的、復雜性導致的和聰明的。可避免的錯誤由失誤和疏忽導致，可以通過強化訓練、規范制度和優化流程來避免。

因環境和系統的日趨復雜而產生的錯誤屬第二類，這類錯誤無法通過努力和謹慎完全規避，只能力求減少。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類，聰明的錯誤（Intelligent Failure）。這類錯誤不僅不能避免，而且在企業中還應該積極培育。在可控的前提下以小規模、低風險的實驗犯錯誤，在錯誤中深化認知，找到機會。聰明地犯錯誤需要有容錯的環境，需要讓員工有必要的心理安全去大膽嘗試。

在對待可能的犯錯方面，管理者不僅要有識人之明，還要有用人之膽和容人之量。制度化的容錯環境說起來容易，一旦具體到某些錯誤和損失，完全不予批評或懲罰是很難做到的。

深圳一家從事健康科技用品生產的公司SKG，在其公司陳列室里專門辟了一個“失敗產品陳列展”。展覽的前言里寫道：“這些失敗產品不僅是對過去的一種回顧，更是對自我的深刻反省”，“在這里，每一個失敗案例都是一個故事，一個教訓，一個啟發。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強化‘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期望每一個戰友在工作中能保持好奇心和跳出舒適圈，大膽試錯”。有如此胸懷的公司，相信沒有一個失敗產品是通常意義上的浪費。可惜，這樣的公司太少了。

02

不能犯的錯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錯誤都可以通過試錯的辦法來學習。換句話說，有的錯誤應該允許，應該鼓勵，而有些錯誤則應該警惕，應該杜絕。

一般而言，企業界普遍認為三類錯誤不能犯。第一類是常識性錯誤，比如公司欠一筆應付款，因控制程序出錯而重復付款。常識性錯誤不僅帶來經濟上的損失，更帶來聲譽上的負面影響。簡單一點說就是會讓別人看不起你，因為你連最基本的控制防范機制都沒有建立起來。

最典型的常識性錯誤莫過于德國國家發展銀行的荒唐交易。在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后隔了10分鐘，德國國家發展銀行麻木地按顯然已經失效的外匯調期協議往即將被凍結的對方賬戶匯去3億歐元，匯出去的巨款當然是石沉大海。更為離譜的是，事后居然找不到責任人。本應負責的CEO說，撤銷巨額交易需要董事會討論決定；董事長說因為還沒有得到風險評估報告，沒法及時開會決策；董事會秘書說，打電話給國際業務部催要評估報告總是占線，想隔一會再打；為什么總是占線？國際業務部的經理在打電話預約周末的音樂會門票，而副經理正忙于其他事情。高層官僚麻木塞責，那么實際負責交易的中層管理人員呢？負責處理雷曼兄弟業務的高級經理說他當時正在休息室喝咖啡，讓文員關注，有相關新聞立刻向他報告；文員說自己看到新聞后到高級經理辦公室報告，他人不在，只好留了一張便條提醒。其他相關人員也都振振有詞地給出了自己不應該負責的理由。一向以嚴謹認真著稱的德國人都會犯這種低級錯誤，可見防范常識性錯誤是所有企業都不能忽視的基本建設。

第二類不能犯的錯誤是已經犯過的錯誤。好的企業一定要有學習能力，要有自我修煉的習慣。犯過的錯誤必須成為自己的資產，成為進步的臺階。犯了錯誤要反思：為什么會犯這個錯誤？正確的做法本來應該是什么？為什么沒有做到？問題出在哪里？哪些環節需要改善？如此這般，錯誤才能帶來進步。

我曾在網上看到，有一家企業發現交出去的投標標書上忘了蓋公章，于是趕緊派人帶了公章過去補蓋。趕過去才發現公章忘了帶，另找一人坐火車再帶公章去，誰知派去的人因半路上下火車在站臺抽煙而被關留在該站。為在截標前補上公章，無奈之下老板只好帶了備用的公章自己驅車800公里趕到招標現場。這種企業，渾渾噩噩對待已經犯下的錯誤顯然已成習慣，很難指望員工會從一犯再犯的錯誤中領悟到什么。

中國人常說“失敗是成功之母”，我覺得不夠全面。應該加上“學習是成功之父”。敢于嘗試、敢于冒險一定要與善于學習、勤于反思相結合。任何企業，如果不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提煉經驗，那一定會與錯誤相伴永遠，直至黯然收場。

股神巴菲特在今年（2025年）的致股東公開信中用了大段篇幅談起了自己所犯的錯誤。他把自己的錯誤分為兩類：看錯企業和看錯人。但在這兩類錯誤之上，還有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即意識到錯誤卻遲遲不能改正錯誤，猶豫不決，優柔寡斷，當斷不斷。

實際上，巴菲特所領導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一向以敢于直面自己的錯誤聞名，“2019—2023年間，我在致股東的信中16次使用了mistake（‘錯誤’）或error（‘失誤’）這兩個詞。許多其他大公司在同一時期從未使用過這兩個詞”。巴菲特也坦然承認，出于訴訟風險的考慮，公開討論公司的錯誤確實需要有所保留。由此可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改正錯誤必要的前置條件。

第三類不能犯的錯誤是致命的、可能帶來生存危機的錯誤。對這類錯誤，堅決要杜絕，不能存一絲一毫的僥幸心。我在課堂上經常做一個小游戲，問學員：以5元為賭注，猜一枚硬幣的正反面，玩不玩？通常得到的回答是玩。我再問：賭注現在是5億元了，還玩不玩？這時，學員一定斬釘截鐵地說不玩了。因為他們不會以樂觀的心態來暢想贏來5億元所可能帶來的歡樂，而是擔心萬一輸了該怎么湊出5個億來。

可見，一般人都有保守、穩健的本能，不愿孤注一擲。但一旦經營企業，有些人的心態便大不相同，總想著要是賭成功了企業要上多大的一個臺階啊。

當年中航油在新加坡賭油價，憧憬的是賭成功了就可以收購沙特航油公司，接下來把中東的幾家航油公司都收入囊中，中航油就可以成為央企中第一家名副其實的跨國公司。一個虛幻的機遇產生了極大的誘惑，使當事人對隱約可見的滅頂之災選擇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承擔了企業根本承擔不起的風險。

03

犯錯誤的人

就犯錯誤的人而言，大致可分為小人犯錯和君子犯錯兩類，各有可怕之處。小人犯錯，狗茍蠅營，兩面三刀，犯錯前剛愎自用，見利忘義；犯錯時不擇手段，機關算盡；犯錯后或百般抵賴，諉過于人，或靦然人面，全無悔過之意。但小人畢竟是小人，可以得逞于一時而不能騙人一世，最后的結果往往是過街老鼠，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時間長了，大家對小人犯錯容易引起警覺，小人得逞的機會會大幅減少。

而君子犯錯就完全不一樣了。很可能是動機良好而一往無前。明朝的李贄說得好：“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能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如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焚書·黨籍碑》）當然，真正的君子事后一定會幡然醒悟，但大錯已經鑄成，悔恨的眼淚挽救不了造成的損失。對此，君子應當保持警覺。

一個行業或企業對待錯誤的文化，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后果大不一樣。德國學者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在他的《風險認知》（Risk Savvy）一書中對比了商用航空業和醫療業對待錯誤的文化。

商用航空業以積極的態度和嚴格的規則把錯誤發生的概率降低到了乘坐飛機幾乎成了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商用航空之所以安全，靠的主要是兩條：留有充分安全余量的措施和及時坦誠的錯誤報告機制。前者的例子包括每架飛機載油量準則，每次飛行的最低油量必須包括：航段燃油、預備燃油（防止因風力預測錯誤等原因而額外耗油）、代用燃油（在目的地復飛及飛往備用機場所需的油量）、最終儲備（在備用機場上空飛行30分鐘的油量），以及由機組自行決定的額外備油。充分的安全余量帶來相當大的成本（在長途飛行中約30%的油量耗費在運載燃油上），但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把因燃油不足可能造成的事故降低到了幾乎不可能發生的程度。

商用航空業對錯誤的報告有近乎苛刻的要求。飛行中發生任何問題必須以手冊要求的程序處理，落地后立刻如實報告。通常會有一個特別小組來跟進調查，必要時請飛機制造商、航空監管機構、機修人員、空中交通管制員等一起來分析。相關的調查結果會分享給其他飛行人員和其他航空公司。

相反，醫療領域的錯誤文化基本上是消極的，醫療事故的報告制度經常形同虛設。因為面臨被起訴或投訴的風險，醫院步步設防，把患者當成潛在的原告，有失誤能遮掩的遮掩，能抵賴的抵賴。醫院為了自我保護，對患者做過度檢查和過度治療普遍成為常態。患者在醫院的安全系數和乘客在飛機上的安全系數不可同日而語。吉仁澤引用某航空公司一位風險管理負責人的話說：“如果我們的安全文化和醫院一樣，每天大概會有兩架飛機失事。”

吉仁澤進一步分析了為什么航空和醫療行業在錯誤文化方面會有如此之大的區別。有兩個重大的差異特別引人關注。首先，在飛機上機組人員和乘客需要承擔同樣的后果。飛機如失事，乘客喪生，機組人員也不可能活下來。但在醫院，患者如果遭受重創或死亡，醫生一般不會有生命危險（患者家屬事后的報復是另一個話題了）。當然，醫生的職業道德和良知會促使他/她謹慎行事，但謹慎和害怕產生的壓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次，飛機的事故，特別是重大事故，很難隱瞞。但凡有飛機失事，馬上會有鋪天蓋地的報道，追問事故的真相。而在醫院，患者因醫療事故死亡，如果不是名人，如果家屬或朋友沒有采取激烈的抗議行動，一般不會招來公眾和監管部門的注意。由此帶來的啟示是，防范重大錯誤重復發生，一是需要讓可能會犯錯的人清楚地知道錯誤可能對他本人的傷害，二是使錯誤的公開成為慣例。

讓我們倍感困惑的是，在一些重大錯誤發生后的檢討中經常看到，其實當時犯下大錯的可能已經隱約可見甚至相當明顯，但當事人仍然一意孤行，拒絕收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地產公司碧桂園在馬來西亞開發的超大樓盤“森林城市”，規劃的投資金額達1,000億美元。項目從規劃開始就廣受質疑，圈內資深人士也直呼“看不懂”，但老板楊國強對質疑之聲充耳不聞，鐵腕推進。到今天，項目騎虎難下，公司岌岌可危。

當事人之所以會對鑄成大錯的危險視而不見，我以為背后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一個與過去相關，另一個與前景有關。

與過去相關，就是過去已經做出的努力讓人不忍、不舍放棄。我已經為此付出這么多了，要是放棄豈不是前功盡棄？殊不知，當前的決策不應該受到以前付出的影響。管理會計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沉落成本”（sunk cost），意即當前的決策不應該受以前已經產生的成本的影響，因為這些成本已經沉落，不能為當前的決策所改變。這是不相關的成本，應該排除在當前的決策之外。

比如，我們為開發一個新產品持續努力了一年多，眼看產品就要成形，突然發現另一條技術路線可能更成熟、更有效。但改用另一條技術路線需要另起爐灶，已經付出的所有努力就要付諸東流。已經發生的巨額投入讓放棄變得異常困難。

再看一個更生活化的例子。假如你為申請某國外大學的碩士課程投入了很多精力，考雅思，考GMAT，填報名材料，找資深人士寫推薦信，電話上被面試了兩次，焦急等待了很長時間終于等來了錄取通知。然而，你最想加入的公司此時也給你發來了錄用通知，你知道即便留學回來也未必一定會被這家公司錄用，即使錄用在年資和待遇上可能也會吃虧些。理性的選擇看起來應該是立刻加入該公司，但你只要一想到留學申請的過五關斬六將，放棄一定心有不甘。

與未來相關，就是覺得成功的希望越來越大，以前希望不大的時候都沒有放棄，現在雖然風險不小，但畢竟離成功僅一步之遙了，放棄實在太可惜了。

據說有一個開鎖大盜，技藝精湛，從未失手，而他的同行則幾乎沒有不被抓的。一次有人問他有什么獨門之秘。他回答說：知不知道我開鎖用的最短時間是多長？兩分鐘。我開鎖用的最長時間呢？也是兩分鐘。因為兩分鐘一到，我堅決收手離開，不管進展如何。每一秒的猶豫都會讓被抓的風險成倍上升。其他人之所以會被抓，其實他們的技術未必比我差，只是他們被“馬上就成功了”的念頭支配，虛幻的成功希望讓他們看不到暗中正在迫近的風險。

股票投資決策中的止損紀律體現的是相類似的精神，能不折不扣做到的都是高手。想象一下，你果斷止損后發現賣出的股份后來都漲得不錯，如此這般，幾次以后還能鐵腕止損真要有點反人性的決心。

04

建立正確的錯誤文化

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因素驅動的錯誤，背后都是一種僥幸心理作祟。“大到不能倒”是大企業的憑仗，“船小好調頭”是小企業的自恃，其實都很虛幻。恒大、海航轟然倒塌時，它們的規模和社會影響力都救不了曾叱咤風云的大老板。

風平浪靜，外部環境平穩的時候，企業犯錯誤大多是因為麻木，因為掉以輕心。而市場出現危機，風高浪急的時候，企業的錯誤常常是因為心慌手急，因為茫然不知所對。

如何應對外部產生的危局，中國傳統智慧有很到位的建議：“上智不處危以僥幸，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后漢書·吳漢傳》）最好不要讓自己處于險境，辦法是戒掉僥幸心理；如果不能避開風險，那就培養管理風險、由危轉機的能力；最不濟的是處于危境而不知所措，甚至安之若素，這就接近愚昧了。

作為企業的管理者，我們都犯過錯誤，也還會繼續犯錯誤，既不意外，也不可鄙。有目的、受控制的犯錯是企業快速進步的不二法門，初創企業尤其如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想要成功首先需要建立正確的錯誤文化。從不犯錯的管理者通常意味著沒有勇氣創新，沒有膽量冒險，庸碌無為。相對應的，從不犯錯的企業往往安于現狀，希望世界永遠在既定的軌道上均速運行。

要想建立好的錯誤文化，不妨來商學院，因為我們商學院汗牛充棟的案例里滿滿都是別人錯誤的剖析。不要問商學院自己會不會犯錯誤，告訴你，案例里從來沒有商學院。

教授簡介

蘇錫嘉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在中歐任會計學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會計學系副主任、副教授。

蘇錫嘉教授畢業于加拿大蒙特利爾市Concordia大學，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別獲得廈門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蘇教授主要從事國際會計、審計、公司管理、中國會計與審計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課題主要包括家族企業的公司管理、審計員的崗位輪換、審計質量以及盈余管理。

蘇教授的研究發表于眾多知名的期刊，如《審計：實踐與理論》《亞太會計與經濟研究》《會計與公共政策期刊》《國際會計期刊》《中國會計與金融評論》《國際會計研究》《國際審計研究》《當代會計研究》等。

封面圖片由POOK AI生成，文中創意圖片已獲視覺中國授權。

編輯| 李鈺婷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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