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2024 年 2 月 7 日，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五角大樓舉行的儀式上，空軍參謀長大衛·奧爾文 （David W. Allvin） 將軍在向布雷迪·奧古斯丁少校頒發 2022 年小科倫·科利吉安獎杯 （Koren Kolligian Jr. Trophy） 前發表講話。（美國空軍照片由 Eric Dietrich 拍攝）

“以實力求和平”是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的一種戰略思想，其核心在于通過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威懾潛在對手，從而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和國際秩序。在這一戰略框架下，美國空軍作為其軍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承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來，美國正面臨自冷戰以來最嚴峻的全球安全挑戰。作為其全球軍事威懾的核心支柱，美國空軍卻深陷機隊老化、資金短缺與戰備能力衰退的困境。美空軍參謀長戴維·奧爾文（David W. Allvin）直言：現在是成敗攸關的時候了，美國需要更多的空軍，而且現在就需要。這一呼吁的背后，是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技術代際差距縮小以及內部結構性矛盾的疊加壓力。本文結合美國最新政策文件與智庫專家分析，從現實需求、困境、重建計劃、趨勢及影響四個維度，解析美國空軍的重建與戰略轉型。

一、現實需求：大國競爭與技術代際壓力

地緣政治格局的顛覆性變化

中俄軍事現代化的快速推進直接威脅美國的空中優勢。中國在六代機研發（如2025年公開的兩款新型六代機）和高超音速武器領域取得突破，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體系已能有效限制美國航母戰斗群和傳統空中力量的行動自由。俄羅斯則通過S-500防空系統和“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壓縮北約在歐洲的空中作戰空間。美國空軍需在亞太和歐洲同時維持高強度威懾，這對機隊規模、部署靈活性和技術先進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網絡攻擊、太空競爭以及地區性沖突等新型威脅也對美國空軍的作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美國空軍在應對這些新興威脅方面的能力相對不足，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和能力提升。

技術代際競爭的緊迫性

現代戰爭形態正從“平臺中心戰”轉向“多域協同戰”。人工智能（AI）驅動的無人機集群、量子加密通信、天基感知網絡等技術重新定義了制空權的爭奪方式。例如，中國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HGV）可在數分鐘內突破美國現有防空體系，而美國空軍的六代機（NGAD）項目仍處于研發階段。技術迭代速度的差異迫使美國空軍加速整合新興技術，以維持“跨域作戰”能力。

戰略威懾可信度的維系

空中力量不僅是戰術工具，更是美國對盟友“安全承諾”的象征。F-35和B-21等隱身平臺的存在旨在向對手傳遞“不可挑戰”的信號。然而，隨著中俄防空系統效能的提升，美國空軍需通過更高頻次的演訓和技術升級，確保其威懾的可信度。奧爾文強調：“空中力量必須能在總統希望的任何地方‘將彈頭放在額頭上’。”

B-52于1952年首次飛行，是2025年最大的USAF轟炸機艦隊。

二、困境：結構性衰退與系統性危機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空軍獲得的資金不足，無法購買足夠的新飛機。老化飛機的撤資速度超過新飛機的采購速度。美空軍現在發現自己處于部隊結構的急劇下降中，并導致系統性危機。

機隊規模萎縮與裝備嚴重老化

美國空軍機隊規模從冷戰結束時的4300架戰斗機縮減至2025年的不足2000架，轟炸機數量減少65%（從410架降至140架），且現役裝備普遍老化。B-52轟炸機平均機齡達63年，KC-135加油機和T-38教練機服役時間超過60年。更嚴重的是，僅有54%的飛機處于“可執行任務”狀態，這意味著實際可用的戰斗機僅1093架，轟炸機僅76架。

資金分配失衡與歷史欠賬

美國空軍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是預算不足和資源分配不均。自1990年代以來，空軍長期面臨資金不足問題。冷戰后采購預算暴跌52%，遠超海軍（32%）和陸軍（40%）。在反恐戰爭中，空軍成為“預算犧牲品”——過去20年，陸軍獲得比空軍多1.3萬億美元的資金，海軍的支出比空軍多出9000億美元。2011年《預算控制法》進一步削減開支，導致空軍現代化進程滯后。時任空軍部長希瑟·威爾遜（Heather Wilson）指出：“空軍對任務的要求來說太小了。”
人員短缺與戰備水平下降

美國空軍飛行員缺口達2萬至3萬人，地勤人員流失嚴重。由于可用飛機不足，飛行員年均飛行時間從冷戰時期的200小時降至不足120小時，直接影響任務熟練度。米切爾研究所報告顯示，自2017年起，空軍無法滿足“必需飛行小時數”，導致整體戰斗力下降。此外，空軍在多個戰區（包括國土防御、歐洲、中東和太平洋地區）同時面臨作戰需求，這使得有限的空軍資源被過度分散，進一步削弱了其作戰能力。

供應鏈脆弱與工業基礎衰退

關鍵裝備依賴單一供應商，如F-35的F135發動機僅由普惠公司生產，地緣政治風險可能引發斷供危機。航空制造業勞動力短缺問題突出，熟練工人退休潮導致新機交付延遲。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原計劃每年生產110架F-35，但2025年僅采購42架，按此速度需到2040年代才能完成既定目標。

三、重建計劃：戰略注入與結構性改革

重建空軍不僅涉及新裝備及加快老飛機的現代化改造，而且涉及到資金預算和飛行員、機組人員培訓，以及指揮體系與力量編成改革等問題。尤其是資金不足可能會造成輸掉下一場戰爭的風險。美智庫專家認為，現任空軍領導人和他們的許多前任領導人一樣，致力于解決這些缺陷，但如果沒有額外的資源，他們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裝備現代化與規模擴張

為了恢復和提升美國空軍的作戰能力，裝備現代化與升級是關鍵措施之一。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的一項報告，提出了450億美元“恢復計劃”為核心框架，具體包括：

戰斗機采購：每年追加37億美元購買32架F-35A，使年采購量增至74架；每年投入30億美元增購24架F-15EX，將機隊規模擴至225架。

轟炸機升級：每年投入52億美元采購10架B-21轟炸機，并斥資40-50億美元建立第二條生產線，加速替換老舊的B-52。

核力量重組：未來5年投入50-80億美元開發“哨兵”洲際彈道導彈，確保核三位一體的可靠性。

戰備能力提升

飛行員和機組人員的培訓是美國空軍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預算不足和飛機數量減少，飛行員的飛行小時數未能達到所需的水平，導致其熟練程度逐漸下降。該報告提出，飛行員訓練：每年投入49.5億美元，將飛行員年均飛行時間恢復至200小時。

武器系統維護：每年追加111.5億美元用于武器系統維護，保障機隊可用率。

彈藥生產：投入10-20億美元擴大彈藥庫存，應對高強度沖突需求。

指揮體系與力量編成改革

前空軍部長肯德爾（Frank Kendall）推動的“重新優化大國競爭”計劃包括：

整合司令部：削減冗余的三星和四星司令部，將戰斗機、轟炸機、加油機混合編組為“聯合戰斗單元”，提升協同效率。

強化太空軍：將太空軍預算增至600億美元（2030年目標），重點投資反衛星武器和天基感知系統。

任務式指揮：推動分散式部署與扁平化指揮，減少對中央指揮節點的依賴。

四、趨勢分析：重建的可行性與全球影響

預算約束與政治博弈

450億美元計劃需國會持續支持，但《財政責任法案》限制國防開支增長。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后，正對五角大樓和美軍進行系列改革，其戰略連續性可能中斷。如新的預算協議可能使美國空軍損失高達 140 億美元，六代機（NGAD）計劃可能有變。此外，關閉冗余基地（占30%基礎設施）因地方政治阻力難以推進。

技術突破與風險并存

六代機（NGAD）與“忠誠僚機”項目可能重塑空戰規則，但AI自主決策系統的可靠性仍存疑。若技術研發滯后，美國可能喪失對中俄的代際優勢。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

如果成功重建，將鞏固美國“跨域威懾”能力，延緩中俄反介入體系效能，維系北約聯盟向心力。但也面臨失敗風險，若衰退持續，盟友可能轉向“戰略自主”（如歐盟加速防務一體化），加速多極化進程。

軍備競賽升級

美國擴軍可能刺激中俄加強反制措施。例如，中國加速部署反衛星武器，俄羅斯擴大高超音速導彈庫存，加劇太空軍事化與核對抗風險。

五、結論：霸權護持的代價與戰略抉擇

美國空軍的重建不僅是軍事問題，更是其國家戰略意志的試金石。特朗普總統“以實力求和平”的目標要求空軍有能力、有準備滿足針對美國國防的集體戰斗指揮要求。這不僅僅是為了空軍，而是為了確保美國不會輸掉下一場戰爭。如果沒有空軍部的某個組成部分，任何形式的美國聯合力量投射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空軍參謀長奧爾文強調：“解決方案很明確：我們必須允許我們增長。這需要代表美國人民進行大量財政投資。”

然而，在“以實力求和平”的邏輯下，450億美元計劃試圖扭轉結構性衰退，但其成功取決于技術突破、政治共識與資源分配的平衡。若無法解決工業基礎萎縮、人員流失和預算碎片化等根本矛盾，美國或陷入“越投入越脆弱”的悖論。未來十年，美國空軍的轉型成敗將深刻影響全球權力格局——要么重塑美國霸權，要么成為多極化浪潮的催化劑。

正如奧爾文所言：“我們不能輸掉下一場戰爭，因為代價將是災難性的。”退役空軍中將兼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長大衛·A·德普圖拉（David A. Deptula）則認為，“現在是時候聽從這一行動呼吁了，以免為時已晚。現在是重建國家需要的空軍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