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明朝的衛所制度以及其后續在清朝的演變、繼承和影響有比較大的興趣——這多多少少跟筆者的出身相關。

從農墾說起

筆者是農墾子弟，而廣東農墾作為中央直屬墾區之一，其前身是1952年政務院和中央軍委為華南天然橡膠墾殖事業而抽調中國人民解放軍二萬多名官兵組建的兩個林業工程師和一個獨立團。因此，比較起來，農墾這種體制跟明朝的衛所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當然，廣東農墾的干部并沒有保留軍銜，這個層面上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才更加像衛所。

筆者的外公和外婆，都是廣東農墾的老職工，

外公陳華還是東江縱隊、兩廣縱隊和林業工程部隊第二師的老戰士

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廣東農墾經歷了企業化改革，改制為廣東省農墾集團，雖然有著往日的榮光，但卻不像其它大國企那樣令人肅然起敬甚至望而生畏。跟廣東農墾相類似的單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計劃單列的省部級特殊區劃，同為中央直屬墾區，黑龍江農墾改制為北大荒農墾集團，為央企，廣東省農墾集團與這兩家根本無法相提并論。

筆者的家庭，以及許多農墾子弟的家庭，“墾一代”有軍隊轉業參與建立農墾的元老干部，“墾二代”有在農墾系統直屬的學校、醫院這些單位中從業的職工，但到了筆者這種“墾三代”，就已經完全沒有繼續留在農墾系統中的人了——“農墾子弟”這個名頭，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身份。

廣東農墾集團大廳（資料圖）

至于廣東農墾本身，企業化改革之后，自家的地（包括下屬農場的地）賣了不少，農墾機關大院里面原本建給職工居住的樓房隨著職工家庭變化出售出租的不少，效益最好的直屬企業燕塘乳業幾乎是獨立運營甚至上市，直屬的學校發展為省教育廳主管的高職院校，直屬的醫院發展為公立二甲醫院并且掛上了大學附屬醫院的招牌。

非常近距離地看到廣東農墾的變化，筆者能夠比較容易地對照理解明朝衛所的民化歷史。宋怡明、于志嘉等大家的著作深深地吸引了筆者，也幫助筆者借用他們筆下福建、江西的案例來理解廣東珠江三角洲的衛所相關歷史。當然，作為非專業人士，寫起衛所，筆者會鋪陳太廣以至于邏輯零散。

《籌海圖編》中東莞沿海衛所

為了防止浪費諸位讀者的時間，筆者在此給出最為凝練的總結：明朝的衛所制度所帶來的影響，深入滲透到明清時期的珠江三角洲社會，不過，衛所制度雖然是一個軍事制度，但是其影響卻是非常民事的。

看完這段總結，后面的內容讀與不讀，諸位看官可悉聽尊便。

不僅是軍

《軍亦吾之民》是上海大學的郭紅教授以明朝衛所民化為主題所寫的一本專著。這本書開篇就寫到：“‘民化’——明代衛所的歷史關鍵詞。”

衛所民化，這個歷史過程本身的邏輯是有點矛盾的，因為衛所制度是明朝最主要的軍事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創立衛所制度最大的期望，是“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這句話流傳很廣，原文是陸深的《儼山外集·同異錄上》中的“太祖最留意屯田，嘗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百姓一粒米”）。

然而從明朝中前期開始，衛所就已經開始了民化，并且是無論官方以什么樣的制度進行約束也無法阻擋甚至不能減緩這個趨勢。直到明朝的后期，衛所的軍戶不再具備軍事能力，衛所的屯田也不再受衛所控制供應軍糧。

南海衛城城墻遺址考古現場（圖源：東莞市文物局）

南海衛城，實際上就是明清東莞縣城，但是表述為“南海衛城墻遺址”確實更為嚴謹，因為明初廣東境內，跟衛所同城的州縣，城墻修筑都是由衛所主持。天順《東莞縣志·城池》記載：“大明洪武十四年辛酉，開設南海衛，甲子歲，指揮常懿始筑新城。”

聽起來，衛所制度并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制度（筆者曾經在一場講座上面，聽到一位跟衛所直接相關的深圳歷史學者說衛所制度是一個非常好的軍事制度，這個制度保證了整個明朝兵源充足，軍糧充足，筆者不禁汗顏，但唯有苦笑）。但是，這種明朝特有的制度卻對明朝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清朝乃至民國。

康熙《新安縣志·縣城之圖》

新安縣城南頭城，原是東莞守御千戶所城，萬歷元年新安建縣，首任知縣吳大訓就任后，加固東莞所城，作為縣署。

中山大學的吳滔教授，對同一過程有另一方向的“衛所化”的論述，意思是衛所的權利與義務因時因地制宜地轉移到了非衛所人群中，也可以看作衛所功能的擴大化。筆者認同這樣的論述，相信這是一條維持衛所制度的路徑，因此直至明朝滅亡，衛所制度也沒有被廢除。不過，為了減少表述混亂，此處筆者不做細致區分，依然從宏觀上標簽這一歷史過程為衛所“民化”。

衛所編戶齊民

珠江三角洲的明清社會，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衛所制度帶來的影響，而且恰如其分地詮釋著衛所民化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就整個珠江三角洲而言，明初的東莞縣和香山縣這一大片沿海地區，應該是貫穿明清最直接感受到衛所制度帶來的種種社會發展變革的地區，相關的史料數量也較為可觀。

明代廣東沿海衛所分布

圖源：《生計與制度：明清閩粵濱海社會秩序》（楊培娜著）

前文已述，明初的時候，很大一部分原本在地方上主持事務支配社會的鄉豪勢力被編入衛所軍籍。但明初衛所軍伍的來源是不僅如此的。崇禎《東莞縣志·兵防志·軍伍·從軍事繇》對此有非常詳細的記載：

“歸附軍，洪武元年，廣東歸附后，平章廖永忠收；職目軍，洪武四年，名山東參政何真回邑追籍前自稱圍主、元帥等名目；水軍，洪武十五年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降民軍，洪武十五年十月，平蘇友興*賊，悉籍從賊者；收集軍，洪武十六年，命何真回邑收集舊部曲；無籍軍，洪武二十三年，籍軍之脫漏戶口者；逃民軍，洪武二十四年，都指揮花茂言，東莞逋民附居海島，殊難管轄，遂籍之；垛集軍，洪武二十七年，欽差都督劉恭來邑驗民戶，有壯丁三人垛集一兵，其二丁、一丁者，輳為正貼，二戶共垛一兵；建言軍，洪武二十九年，訐諸人直言得失，被言者籍之；達軍，胡元遺種，本衛舊有數十名，正德間，尚有每里喇噠火者等，嘉靖間，惟羊宜住黑黑存。”

*現存抄本記為“蘇友真”，與其它多數史料不同，似是“興”錯抄為“真”

崇禎《東莞縣志》書影

這里所述，基本涵蓋珠江三角洲明初的情況。此處提到明初建立衛所收編軍戶的時候，重點使用了“籍”字，實際上是把一大批原本不在國家控制之下的人群以衛所軍籍進行收編——編戶齊民，這是歷朝歷代官方都必須要做的事情，也是原本在化外的人群進入化內最基本的渠道。

軍戶從何來

這其中，跟何真相關的，把廣東的鄉豪勢力收編的事件，在《明太祖實錄》中總共記載了三次：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參政何真收集廣東所部舊卒三千五百六十人，發青州衛守御（卷七十四）”；

“（洪武十六年七月）丁巳，山西布政使何真乞致仕，從之，命真還廣州，真至鄉，尋招集舊所部兵校二萬七百七十七人，并家屬送京師（卷一百五十五）”；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戊申，致仕布政使何真復招集廣東舊所部兵三千四百二十三人，送京師，間多道亡者，請追捕之，上曰，彼為民久矣，今復擾之，宜其然也，亡者勿問（卷一百六十七）”。

所謂“舊所部兵”，是站在朝廷的角度認定的，而站在何真的角度，以元末廣東鄉豪割據的社會環境，他所招集收編的，大概也都是原本的鄉豪勢力。

何真畫像

此外，當時沿海的疍民是占比非常高的一個組成，因此，就有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趙庸收編的“水軍”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由花茂收編的“降民軍”。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三》記載：“（洪武十五年三月）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蜑戶萬人為水軍，時蜑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為寇盜，故籍而用之。”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二十三》記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廣東都指揮使花茂奏，東莞、香山等縣大溪山、橫琴山，逋逃蜑戶、輋人凡一千余戶，附居海島，不習耕稼，止以操舟為業；會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寇盜，隔絕海洋，殊難管轄；其守御官軍，冒山嵐海瘴，多疾疫而死；請徙其人為兵，庶革前患，從之。”

實際上，除了這兩類軍伍來源，別的類型的軍伍來源，也有可能收編疍民，例如何真招集的鄉豪勢力的手下，再如“歸附軍”里面諸如盧實善的手下，還有投降歸順的“降民軍”里面原本蘇友興的手下。

洪武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民兵……（花茂）至是升都指揮同知，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筦、香山等縣逋逃蛋戸，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宼，不時出沒，刼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為兵，庶革前患。

——嘉靖《廣東通志》

按照天順《東莞縣志·歷世事跡》的記載：“職目軍”充河南彰德等衛軍，“降民軍”充泗州等衛軍，“收集軍”充京衛軍——以上三類，后續如何承襲，有無原籍軍戶，未必能夠考究。

籠統來說，何真招集的鄉豪勢力，以及珠江三角洲的疍民，就應該是明初珠江三角洲軍籍人口的兩個主要來源。其實更加嚴謹地說，以元末明初珠江三角洲的社會背景和地理環境，鄉豪和疍民，也不會是截然區分開來的兩個群體，從大的方向上可以歸納為一大類原本不在國家控制之下的人群。

天順《東莞縣志》書影

以當時收編數萬人進入衛所軍籍，就算是發配至外地，在本地也會產生原籍軍戶，即便天順《東莞縣志·歷世事跡》中“自是，概邑皆軍籍，而民籍者鮮矣”的形容較為夸張，但軍籍在珠江三角洲占比非常高也會是一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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