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的權謀世界中，“老成謀國”四字是對臣子最高的褒獎。

嘉靖曾在接見胡宗憲后，對呂芳說，這才是老成謀國的人。

這四個字，不僅要求臣子具備豐富的政治經驗，更需在復雜的利益漩渦中平衡各方、化解危機，甚至以犧牲個人聲譽為代價，維護國家穩定。

嘉靖帝雖深居簡出，卻對朝局洞若觀火，能被他認可的“老成謀國”之人，必是既能執行帝王意志，又能托舉社稷大局的“孤臣”。

縱觀全劇，嚴嵩、徐階、呂芳、胡宗憲四人最具代表性，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了這一角色的復雜性。

嚴嵩：權謀之巔的“裱糊匠”

嚴嵩作為內閣首輔，是嘉靖朝實際上的行政中樞。他主持內閣二十年，是嘉靖一朝時間最久的首輔。

他深諳帝王心術，將“揣摩圣意”發揮到極致。

面對國庫空虛、邊患頻發的爛攤子，他提出“改稻為桑”的國策，試圖通過絲綢貿易填補財政漏洞；

當政策執行遲緩，他放任兒子嚴世蕃，結果搞出了毀堤淹田的大事。

浙江大案爆發，也只是將嚴黨浙江執行人鄭必昌、何茂才，推出去做替死鬼。

這些行為看似殘酷，實則是嚴嵩對嘉靖“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妥協。

皇帝需要錢修道觀、修宮殿，卻不愿承擔罵名，嚴嵩便甘當“白手套”，用官僚集團的貪墨換取行政效率。

嘉靖對嚴嵩的評價一針見血：“大明朝離不開嚴嵩，就像房子破了總要有人糊窗戶紙。”

嚴嵩之所以得寵，是深明“簡在帝心”這個道理的，十分顧全大局，能辦好皇帝的事情，也肯背鍋。

嚴嵩的“老成”在于他清醒地認識到，帝國的潰爛已非一人之力能根治，唯有在維持表面平衡中延緩危機。

他的謀國之道是實用主義的極致：用利益捆綁官員，用權術制衡清流，用政策漏洞為皇帝斂財。

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言：“政治無關道德，只關乎結果。”

嚴嵩的悲劇在于，他既是舊秩序的維護者，也是其腐朽的象征，最終被時代拋棄。

徐階：隱忍之下的“執棋者”

《明史》中評價徐階為“大明老陰憋”。

與嚴嵩的張揚不同，徐階的“老成”體現在隱忍與蟄伏中。

嚴嵩有一次說過，徐閣老做我的副手不易，畢竟二十年間，在嚴嵩手下倒下的人太多了。

徐閣老即使嚴嵩倒臺，去他家傳達嘉靖的旨意時，也保持表面的恭謹，讓人挑不出錯。

作為次輔，他表面唯嚴嵩馬首是瞻，甚至說出“大明朝不能沒有嚴閣老”的違心之言。

暗地里卻支持清流在浙江查案、默許清流與嚴黨對抗，爭權。

在御前會議討論浙江貪腐案時，他一句“臣以為當務之急是穩定人心”，既回避了與嚴嵩的直接沖突，又將矛頭引向嚴黨失職。

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讓他在嚴嵩倒臺后順利接掌內閣，成為新一輪權力游戲的核心。

徐階的謀國之術，在于他深諳“代際更替”的規律。

他深知嚴嵩的模式已不可持續，卻不愿在時機未成熟時冒險。

實則是一個精致利益主義者，打著隱忍的旗幟，實則是為了利益。

徐階幾十年的經歷，養成他種隱忍的性格。

當年他面對恩人夏言被殺，不敢出聲。

因此劇中清流高拱幾次蛐蛐徐閣老，不敢為清流去爭。

正如《周易》所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他選擇在嚴嵩的陰影下積蓄力量，通過培養張居正、趙貞吉等新一代官僚，為王朝埋下改革的火種。

嘉靖對徐階的態度頗為微妙：既忌憚其清流背景，又需要他制衡嚴黨。

這種矛盾恰恰證明，徐階的“老成”是一種更高明的生存智慧——他不在局中，卻始終控局。

呂芳：帝王之術的“潤滑劑”

司禮監掌印太監呂芳，是劇中唯一陪伴嘉靖時間最久的人，四十年相伴。

他的“老成”不在于治國理政，而在于調和皇權與官僚系統的矛盾。

呂芳是司禮監掌印，權力來自皇帝，他代表的是嘉靖。

并沒有手中握有權力，呂芳就張狂，他的為人處事中，顯示著文官三思的思維。

當嚴黨和清流在朝堂上劍拔弩張時，呂芳以“奴婢只管伺候皇上”為由保持中立。

他像一根柔韌的絲線，將剛硬的權力機器，縫合得滴水不漏。

呂芳的謀國之道，在于他始終堅守“奴仆”的本分。

他替嘉靖傳話時，會故意將“狠話”說得委婉，又將“軟話”說得堅決；他默許馮保向裕王府示好，為宦官集團留下后路。

這種“不爭而爭”的智慧，讓他成為各方勢力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正如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所說：“太監是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緩沖帶。”

呂芳的存在，讓嘉靖的權術得以在人性化的外衣下運行，其作用不亞于任何一位內閣重臣。

胡宗憲：孤臣淚中的“補天人”

浙直總督胡宗憲是劇中唯一被普遍認可的“正面人物”，他的“老成”帶著悲壯色彩。

作為嚴嵩的門生，他身上嚴黨的標簽撕不下來，不得不在黨爭中替恩師善后。

一方面他推行“改稻為桑”，另一方面竭力阻止毀堤淹田、安撫災民；四處借糧保證浙江的穩定。

在嘉靖眼中，胡宗憲是“能辦事又不惹事”的完美工具，其價值在于他始終以國事為先，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

胡宗憲難，就是心中想著國家、百姓，他始終將自己定位在，士大夫拯救天下的位置上，所以才會艱難。

胡宗憲的謀國之心，體現在他試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

胡宗憲對朝政一清二楚，但有些話他卻不好明說。

在他回鄉前，特地去淳安見海瑞，說出“我大明現在天下一統，何來的水清水濁？”來點撥海瑞。

可見他的態度，無法改變官僚系統的腐敗，只能盡力減少政策對百姓的傷害。

他的悲劇性結局恰恰證明，在潰爛的體制中，真正的“老成謀國”者往往難容于世。

正如顧炎武所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胡宗憲以一己之力扛起帝國邊陲的重擔，其風骨遠超同儕。

結語：老成謀國的本質是“戴著鐐銬起舞”

《大明王朝1566》中的“老成謀國”者，無一不是清醒的理想主義者與務實的妥協者的矛盾結合體。

嚴嵩的權謀、徐階的隱忍、呂芳的圓融、胡宗憲的悲壯，共同構成了一幅帝國黃昏的眾生相。

他們或許手段不同、立場各異，但本質上都在帝王權術的框架內尋求最大限度的“善治”。

嘉靖對他們的認可，實則是對“工具價值”的認可。他們既是王朝的支柱，也是皇權的囚徒。

這種困境恰恰印證了黑格爾的論斷：“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余溫。”

真正的“老成謀國”者，未必能改變歷史的軌跡，卻總能在灰燼中留下幾分溫度，讓后人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最后的尊嚴與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