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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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有明一代，江防建設備受重視，從而產生了數量可觀的江防總圖。其中鄭若曾的23幅“江防圖”開明代江防總圖繪製之先河，且深刻地影響了後世，對鄭氏“江防圖”不同的繼承與發展使得明代江防總圖呈現出不同的譜系，即“江防圖”系、“江營新圖”系以及“江防全圖”系。

關鍵詞：江防總圖　江營新圖　譜系研究　繪製思想　明代

明之江防，始于洪武，太祖朱元璋崛起于江、淮之間，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戰略形勢自有深刻見解，又以國初定都南京，爲拱衛京都，于新江口置營，操練水兵萬餘人，造戰船四百艘。又于江北浦子口屯陸兵，互爲掎角。其時，江南已成國家錢糧重地，故上至安慶、九江，下抵蘇、松、通、泰沿海府州，均被納入長江防禦體系。[1]可以說，明廷對江防建設之重視，遠超前代。後朱棣北遷，南京遂成留都，然江防體系并未因此廢弛，反而由于漕運任務的加重愈受重視。[2]至嘉靖時期，江防制度漸趨完備。隆、萬以後，王朝愈發衰微，江防亦隨之廢弛，但江防建設的思想卻得以存續。

明清兩朝都遭遇了嚴重的海防危機，[3]與海防互爲表裡的江防體系亦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早在洪武二年（1369），倭寇就已頻繁侵擾沿海府州，[4]因此，明代江防設立之初，不僅要巡捕沿江的“寇盜鹽徒”，更有著“兼以防倭”的重任。嘉靖之後，軍備廢弛，倭患猖獗，江防問題愈加突出，“江防總圖”的繪製便由這一時期開始。[5]延至清朝初期，面對鄭氏水軍對沿海地區與長江中下游的嚴重威脅，江防建設與“江防總圖”的繪製再一次成爲國防重點，其江防體系之建構與前代基本一致，反映在“江防總圖”的繪製上，亦表現出鮮明的繼承性。

目前學界鮮有對明代“江防總圖”整體的研究，亦缺少對“江防總圖”的對比分析、譜系梳理以及特徵研究等。故此，本文將以明代史籍所附“江防總圖”爲著力點，同時兼顧部分清初彩繪地圖，力求展現明代“江防總圖”繪製傳承之全貌。不足之處，還請批評指正。

一

明代“江防總圖”

的繪製背景與留存情況

明代江防體系的建設早在洪武朝就已經開始，且頗受重視，而明代“江防總圖”的繪製卻始自嘉靖後期，其間相隔近兩百年，究其原因，筆者認爲可能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江防體制建設的逐漸完善。明初，太祖定鼎金陵，江防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拱衛京都，其軍事布置自然是作爲南京防衛體系的一環而存在，并未形成單獨的系統，也沒有專設江防官員的必要。[6]後成祖北遷，政治中心的北移讓明廷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控制力減弱，而嚴厲的海禁和頻繁的漕運則讓許多“頑民”與“無藉之徒”鋌而走險，[7]導致這一地區的治安情況急劇惡化。永樂時期雖專設操江武臣總領江防事務，但沿江之事頗多，非一人之力所能顧全，建立一套完整的職官體制勢在必行。于是，自成化開始增設了許多江防官員，最終形成了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兵備副使→江防治中、同治和各營守備、把總等這樣一套從南京到地方府州的文武兼備的職官體系。江防職官體系的完備爲“江防總圖”的繪製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條件，不少“江防總圖”的繪製中都有著江防官員的身影，如附有“江營新圖”的《江防考》一書的編纂正是由時任南京操江都御史吳時來主持完成的。而江防範圍的不斷擴大與沿江各信地劃分的逐漸清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防總圖”的產生。

第二，倭患頻仍與江海聯防的正式形成。明代倭患早已有之，尤以嘉靖朝最爲嚴重，據《中國軍事史》統計，有明一代發生較大規模的倭患以及禦倭戰爭共60次，其中嘉靖朝占據一半之多。另舉一例，明代南直隸江海交會地區共發生倭寇劫掠113次，而嘉靖一朝則占據了其中的94次，占比高達83.2%。[8]由此觀之，嘉靖倭患誠可謂盛矣。

在這種背景之下，南直隸地區的江防和海防卻因爲長期存在的轄區重疊、權責不明等原因，導致雙方爭功諉過、相互塞責，在面臨倭寇侵犯時往往防禦不力，人民深受其害。爲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雙方經歷了長久的爭論，最終在嘉靖四十二年（1564）前後江海聯防正式形成。[9]江海聯防的確立讓江防海防并重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一些海防圖的編繪者或主動或被動地開始了“江防總圖”的繪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鄭若曾。嘉靖四十年（1562）《籌海圖編》撰成之後，時任應天兵備副使王道行便向鄭若曾陳說了編纂《江南經略》一書的構想，并在人力、財物等多方面爲其提供了支援。[10]鄭若曾很快也意識到了江防建設的重要性，于是，攜二子遍訪江南江防情況，編繪了許多江防圖與湖防圖，後結成《鄭開陽雜著》、《江南經略》二書，而《鄭開陽雜著》中的23幅“江防圖”則爲明清時期繪製最早的“江防總圖”，成爲後世摹繪借鑒的底本。

總之，明代“江防總圖”的繪製是在江防體制不斷完善之後逐漸開始的，并且這個過程與海防建設密不可分。現存明代“江防總圖”主要爲史志中的附圖，清初亦有部分繪製精美的彩圖，現將筆者搜集情況匯總如下：

二

明代“江防總圖”的譜系劃分

所謂譜系，即事物發生變化的系統。對于古地圖譜系，李新貴認爲，衹有在繪製時間上具有先後的承接性，內容上具有可辨認的共同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背後隱藏著繪製者的共同思想與該思想的繼承性，才能稱爲一個圖系。[11]而韓昭慶在“多維度、多角度下的明清輿圖研究”學術論壇會議報告中也提出了地圖譜系的定義，即由于同源性產生的，在內容和繪製風格上具有相似特點而構成的地圖系列。總而觀之，明至清初“江防總圖”的繪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鄭若曾23幅“江防圖”的影響，但在承繼發展的過程中又產生了諸多新變，據此，筆者將其初步劃分爲“江防圖”系、“江營新圖”系和“江防全圖”系3類（見表2）。

（一） “江防圖”系

嘉靖後期，倭患漸息，已經完成《籌海圖編》編繪工作的鄭若曾開始將目光轉向江防，《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考》一卷共收録23幅“江防圖”，這些圖也成爲了明代“江防總圖”繪製之發端。

首先，此23幅“江防圖”的繪製者是鄭若曾一事并無異議，《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江防海防形勢皆所目擊，日本諸考皆諮訪考究，得其實據，非剽掇史傳以成書。”[12]鄭氏《江南經略》一書序文也記述了他攜二子操舟遍訪江防形勢之事。[13]其次，關于這23幅“江防圖”的繪製時間，宋澤宇在《〈鄭開陽雜著〉的文獻價值研究》中認爲鄭若曾散著的成書時間大致與《籌海圖編》相同，二者皆比《江南經略》成書要早。[14] 就此來看，此23幅“江防圖”的繪製似乎當在《江南經略》成書之前，然而，在《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考》內有“嚴說見海防圖論籌海圖編”、“詳說見江南經略”一類的注釋文字，可見宋澤宇的結論并不嚴謹，由此我們可以將鄭若曾“江防圖”的編繪時間定在《江南經略》成書之後至其逝世之前。而《江南經略》刻于隆慶二年（1568），鄭若曾卒于隆慶四年（1570），那麼是否可以說《江防圖考》編繪于隆慶二年至四年之間呢？顯然這一時間下限沒有問題，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隆慶二年衹是《江南經略》一書付梓刊刻的時間，而非成書時間。而在《江南經略》撰成之後，耿隨卿、蔡國熙和林潤等人先後取觀參訂，[15]“嘉靖四十五年陽月既望”日，時任南京工部右侍郎汪鏜亦爲此書作序。據此可知，《江南經略》的成書時間至少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月之前，進而可以將鄭若曾“江防圖”的繪製時間縮小至嘉靖四十五年至隆慶四年之間。

今見《鄭開陽雜著》版本有四，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民國二十一年（1932）陶風樓石印本、清光緒至宣統年間抄本以及四庫全書本。孫靖國在《明清沿海地圖研究》的結項報告中“考證出民國陶風樓影印的《鄭開陽雜著》是清光緒、宣統時期的摹繪本，系根據康熙三十年 （1691）鄭若曾的五世孫鄭起泓及其子鄭定遠刊刻之《鄭開陽雜著》抄録或轉抄，除少數缺失內容外，基本能反映康熙刻本原貌，而文淵閣四庫本則有多處竄改。”[16]據此可以大致認爲《鄭開陽雜著》一書出現了康熙本和四庫本兩大版本流變。現對兩者中的《江防圖》作比較如下：

康熙本《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考》中的23幅“江防圖”圖名位于圖版右上角，該圖陸上部分按上南下北的方位繪製，江海交會處則按陸地在上，海洋在下的方位繪出，整體自西向東沿江流呈“一”字形展開，至“東南大海洋”處爲止，是圖描繪了自江西九江府瑞昌縣至長江入海口的沿江河渠、山川、沙洲、湖泊、城邑、寺廟、港灣以及沿江的巡司、墩臺等。從繪製內容上看，江防部分顯然是繪製者表現的重點，圖中不僅對沿江各衛所、巡司、營、堡、墩都做了標注，對于各江防信地的轄區範圍、江程裡數、兵力部署、船隻數量以及盜寇情況等也做了詳細的文字注釋。

而四庫本《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考》中的“江防圖”僅15幅，該圖亦按上南下北的方位繪製，繪製範圍上起四川岷山江源地區，下至江蘇蘇州府崇明縣“大海”處。在繪製內容上，僅對沿江城邑、山川、河湖、沙洲、寺廟、古跡等做了標注，亦有少量文字說明。對于沿江衛所、營地等雖然用相應的圖形符號標示，但大都未標出具體名稱，更無文字注釋。由此推測，四庫本《鄭開陽雜著》中的“江防圖”可能由他圖雜糅刪改而成，筆者初步判斷四庫本《鄭開陽雜著》“江防圖”似乎是由章璜《圖書編》“萬里長江圖”刪改雜并他圖而來，限于篇幅，暫不多作論述。

鄭若曾生長于蘇州，嘉靖倭患給沿海人民帶來的深重危害深深地刺激了他，成爲他投身抗倭事業、編繪地圖的一個重要契機。考慮到鄭若曾的個人經歷和江海聯防的時代背景，《江防圖考》的編纂無疑是受到其海防思想的影響的。如果說“禦海洋”和“固海岸”是鄭氏海防思想的核心，那麼其江防思想核心可以概括爲“守門戶”和“正官聯”。

所謂“守門戶”，是就長江下游軍事意義而言，“長江下流乃海舶入寇之門戶也，溯江深入，則留都、孝陵爲之震動，所系豈小小哉。故備禦江之下流，乃所以保留都、護陵寢至要至切之務也。”[17]然而江南地廣千里，水系發達，四面出擊自然是不合理的，扼守“地勢之至要者”方爲上策，這也是當時通行的做法。但鄭若曾卻對當時公認的“京口”這一地區的戰略地位提出了質疑，他認爲“京口雖系江南諸郡咽喉，然從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而進者，以沿江南岸疊嶂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豈非地勢之至要至要者歟？”[18]因此，他提出沿江備御的重點應當是江北，而非江南。

而“正官聯”的提出則是針對江防體制中的最大弊病，即官員之間的各自爲戰、推諉塞責。由于各江防信地在劃分過程中本身就存在遺漏和交叉，而江防官員們“各自打掃門前雪”的行爲無疑放大了這一問題，導致看似嚴密繁複的江防體系內形成了許多“盜寇淵藪”，以至于江防雖密，但“寇不聞息”。鄭若曾則直切其弊：“今操巡專管江中之寇，寇若登陸，則讓曰：此巡撫之事也。巡撫專管岸上之寇，寇若入江，則讓曰：此操巡之事也。一江南北，胡越頓分，同握兵符，爾我相遜，何惑乎江寇弗除也哉？”[19]因此他提出江防之策“莫若先正官聯。官聯者，聯屬四人爲一，利害休戚，異形而同心，戰守賞罰，會謀而齊舉。如江寇而登陸也，操巡督發江船進港內協捕之；陸寇而入江也，巡撫督發哨船出外江以策應之。庶乎寇計窮而無所容，江中其永清矣。”[20]可以看出，鄭若曾正在試圖建立一套海防——江防——陸防三位一體的多層次立體防禦機制。

鄭若曾的“江防圖”誕生于倭患頻仍的時代背景之下，雖然此後海寇漸息、邊患四起，明廷的防禦重點已不在江海，但以其首創之功，“江防圖”依然成爲官方與民間著述爭相借鑒的底本，茅元儀《武備志》、王鶴鳴《登壇必究》、吳惟順《兵鏡》、程道生《輿地圖考》、施永圖《心略地利》及陳組授《皇明職方地圖》等幾乎是完全照搬鄭氏23幅“江防圖”，因而將其歸爲鄭氏“江防圖”系。對于這類鮮少創新的抄襲之作，本文衹做譜系劃分，其餘皆不涉及，僅對各譜系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江防總圖”加以比較研究。

（二）“江營新圖”系

1. 《江防考》“江營新圖”

吳時來編撰，王篆增補的《江防考》共六卷，萬曆五年刻成，今國內所見版本均缺卷一和卷四，而書中所附47幅“江營新圖”正是卷一所載，其善本今藏于臺北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和日本內閣文庫，國內學者如孫靖國等雖然早已注意到此書，但囿于史料之殘闕，地圖相關資訊僅從林爲楷《明代的江防體制——長江水域防衛的建構與備禦》所附部分插圖和書影中獲取，實爲有限。今筆者得見《江防考》善本之全貌，暫對其中“江營新圖”略作介紹。

吳時來所編繪的“江營新圖”共47幅，編號位于每幅圖版正中，以方框小字注出。圖名“江營新圖”位于卷首圖版右上角，有“此處通湖廣等處”注文位于卷端正中，卷末圖版左下刻有“游擊把總王如璧奉委重校”。[21]是圖按上南下北，左東右西的方位繪成，圖幅自西向東從江西九江府瑞昌縣開始，沿“洋子大江”呈“一”字形展開，至“東南大海洋”與“海內諸山”處爲止。

《江防考》“江營新圖”所繪沿江地物與《鄭開陽雜著》“江防圖”大體相仿，鄭氏“江防圖”中的幾處訛誤亦見于此。首先便是兩圖江西段南湖營信地南岸部分有“青草湖”一處，考證此地名發現“青草湖”實爲誤記，《〔嘉靖〕湘陰縣志》載：“青草湖，在縣北百里，北與洞庭相連。”[22]而兩圖所繪湖泊均位于江西彭澤縣境內，與湖南湘陰縣洞庭之濱的“青草湖”相去甚遠。另一處筆誤則在兩圖安慶營信地的南岸，兩圖均有“李陽河巡司至池口巡司六十裡”和“池州巡司至大通巡司八十裡”的注釋，此處“池州巡司”顯系筆誤。由此可見，此二圖必定存在較爲緊密的聯繫。如前所述，鄭若曾從嘉靖四十年（1561）以後開始考察江南各地海防、江防以及湖防形勢，著手編撰《江南經略》，“江防圖”的繪成時間約在嘉靖四十五年到隆慶四年之間，那麼《江防考》“江營新圖”成于何時呢？

王篆《續刻江防考序》稱：“江防考，悟齋吳公創刻于穆廟之三年。”[23]可見吳時來于隆慶三年（1569）已經完成了“江營新圖”的繪製，另據吳時來作《江防考序》的時間可將此圖的繪製下限定于隆慶三年六月，[24]而其上限亦不早于吳時來就任南京右僉都御史的時間，即隆慶二年三月。[25]由此觀之，吳時來《江防考》“江營新圖”的成圖時間應在隆慶二年三月至隆慶三年六月之間。查考吳時來之生平，發現其此前并無編繪地圖的經歷，亦未主事江防，其編繪“江營新圖”的過程中借鑒鄭氏“江防圖”自然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筆者認爲吳時來的47幅“江營新圖”是鄭若曾23幅“江防圖”的借鑒翻新之作，隨後其 “江營新圖”逐漸成爲南京兵部官員編繪新圖的底本。

2. 《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

關于《南京都察院志》一書的編撰過程，《四庫全書總目》有載：

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明施沛撰，沛始末未詳，其修此書時則爲南京國子監生，時董其事者爲操江副都御史徐必達。[26]

經查，徐必達于天啓元年（1621）八月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不久晉右副都御史。天啓二年（1622）十一月，升南京兵部左侍郎。[27]由此推斷《南京都察院志》的成書時間當在其間，書中“江營新圖”的繪製時間也在此間，即天啓元年八月至天啓二年十一月。

《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在圖幅數量、繪製範圍以及繪製內容上和《江防考》“江營新圖”相當，但在繪圖風格和具體地物要素上卻有明顯差異。故列二者比較如下：

就兩圖卷首來看，二者差異頗爲明顯。首先是文字注釋上，《江防考》“江營新圖”注釋內容明顯少于《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如兩圖最左端均有繪製起點說明，前者僅以“此上通湖廣等處”寥寥幾字概述了所繪“洋子大江”的上界，而後者卻分南北兩岸對此處以上接界情況進行了簡要說明。其次在繪製視角上，《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所繪長江兩岸的地物景觀均爲正置，而《江防考》“江營新圖”卻爲南岸正置，北岸倒置，這是以長江主航道爲觀察視角的結果。此外，二者在河流、山川和城邑的繪製技法上亦有明顯差異，前者多用勾法，而後者在勾的基礎上又加入了“皴”這一山水畫法。如《江防考》“江營新圖”的山岳繪製較爲簡潔，僅以幾條曲線勾出山形，而《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的山岳的繪製更加精細，除了勾出山形，更以皴法繪出山石紋理，使之更富立體感；再如《江防考》“江營新圖”的江流爲堆疊式的波紋，多以短直線勾出，而《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在繪製上既有堆疊式波紋，也有連續波紋，多以曲線條繪出，且在曲線之中加入了許多皴點。

以上兩圖內容高度一致，考慮到吳時來和徐必達曾先後主事操江，後者以前者爲鑒自是情理之中，借鑒之餘亦有許多翻新。其更新之處除了內容上的增補和風格上的變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對部分訛誤之處的糾正。如《江防考》“江營新圖”江西段南岸所繪“青草湖”一處，而同樣的地物到了《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中就變成了“青山湖”。考證兩處地名，《〔嘉靖〕湘陰縣志》載：“青草湖，在縣北百里，北與洞庭相連。”[28]而《〔嘉靖〕九江府志》記載：“青山湖，在太平鄉，大江之濱，可泊舟楫。”[29]兩幅圖所繪位置均在江西境內，而青草湖卻在湖南湘陰縣洞庭湖濱，故“青草湖”一說顯然錯誤。此外，位于“青山湖”西邊的“周家湖”于《〔嘉靖〕九江府志》中亦有載，[30]這足以說明《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改“青草湖”爲“青山湖”確爲糾謬之舉，這一改正的結果在范景文的《南樞志》“江營新圖”中得到了繼承。

以吳時來、施沛等爲代表的南京江防官員所繪製的“江營新圖”在思想上與鄭若曾、唐順之等人并無二致，具有鮮明的繼承性，依然是以南京爲重點防禦對象，兼顧防海。但在“江防總圖”的圖幅數量、繪製內容以及繪製風格上卻有明顯差異，其中以內容上的更新最爲明顯，現將其中部分匯總如下：

可以看出《南京都察院志》“江營新圖”對《鄭開陽雜著》“江防圖”在內容上的更新情況大體可分爲糾繆和增補兩類，前者如改“玉橋港”爲“土橋港”，[31]改“茭口巡司”爲“茭石巡司”，[32]改“青草湖”爲“青山湖”等；後者主要體現在沿江建置的增革和自然景觀的補繪，由于兩圖在繪製時間相差五十餘年，其間自有部分建置的裁撤和增設，在自然景觀方面，亦可能有個別湖泊、沙洲的形成，但更多的是《江營新圖》對鄭氏《江防圖考》諸多未能繪出的地物要素的補繪。

（三）“江防全圖”系

吳學儼《地圖綜要》一書外卷共收有“江防全圖”36幅，由李釜源所作序文可知該書成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春，故“江防全圖”的編繪時間當在此之前。

“江防全圖”之“全”首先體現在繪製範圍的擴大上，是圖按上南下北的方位繪製，自西向東沿江流呈“一”字展開，圖名位于圖版右上角，圖名下有注文說明圖繪範圍，即“自四川岷山發源起”，終于“東南大海洋”與“海內諸山”。與鄭氏23幅“江防圖”相比，此圖的繪製重點不僅在于江西九江府瑞昌以下，對于瑞昌以上，直至江源地區也進行了較爲細緻的刻畫，包括沿江城邑、山川、河渠、湖泊、寺廟、灘峽等。

其次，“江防全圖”之“全”更是一種全面防禦思想的體現。吳學儼在《地圖綜要·凡例》中直言：

我國家懷柔震疊、中外帖靖，故江防無事。問有紀録，亦祗詳自潯陽以下······自荊襄而抵蘄黃三流，悉稱要害。玆遠采前史，慱綜吳宋綢繆之策，較之往牒，當爲獨周。[33]

由此觀之，吳學儼等人繪製的“江防全圖”是在有意識地打破嘉靖以來以唐順之、鄭若曾爲代表的舊有的江防思想，即以拱衛留都、守護陵寢和協助海防作爲江防的主要任務。唐、鄭二人的江防思想誕生于倭患頻仍的背景之下，且二人長期投身抗倭事業，其所形成的江防思想不免代入海防意識。同時，二人又繼承了拱衛留都、守護陵寢這些明初以來的江防傳統，反映在二人的江防論述上，則會發現“門戶”、“關鍵”、“留都”以及“陵寢”等詞頻繁出現，其所論重點止在南京及其周邊。[34]對于江西段之江防亦鮮有提及，更遑論以上湖廣、四川等處。故此，筆者認爲唐、鄭二人的江防觀始終是一種在海防思想鉗制下的局部防禦或者重點防禦的戰略觀，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而“江防全圖”的出現則標志這一種新的全面防禦的江防思想的誕生，是應對清軍大舉南下產生的思想變革。

回到地圖本身，我們很容易發現《地圖綜要》“江防全圖”中江西瑞昌縣以下的部分與《鄭開陽雜著》“江防圖”高度一致，這種一致首先體現在二者相同的圖幅數量，即自江西瑞昌以下均爲23幅；其次在內容上，幾乎整個采録了鄭氏《江防圖考》中的文字內容，如前述“青草湖”這一地名訛誤也原原本本地呈現在《江防全圖》中。《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考》中的幾處筆誤亦留載于“江防全圖”，如兩圖南湖營信地部分均將“土橋港”誤作“玉橋港”，“池口巡司”誤記爲“池州巡司”等。總之，《地圖綜要》“江防全圖”瑞昌以下部分的繪製借鑒了《鄭開陽雜著》“江防圖”當無疑問，至于其在繪圖風格上的差異，如波浪的表示方式、北岸景觀的正置與倒置、城堞繪製細節上的差異等等不一而足。

而《地圖綜要》“江防全圖”瑞昌縣以上的部分則與章璜《圖書編》“萬里長江圖”具有諸多相似之處，主要表現在圖幅數量都是13幅，沿江地物要素標注完全一致，繪製風格和地物表現手法高度相似，注釋內容上除了“江防全圖 ”有少數增補外其他完全一致。綜上筆者推測《地圖綜要》“江防全圖”可能是由章璜《圖書編》“萬里長江圖”和《鄭開陽雜著》“江防圖”刪改拼合而成，但這并不妨礙它以一種全新的江防思想自成一系。

三

清初部分彩繪“江防總圖”

由明入清，倭患雖息，然而面對彼時強大的鄭氏水軍，剛剛奪取政權的女真人尚未建立足夠的水軍力量與之相抗，衹得一面以懷柔政策試圖拉攏招安，另一面則是重新重視海防與江防的建設，故此，清初順治、康熙二朝出現了一批繪製精美的彩色“江防總圖”，留存至今的有甘肅省博物館藏《長江江防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長江地理圖》以及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藏《江防海防圖》（部分）等，暫對其分述如下：

（一） 甘肅省博物館藏《長江江防圖》

甘肅省博物館藏《長江江防圖》一幅，爲彩繪長卷，縱59.7㎝、橫1340㎝，絹基錦緞裝裱，原收藏者馬良貴題簽“長江營汛圖”。該圖繪製方位采取上南下北向，以傳統山水畫法繪製了上起江西九江府，下至江蘇鎮江千里範圍內的城邑、河渠、山川、港口、舟車、村落、人物、旗幡以及其他各種軍事設施，皆以立體形象呈現，并以不同色彩區分。此外，圖中各營地也附有金書大榜題，介紹各營地理位置、兵力分配、江程裡數等情況。秦明智和林健考證出該圖的“繪製時間應在順治十六年（1659）之前，其繪製者可能爲時任操江巡撫蔣國柱。”[35]

（二）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長江地理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長江地理圖》編號爲平圖020878，彩繪絹本，其縱61.5㎝，橫1425.5㎝，繪製方位爲上南下北，自西向東以長江爲中心線，采取俯視角度，從右向左呈“一”字展開，其繪製內容、繪圖風格等均與上述《長江江防圖》高度相似。臺灣學者盧雪燕考證出《長江地理圖》所據底本爲《長江江防圖》，繪製年代應在清順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六年（1667）之間。[36]

關于其祖本之考證，目前學界并無研究，然就筆者目前所見，其在繪製內容和繪製風格上與吳時來的《江防考》“江營新圖”聯繫更加密切。首先在繪圖風格上，兩圖均采取上南下北，左東右西的繪製方位。同時，在具體地物要素的繪製上，兩者也存在著很多共同點，如兩者都繪出了《鄭開陽雜著》“江防圖”中漏繪的“姚湖汊”“筆架山”等處，另在安慶府、蕪湖縣等城池的繪製細節上，兩者亦保持了高度一致，如城墻的形狀，城門的數量、朝向等等。當然，這一推測并不十分準確，《長江地理圖》繪製之祖本有待進一步考證。

與《江防考》“江營新圖”相比，作爲絹本彩繪地圖的《長江地理圖》在圖像的呈現內容上做了較大幅度的精簡。在繪製範圍上，《長江地理圖》卷首略去了《江營新圖》九江府以上的一段，即從瑞昌縣下巢湖至城子鎮巡司處，在卷末亦略去了《江營新圖》中圌山和三江口以下的部分。此外，《長江地理圖》的注文也頗爲簡略，僅在部分江防重地注明江防布置等情況，其餘各處僅記地物名稱。

（三） 中科院藏《江防海防圖》（部分）

“《江防海防圖》收藏于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也即國家科學圖書館中，編號爲264456，彩繪長卷，縱41.5㎝，橫3367.5㎝，紙基錦緞裝裱。”[37]原圖本無圖名，後曹婉如先生據其內容與蘊含資訊擬爲“江防海防圖”。其江防部分整體方位爲上南下北，自西向東沿江流展開，上起自江西瑞昌縣，下至金山衛及浙閩交界處。

關于此圖，孫靖國考證出其江防部分繪製的祖本可能爲吳時來《江防考》“江營新圖”，囿于史料殘闕，孫靖國尚未對二者進行全圖比勘，導致其考證過程稍顯簡略，但就目前而言，其所作的祖本推測依然是相對正確的。至于《江防海防圖》具體的成圖時間，學界目前暫無定論，以往學者認爲此圖繪製于明代後期，但孫靖國卻在圖中發現了諸多清朝相關的地理資訊，從而將其繪製時間定爲清初。

四

結語

明代“江防總圖”的繪製始于鄭若曾的23幅“江防圖”，并隨時間的推移發展出3種不同的地圖譜系，即“江防圖”系、“江營新圖”系和“江防全圖”系。鄭氏“江防圖”自誕生之初便深刻影響了後世的“江防總圖”，茅元儀、王鶴鳴和施永圖等人的著述幾乎原封不動地挪用了鄭氏“江防圖”，思想上也延續了明初以來“禦倭防海”和“拱衛留都”的傳統。而先後就職于南京兵部，主事操江的吳時來、王篆、徐必達和范景文等人重新編繪的47幅“江營新圖”極大程度上提升了“江防總圖”的繪製精度和軍事功用，但其在繪製思想上未脫鄭氏窠臼。明清易代之際，吳學儼、李釜源等學人編繪的36幅“江防全圖”一改前圖舊貌，以一種全新的江防思想自成一系。清初，江防建設沿襲明制，誕生于這一時期的一些“江防總圖”，其在內容和思想上也存在著較爲明顯的繼承性，有待學界深入探索。

注釋

[1]〔清〕龍文彬撰：《明會要》卷63《兵六·江防》，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12311230頁。

[2] 林爲楷：《明代的江防體制——長江水域防衛的建構與備禦》，明史研究小組：“明史研究叢刊”，2003年。

[3] 成一農：《明清海防總圖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2期，137頁。

[4]《明太祖實録》卷四十一洪武二年四月戊子條：“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略蘇州、崇明，殺傷居民、 奪財貨，沿海之地皆患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824頁）。

[5] 本文“江防總圖”指的是反映明代江防體系構建的長江地圖，其繪製範圍涵蓋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

[6] 夏強：《明代江防體制演變略論——以〈明史·江防〉考釋爲中心》，《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243頁。

[7]《明仁宗實録》卷八洪熙元年三月乙未條：“聞蘇松等府頑民以取魚爲名，用船往來江上行劫，又揚 州各縣無籍之徒，每二三十人共一舟，載私鹽于鎮、常等處發賣，并殺人劫財。”（臺北“中研院” 史語所，1962年，266頁）。

[8] 林爲楷：《明代的江海聯防——長江江海交會水域防衛的建構與備禦》，明史研究小組：“明史研究叢刊”第14輯，2006年，501頁。

[9] 同注⑧，87-88頁。

[10] 宋澤宇：《鄭若曾〈江南經略〉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157頁。

[11] 李新貴：《明萬里海防圖之全海系探研》，《史學史研究》2018年第1期，40頁。

[12]〔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70《史部·地理類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17頁。

[13]〔明〕鄭若曾撰：《江南經略》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3頁：“遂攜二子應龍、一鸞分方祇役，更互往復，各操小舟遨游與三江五湖間，所至辨其道裡通塞，録而識之，形勢、險阻、斥堠、要津，令工圖之。”

[14] 宋澤宇：《〈鄭開陽雜著〉的文獻價值研究》，《大學圖書館情報學刊》2017年第4期，127頁。

[15] 同注⑩，7頁。

[16] 成一農：《明清海防總圖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2期，第139頁。

[17]〔明〕鄭若曾撰：《江南經略》，傅正、宋澤宇、李朝雲點校，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68頁。

[18] 同注23。

[19] 同注23。

[20] 同注23。

[21] 筆者所見吳時來《江營新圖》卷末之署名并非孫靖國《〈江防海防圖〉再釋——兼論中國傳統輿圖所承載地理資訊的複雜性》一文中所稱的“卷末署名爲：游擊把總濮朝宗奉委重校”。

[22]〔明〕張燈撰：《〔嘉靖〕湘陰縣志》卷上，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增修本，8頁。

[23]〔明〕吳時來撰，王篆增補：《江防考》卷1《續刻江防考序》，明萬曆五年(1577)刻本，4頁。

[24] 同注29，8頁：“隆慶三年六月吉旦，差提督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仙居吳時來書。”

[25]〔明〕談遷著：《國榷》卷65，張宗祥點，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4082頁：“（隆慶二年）三月丙辰······順天府丞吳時來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26]〔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80《史部·職官類存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91頁。

[27] 事見《明熹宗實録》天啓元年八月乙酉條和天啓二年十一月辛酉條。

[28]〔明〕張燈撰：《〔嘉靖〕湘陰縣志》卷上，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增修本，8頁。

[29]〔明〕馮曾修，李汛撰：《〔嘉靖〕九江府志》卷2，明嘉靖九年(1530)刻本，17頁。

[30]《〔嘉靖〕九江府志》卷2，明嘉靖九年(1530)刻本，17頁載：“周家湖，在新興鄉，大江之濱。”

[31]〔明〕秦金撰：《安楚録》卷3，明正德刻本，34-35頁載：“江西強賊三四千人，船隻百號，馬匹數多，自稱寧府旗校······紮住本鎮對江土橋港，安營九江府，衛縣官軍民兵人等俱各逃走。”

[32] 同注35，15頁：“茭石磯，在縣北十五裡，有茭石鎮巡檢司。”

[33]〔明〕吳學儼等：《地圖綜要·凡例》，明末朗潤堂刻本，7頁。

[34]〔明〕鄭若曾撰：《海防論江防論湖防論》不分卷，中國史學叢書三編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社，1987年，27-32頁。

[35] 同注15，85頁。

[36] 同注16，99頁。

[37] 孫靖國：《〈江防海防圖〉再釋——兼論中國傳統輿圖所承載地理資訊的複雜性》，《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22頁。

作者：張盼盼

來源：《文津學志》（CSSCI輯刊）

2024年第一輯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宋柄燃

校對：耿 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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