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水產商業化育種現狀與發展建議

韓 楓，孫廣偉，史 博，趙 明，劉 銘，鄭圓圓，彭瑞冰

(1.全國水產技術推廣總站，中國水產學會，北京 100125；2.集美大學水產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3.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上海 200090；4.浙江萬里學院寧海海洋生物種業研究院，浙江 寧波 315100；5.寧波大學海洋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水產養殖作為“大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改善城鄉人民膳食結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2020年我國人均水產品占有量為46 kg，是建國初期的近30倍[1]，基本實現了“四大家魚”想吃就吃，形成了鮑魚、海參等海珍品上餐桌的良好局面。水產品人均占有量的迅速攀升離不開水產種業的高速發展，當前，我國水產良種對產量增加的貢獻率接近30%[2]。為進一步提升水產種業水平，解決傳統育種體系中科研單位不聞市場、種子企業不問科研等科研、市場“兩張皮”的發展弊端，我國在2011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中首次將發展商業化育種提上日程[3]，隨后原農業部在《關于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加快推進農業轉型升級的意見》中也明確要實施現代種業提升工程，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創新體系，提升農作物、畜禽、水產良種質量[4]。商業化育種是以企業為主體，針對市場需求，設計制定育種方案，結合生物、數據信息等技術，按流程進行選育并生產具有商業價值的品種。同傳統育種體系相比，商業化育種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具備信息和育種資源共享的機制，并且與產業結合更加緊密[5]。從2011年至今，我國商業化育種體系發展取得了明顯進展，但相比國際種業市場產業化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競爭力仍顯不足[6]。因此，了解我國水產種業企業發展概況、分析水產商業化育種發展短板，對于制定我國水產種業創新發展路徑具有積極意義。

1 水產商業化育種現狀

近年來，我國水產種業體系發展取得長足進步，魚、蝦、蟹、貝、藻、兩棲爬行和棘皮動物等200余個品種養殖用種基本實現了“中國魚主要用中國種”。到2021年，我國共有水產苗種繁育生產企業1.9萬余家[7]，水產苗種產值約692億元[1]，產值持續增長，發展速度趨于穩定，近10年水產種苗產值占漁業產值的比例穩定在5.0%～5.5%(圖1)。水產苗種出口額增長態勢平穩，2013—2018年平均增長率達3.84%[8]。以企業為經營主體的國家級水產原良種場數量占比超過60%，企業在苗種擴繁供應中的主體地位日益凸顯。同時，企業在商業化育種實踐道路上也在不斷探索，國內水產種業龍頭企業初具雛形，涌現出一批如廣東海興農、山東好當家、遼寧光合蟹業等育繁推一體化優勢種業企業[9]。

1.1 種業企業育種意識快速提升

截至2021年，農業農村部共審定通過了210個自主培育的水產新品種[10-12]，企業或良種場等苗種生產單位參與了其中115個品種的研發工作，占比54.8%。從圖2可知，1996—2000年，我國共審定通過了20個自主培育的水產新品種，企業僅參與研發了其中3個品種，參與率僅為15.0%；2016—2021年，審定通過的72個水產新品種中，企業參與培育了54個，參與率達75.0%，參與率呈上升趨勢。越來越多的種苗企業及科研院所認識到了商業化育種是種業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1.2 種業企業種源控制技術初步建立

水產新品種尚缺少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建立控種技術體系和自我保護核心種質不外流是可持續商業化育種的重點工作。一是基于最佳線性無偏預測(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BLUP)的多性狀復合育種技術，該技術可同時對多個性狀進行選育，并應用近交衰退原理，為核心種源控制提供可循路徑[13]。依托此項技術，近年來，昌邑海豐水產養殖有限公司、浙江南太湖淡水水產種業有限公司等種業企業主導或參與培育了中國對蝦、羅氏沼蝦等多個養殖新品種。二是以倍性、性別控制等技術為基礎建立的子代不育控種技術體系。依托此項技術，近年來，青島前沿海洋種業公司、廣東梁氏水產種業公司等種業企業主導或參與培育了三倍體長牡蠣、全雌翹嘴鱖等養殖新品種。

1.3 商業化育種形式多樣

1.3.1 企業自主創新育種

企業自主創新育種是商業化育種的主要模式，前期育種研發投入對企業經營壓力較大，但育種成功后則收益顯著。海南寶路水產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起累計選育吉富羅非魚26代，目前生長率和抗病生存率已分別提高245%和23%，雖然種苗價格是市場普通價格的3倍，但仍供不應求，年產苗種10億尾，年產值達1.5億元[14]。

1.3.2 科企聯合

聯合創新體將科研院所的科技創新能力同企業的敏銳市場嗅覺有機結合，在商業化育種起步階段體現出了機制靈活、收效迅速的優勢。廣東恒興飼料公司、廣東海大集團等5家企業組建邦普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聯合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技術力量，年可實現10萬對種蝦的市場供應，可生產蝦苗200億尾[15]；浙江省淡水水產研究所同璟寶飼料公司等成立南太湖淡水水產種業有限公司，成功培育羅氏沼蝦新品種，且經濟效益良好。

1.3.3 兼并收購

通過資本運作收購其他種業企業快速實現技術提升與市場擴張。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一方面以召開科技獎勵大會的形式了解各科研單位育種進展，再選擇市場前景較好、研發進度快的項目，并以投入研發資金、推廣收益返利的方式獲得品種使用權，提升企業技術實力[16]；另一方面通過股權收購實現對青島海壬水產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與旗下海南海壹水產種苗有限公司一南一北協同布局對蝦苗種及飼料產業發展，搶占市場，收效顯著[17]。

2 我國水產種業商業化發展短板

縱向對比歷年數據，我國水產種業商業化發展態勢良好，但橫向對比外部環境，種業企業競爭力仍顯不足，商業化發展任重而道遠。受制于養殖規模體量，雖然國外水產種業總規模低于中國，但在育種創新能力、產業集中度等方面有較好表現，形成了較強的技術壁壘。如 American Penaeid Incorporated(API)、 Shrimp Improvement Systems(SIS)、Kona Bay Shrimp(KBS)等美國對蝦企業選育的良種通過親本控種技術幾乎壟斷了全球種蝦市場[18]，種業市場集中度達80%[19]。挪威政府主導的大西洋鮭商業化育種體系已支持其年產量達120余萬噸，占全球總產量55%左右，并帶動三倍體虹鱒等冷水魚種業發展[20]，種業市場集中度達90%[19]。當前我國水產種業企業還存在自主創新能力弱、研發投入少、產業集中度低等問題，商業化育種體系還處于起步階段。

2.1 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市場競爭能力弱

從品種培育情況來看，雖然苗種生產企業參與培育水產新品種的數量不斷增長，但大部分水產新品種仍由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等主要牽頭單位進行培育。截至2021年，在自主培育的210個水產新品種的第一完成單位中，科研院所、大專院校、企業和推廣機構分別占比50.0%、32.4%、14.8%和2.8%(圖3)，企業持有比例遠低于科研院所與大專院校等傳統科研單位，并且這一比例近年呈下降趨勢：2001—2005年，企業為第一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ant,R&D)單位的水產新品種占比29%，而2006—2010年、2011—2015年分別為17%和16%，2016—2021年僅為11%(圖4)。

2.2 商業化育種投入能力有限，發展潛力不足

一方面，企業自主研發投入能力較弱。水產種業企業雖然發展迅速，但起步較晚，大多數企業仍處于原始積累階段，可用于科研的主動投入較少。2014年，一項針對水產種業企業的調研數據顯示：水產種業企業年平均育種研發投入不足380萬元，僅占全年銷售收入的2.09%[21]。另一方面，社會資本支持意愿不強。當前，社會資本投資多集中在收益性目標領域，種業企業以市場占有率和技術領先為指引，發展周期較長、短期收益回報低，二者不相適應。當前，長周期支持企業創新的戰略型投資案例較少，且投資方多為國有機構，民營機構等占比較小。

2.3 種業企業整體規模偏小，抵抗風險能力弱

據不完全統計，2015—2019年，年均苗種銷售收入超過1 000萬元的種業企業只有17家，年均銷售收入超過500萬元的種業企業僅有30家，且年均銷售收入前30家企業銷售總額僅占全國水產苗種產值1%左右[19]。有調查數據顯示水產苗種企業平均銷售利潤率不到7%[21]。無論是相比國外種業企業[22]還是國內作物、畜禽種業[23]企業，我國水產種業企業“規模小、分布散、實力弱”特征明顯。

3 水產商業化育種發展路徑選擇

2021年7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種業振興行動方案》[24]，對種業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對育種創新體系制定了新目標。商業化育種體系能夠有效整合資源、提升種業創新競爭力，是種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已有研究對推進建立“大農業”商業化育種體系提出了多項建議，如加強人才、技術、資金等資源向企業流動；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優化種業市場環境；引導搭建科企合作平臺；穩定持續的政策、資金扶持等[25-29]，因此本文僅從育種策略選擇和企業發展角度對水產商業化育種體系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3.1 差異化制定育種創新策略，公益化育種與商業化育種并重發展

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向商業化育種轉型的過渡期[30]，發展商業化育種并非否定公益化科研育種，企業不會主動投入的非盈利品種培育及資源保護等工作仍需要公益性育種推進，二者各有長短。根據品種屬性和生產關系實際差異化制定育種創新策略，公益化育種與商業化育種并重發展(圖5)，充分發揮二者優勢共建育種體系，形成差別化競爭優勢，激發企業育種創新活力，積攢發展后勁。

一是育種對象差異化。在我國主要養殖的74種海、淡水種類里[19]，既有經濟價值較高的蝦、貝、海參和名貴魚類等水產品，也有價格更親民、受眾更廣泛的四大家魚等大宗水產品。建議根據品種經濟價值與商業化育種特點契合度制定育種創新策略，而非全面推行商業化育種。如蝦、貝、鮭鱒等品種經濟價值高，水產苗種企業開展育種創新工作動力足；而四大家魚等相對經濟價值較低且育種時間較長的品類，企業缺少利益吸引，一般不會開展育種研究，即便響應政策號召開展種質創新工作，也會因為沒有足夠收益覆蓋科研支出而無法持續，科研育種機構的公益屬性則剛好與此類大眾消費產品特點相契合。

二是育種流程差異化。育種工作是由若干技術環節組成的復雜的系統產業鏈條，包括種質資源搜集保護、育種材料改良、育種技術創新以及新品種創制等，其中新品種創制是最接近市場的下游環節。建議公益化科研育種將攻關重點聚焦基礎生物學研究、資源挖掘保護以及育種技術創新等產業鏈上游，提供方法路徑，將獲得新品種以及開展其產業化的“最后一步”工作交由企業來做。在理想狀態下，公益化科研育種就如同修路搭橋、繪制地圖，解決的是“能不能”“行不行”等基礎科學問題，商業化育種則為添加燃料，解決的是“去不去”等研發動力的問題，二者相輔相成，方能構建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育種工作體系。

3.2 拓展水產種業產業范圍，打造品牌效應

當前水產種業市場經營主體繁雜，良莠不齊。優勢品種雖然是種業企業的立業之本，但酒香也怕巷子深，若缺乏適合的經營策略配合，仍有可能被市場掩埋。當前水產養殖遺傳改良率僅52.8%[19]，還有很多水產種苗市場有待開發。只有制定合理經營策略、拓展產業鏈(圖6)，才能進一步提升種業企業市場競爭力、強化企業抗風險能力。

一是縱向延伸種業產業鏈。水產養殖是公認的高風險行業，除了不可抗力的災害天氣以及魚龍混雜的種苗市場影響了收成以外，不合格飼料、不健康的養殖方式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優質苗種品牌的行業公信力。縱向延伸種業產業鏈是通過將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產前、產中、產后等環節鏈接成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實現養殖、加工、銷售等一體化經營。建議水產種業龍頭企業在開發優質多抗的新品種基礎上，研發相配套的養殖技術模式、飼料等養殖投入品同優質苗種一攬子打包推廣，最大化發揮品種優良特性，提升養殖效益，打造品牌效應，在延伸經營領域、占領市場份額的同時，降低養殖戶養殖風險及銷售風險，帶領養殖戶致富，用育繁推一體化強化市場話語權。

二是橫向拓寬種業產業鏈。縱觀國內外大型種業企業，都沒有滿足將市場拘泥在某個單一品種上，而是盡力做到品種覆蓋，贏者通吃。如世界種業巨頭杜邦，其經營范圍涵蓋玉米、大豆、小麥、水稻等，“國貨之光”隆平高科在水稻、玉米、蔬菜、谷子、小麥等領域進行市場布局。多品種經營是“大農業”商業化育種的發展趨勢，對于水產領域來說，雖然魚、蝦、蟹、貝、藻品種差異大，品種創制流程大相徑庭，實現多品種發展較為困難，但品種創新技術原理是相通的，仍可以從品種大類、適宜環境等角度入手，開拓種業市場。如打造凡納濱對蝦、中國對蝦、斑節對蝦等對蝦種業品牌，打造對蝦、羅非魚、東風螺等熱帶水產種業品牌，打造鮭鱒魚、鱘魚等冷水魚類種業品牌，打造海參、鮑魚、扇貝等海珍品類種業品牌等。橫向拓展種業產業鏈不僅能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還可以幫助企業規避單個品種種業市場波動風險，但應提前做好謀劃，避免因管理復雜、資源利用率分散而帶來的負面影響。

來源：漁業研究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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