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德國商人，1937年年底日軍侵入南京，南京淪陷時，他卻舍身取義在中國拯救了數十萬同胞的生命。

臨走時民眾紛紛自發走上街頭為他送行，并稱他為活菩薩；疫情期間，我國不惜一切代價將抗疫物資送到他的后代手中，而這個曾經拯救了我們中國數十萬同胞的德國商人名叫約翰·拉貝。

臨走時的侵略

拉貝在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國漢堡市，1908年進入西門子公司，年僅26歲的拉貝先后在中國沈陽、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辦公；

在南京市，拉貝就住在南京小粉橋1號的小樓里，因為穿著得體、臉上長滿了胡子，所以大家都稱他為老毛子。

從1937年8月開始，日軍就開始不斷派出戰機轟炸南京城，直到1937年12月南京徹底淪陷后，日軍才開始停止這樣瘋狂的行為，而此時拉貝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將近30年，他的任期即將到任，準備回國。

就在拉貝即將回國的前一天，日軍的戰機在他面前投下了數枚炮彈，炮彈的火光將寧靜的夜晚照亮，一時間哀嚎聲四處傳來。

因為西門子工廠當時是全權由德國人管理并運作，所以日軍在侵略南京的時候會刻意避開，而拉貝在趕回住所時發現，西門子工廠的管理人員竟然將工人拒之門外，于是拉貝連忙叫停司機憤怒地下令看守大門的工作人員打開工廠大門讓中國工人進去避難。

但是一片漆黑的工廠并未能讓日軍發現這是一所由德國人掌控的工廠，眼看炮彈離工廠越來越近，于是拉貝不顧危險沖去車里把一面巨大的德國國旗拿出并借用探照燈照明，

日軍戰機看到德國旗幟后果斷停止了對此地的轟炸，令拉貝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僅僅一面德國旗幟卻能抵住日軍的狂轟濫炸。

第二天拉貝走出工廠發現，除了一些掛有德國旗幟的住所外，此時的南京城已經化成了廢墟，而拉貝回到家后也決定在自己的住所挖一個防空洞，并在防空洞的上方拉一塊德國旗幟，以免遭受日軍的誤炸，日軍戰機陳幾次俯沖下來看清楚旗幟后都未投彈。

南京百姓的救世主

而南京城內的百姓聽說日軍不打德國人，百姓紛紛涌入拉貝的住所，而作為基督教徒的拉貝，也沒有將他們趕出去。

在涌入大量的難民后，拉貝給他們分配任務，這使擁擠的防空洞管理得有條不紊，他讓婦女、幼兒坐在防空洞的中間，男人則坐在最外側。

對于不遵守規則的難民，拉貝也會禁止他們入內，在防空洞難民最多的時候達到了六百多人。

一天，防空洞里一個名叫丁永慶的難民想要外出尋找食物，但他剛走到防空洞口時發現一個女子死在了籬笆外，這是被幾個日軍用刺刀刺死的。

丁永慶嚇得趕緊縮回防空洞里不再敢出來，拉貝知道后和助理韓師傅把一些胡蘿卜和一些米拿到防空洞給難民并對他們說：“天氣很寒冷，地上潮濕，你們把蘿卜根煮著吃的話可以去濕；也許這些不能讓你們填飽肚子，但我已經盡力了，往后我會每天給你們每人發一小杯米，一個星期發一次蘿卜根。”

之后為了更夠救助更多難民，拉貝和其他十幾位外國友人共同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經過和日本人的斡旋，日軍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但前提是不能讓中國軍人進入安全區，拉貝擔任委員會主席。

在成立委員會前，美國的一位醫生威爾森卻對拉貝成立委員會的目的持懷疑態度，但拉貝卻不反駁什么，只是默默地用實際行動告訴他答案。

這個安全區曾救助了25萬中國難民，使他們免遭日本人的屠殺；而拉貝，每每看到日本人即將要對中國婦女施暴時便站出來指責辱罵這幫日本禽獸，德國人納粹的身份是拉貝可以肆意妄為指責日軍的盾牌，而日本人也不敢拿他怎么樣。

南京安全區示意圖

但是在南京安全區外，南京城約三十萬的中國百姓慘死日軍的屠刀下，拉貝在南京城走了一圈后發現，百姓的尸體堆積如山，什么死狀的都有，大部分還是背后中槍，這是他們在逃跑的時候日軍從后面開槍射殺的。

憤怒的拉貝習以為常地在日記中記錄下了日軍在南京的殘暴行徑，令拉貝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是，這封日記在幾十年后掀起了巨大的風波。

而此時南京的醫院更是人滿為患，每分每秒都有人在死去，因為這家醫院的院長正是曾經質疑拉貝的美國醫生威爾森，所以這家醫院才遲遲沒有遭受日軍的侵略。

一天，醫院里突然出現了一名中國傷兵急需救治，根據日軍和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的規定，凡是中國人外設立的場所，日軍可以不侵占，但在這些場所里不能出現中國軍人。

而如今醫院出現了中國軍人，作為院長的威爾森自然不能同意他在這里治療，但此時威爾森的同事卻對他說：“他是中國軍人，但他也是我的兒子啊。”

威爾森經過了一番心理斗爭后，決定先給這名中國軍人治療再說，但就在手術開始前，日軍也聞訊而來，盡管威爾森盡力阻止，但始終未能阻止這個中國軍人死在日本人手下。

而另一邊的拉貝正在以德國大使館的名義將一批糧食送到安全區，但被日軍攔下并要求給1萬元的“通行費”，雖然拉貝極度憤怒，但為了能夠讓安全區正餓著肚子的二十多萬難民填飽肚子，最終拉貝選擇了妥協，回到家后拉貝又像往常一樣將這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寫到日記里。

而日本為了徹底清繳中國軍人，他們威脅安全區，必須將繳了械的153名中國軍人交出來，為了安全區內的安全，拉貝幾人不得不將這些人交給日本人，但隨著安全區外的一陣槍聲響起，剛轉交到日軍手中的153名戰俘全部被日軍打死。

為了安全區的糧食問題，拉貝以德國商人和納粹的身份主動約見日軍軍官，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后日軍的軍官同意給拉貝發放通行證并保證以后不再收他的“通行費”。

而在談判桌外面，拉貝的司機因為下車抽煙，被日本人送到了戰俘營，談完判的拉貝走出來發現司機已經不在，經過詢問才得知，司機已經被送到了中國戰俘營，此時日軍正在戰俘營舉行殺人比賽，拉貝找了好久才找到戰俘營，但此時的拉貝剛好親眼目睹了司機被砍頭的一幕。

日軍聽說拉貝的司機被殺后，決定讓他在戰俘營隨便挑一個司機作為補償，但拉貝看著一個個還幼嫩的臉龐，拉貝非常痛心，他想全部帶走，但無能為力。

于是他告知日軍，被殺的那名司機對他有特殊意義，必須以20名戰俘作為代價補償，雖然日軍同意了他的請求，但拉貝在選人時依然很糾結，但也別無他法。

而安全區的糧食日趨緊缺，經過大家的盤算才發現，一個名叫杜普蕾的外國女士負責的區域竟然明顯比其他區域消耗的糧食要多得多。

經過拉貝的問詢，杜普蕾才對拉貝坦白她正偷偷藏著800名中國軍人，大家都明白，如果這被日軍發現的話，他們一定會借此攻入安全區，那就不只是這800名士兵的生命了，而是安全區25萬難民的性命，但要拉貝將他們送到日本人手中他做不到，于是拉貝將自己僅存的繼續拿出來購買食物送給他們。

難民送行 揭發無果

1938年初，西門子公司下了強召令要將拉貝召回德國，在拉貝回國那天，金陵女子學校的三千多名難民站出來為拉貝送行，大家都哀求拉貝不要走；

但拉貝別無選擇，他如果不回德國的話，他的德國身份也會被拋棄，那樣的話他留在中國也將毫無意義。臨走時他淚流滿面地向難民保證，回到德國后一定會揭露日軍在中國的丑惡嘴臉。

1938年4月，拉貝回到德國后，他通過公開演

講和播放紀錄片的方式四處宣傳日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拉貝希望可以借此世界關注。

同年6月8日，他給希特勒寫了一封長信，信上寫滿了日軍的殘酷。但就在信發出去沒幾天，兩名太保將拉貝和他在中國寫的六本日記一并帶走。

太保甚至還威脅拉貝今后不準再揭發日軍的暴行，不得出版書籍、宣講等。

雖然拉貝和揭發日軍的證據最后被釋放，但紀錄片已經被銷毀。二戰結束后，因為拉貝是納粹人的身份，所以被蠻橫無理的蘇聯人抓去刑訊三天三夜；

第二次又被英國人逮捕審訊了一天，最后一次是因為一個熟人將拉貝告發，指證他卷入“非納粹化”。

最后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將拉貝送去同盟國“去納粹化”和釋放，不過因為要支付高昂的辯護費和工作許可證已經被吊銷，拉貝的積蓄所剩無幾。

宋美齡曾邀請拉貝到遠東國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作證時，拉貝就因為狼狽的遭遇和積蓄耗盡為由婉拒了宋美齡的請求。

東京審判

最終于1950年在柏林因中風逝世，在拉貝臨走前，他將他在中國記錄兩千多頁的南京大屠殺材料打印、排版和裝訂保存，這些資料隱藏了半個世紀后終于在1996年于美國紐約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會上公開，至此，拉貝的名字才再一次在世界引起轟動。

前不久疫情期間，海外各國的疫情相當嚴峻，而拉貝的后人，曾以個人名義向我們求助過物資，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滴水之恩定當涌泉相報”，

在收到拉貝后人的求助后，我們國家第一時間以包機的形式將抗疫物資送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由我們的工作人員專門驅車把抗疫物資送到拉貝后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