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陳十六

今天，是齊邦媛先生逝世一周年。

2024年，齊邦媛在2月過完自己的100歲生日后，在3月28日溘然長逝。

談起齊邦媛，人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她寫的《巨流河》，尤其是前半段令人不忍卒讀的流亡經歷，感動了無數讀者。

但，先生已去，其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以及為當代所留下的精神財富與歷史記憶，遠遠不止一本《巨流河》。

我們無比懷念“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的齊邦媛，是因為她說，我是一個有骨氣的人，我喜歡看大家做有骨氣的事，我記錄的是最有骨氣的中國，那個中國是真倒霉，可是也真有骨氣。

她離世前曾對當下的年輕人留下殷殷囑托，她希望中國的讀書人能夠內心有些倚靠，日久產生沉穩的判斷力，還盼望年輕人培養寬容、悲憫的胸懷。

先生之語，念茲在茲。

回不去的巨流河

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生于民國初期，是東北先進青年，曾赴日本、德國留學，是當時十分稀有的高知分子。

1923年，齊世英回國，正值少年意氣，滿腔熱血一心報國，后投于郭松齡（張作霖部下）帳下做了文職。

同年，郭松齡兵諫張作霖，但卻出師不利，郭被槍殺，大軍未能渡過巨流河。從此齊世英開始流亡，過上了顛沛饑寒的日子。

青年時期的齊世英

當時齊邦媛剛出生一年，父親的奔波命運似乎影響了襁褓中的她。

周歲的齊邦媛孱弱得像一只病貓，高燒不退，氣若游絲之際，家里的長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夜晚出去找醫生，她才僥幸撿回一條命。

母親請醫生給她起個名字，醫生便給了她“邦媛”二字，滿含祝禱之意。

之后的歲月里，小邦媛因為體弱不止一次地面臨生死考驗，但每次都能逢兇化吉。后來她曾在書中回憶起那位鄉村醫生，感慨道，“我曾努力，不辜負他在那個女子命如草芥的時代所給我的慷慨祝福。”

小時候的齊邦媛（左）

齊邦媛6歲時，她的母親帶著一兒一女，踏上了南下與父親相會的征程，這一走，他們此生再未能回到東北故鄉。

沒日沒夜的火車帶著他們出了山海關再到北平，轉車再去南京。

在那里待了還不到一年， 當時從事地下黨工作的齊世英，便又將 妻女二人轉移到了天津法租界。

齊邦媛印象很深的是，因為“齊”姓扎眼，所以他們經常改姓，早上起來，她就會問母親：“媽，我今天姓什么？”

齊邦媛（后排右一）與家人的合照

特殊年代里，齊世英一直致力于救濟家鄉青年，為此他曾在北平創辦“國立中山中學”，收容這些那些流亡至此的東北兒女。但不久后，華北戰事加緊，風雨飄搖，中山中學不得不緊急遷往南京。

此時，齊邦媛也與母親趕往南京。但不到一年半，七七事變爆發，他們只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同一千多名師生，在南京大屠殺前夕擠上了搖搖欲墜的列車。

在那個驚恐交加的夜晚，凄厲的哭喊聲不絕如縷，這聲音自此久久回蕩于齊邦媛后來的人生中。

也就是在那個當下，對全人類的悲憫情懷成為了齊邦媛一生閱讀、寫作的起點與終點。

轟炸后的南京

從南京經蕪湖到漢口后，齊邦媛的母親因剛生產就逃亡奔波，到碼頭時已血崩不止，后來勉強活了下來，齊邦媛的小妹妹卻死在了路上。

戰火無情，一千師生不能耽擱，他們再從漢口轉至湘鄉，又逃至桂林、柳州、懷遠、重慶等地，最后終于在四川落腳。

逃亡的整整一年時間里，無論苦難如何折磨，隊伍永遠帶著教科書、儀器設備上路，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

那是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但學生們的內心卻被自強、自尊與自信的品格滋養著。

這些曾在漫漫長行中含淚唱過“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學生，畢業后大多進入軍政、文化界，成為各界翹楚，但都終身未忘那段在中山中學如手足共患難的經歷。

北京報國寺 | “國立中山中學”舊址

東北巨流河，被當地百姓稱為“母親河”。1925年，齊世英所在軍隊功敗垂成，未能渡過巨流河，幾代人的志向、命運從此皆被封困。

齊邦媛6歲離開東北，至100歲辭世，再未能回到“母親”懷里。

雖顛沛流離，卻弦歌不輟

齊邦媛寫作《巨流河》這本書的初衷，原是為了書寫其父齊世英的人生軌跡。在齊邦媛的印象里，父親齊世英心系天下兒女，一站又一站，他總是和自己 的家庭擦身而過。

“我們有時會遠遠看到父親在趕往下一站的軍車上，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那時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學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須帶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去。”

齊世英（前排中）和妹妹（右一），曾在東北組織抗日

父親在戰火中護衛一千多師生的形象烙印在齊邦媛心中，也使得她對學校的感情真摯而特別，也因此，齊邦媛一生都與學校教育結緣。

小學畢業后，齊邦媛去了長沙的周南女中。日本人打進漢口時，齊邦媛和學校其他師生參加了愛國游行。她報名參加鼓樂隊，主動要求自己要敲大鼓，她認定抗日的感受非得敲鼓才能表現出來。

要知道，當時的齊邦媛雖然成績佼佼，卻體弱多病。但老師念她愛國之切，且對北方逃難來的學生十分同情，便叫壯一點的同學給她背鼓。那孱弱瘦小的十三歲少女和巨大的鼓，就成了游行街道上的一道風景線。

1938年，安頓于重慶后，齊世英便送齊邦媛去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念書。

正值戰時，校舍條件實在不好，以臭蟲之災為最甚。但種種生活條件的艱苦，都遠不及戰爭帶來的恐懼。

飛機轟炸重慶時，緊急警報的聲音穿透山城內外，宿舍里的同學們一起逃命。深夜，無數學子藏于沙丘背后，心中燃燒著對日本的強烈恨意。

南開校友送王世瑞（前左二）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

后排右二為齊邦媛

抗戰八年，張伯苓校長住于南開宿舍，無論轟炸多么猛烈，前景多么沮喪，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動昂首挺胸在校園里散步，看到路旁讀書的學生就過來拍一拍肩、摸一摸頭，問衣服夠不夠，吃得飽不飽。

張校長那挺拔、寬厚的背影，為齊邦媛在南開中學的6年時光，涂上了溫暖的底色。

所謂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抗戰期間從南開中學走出的數萬名學子，從未敢忘張校長的教導，薪火相承，綿綿不絕。

在武漢大學求學時的齊邦媛

1943年，齊邦媛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后轉入外文系，由朱光潛先生講授英詩課。

在講解《云雀之歌》的時候，武大收到了戰事失利的通知。當時的校長，也是武大創始人之一的王星拱，要求全校撤退進入川康邊境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川南彝族聚居地區，地勢險要）。

王校長面容清瘦，一字一句說：“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輟’。”

在后來的數十年人生里，齊邦媛歷經種種磨難時，靠的就是當時所立的信念：“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

隘口回望，邦媛別哭

張大飛是中山中學里的流亡學生之一，其父原是沈陽縣警察局局長，因放走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而后一家八口四散逃亡。

張大飛與齊邦媛哥哥交好，常去齊家吃飯，因此與齊邦媛結緣。

有次哥哥帶齊邦媛和七八個同學去爬山，哥哥嫌齊邦媛個子小走得慢，遠遠地把她落在了后面。天色暗下來，齊邦媛因恐懼和寒冷不住地哭泣，抬頭卻看到張大飛在隘口等她，牽她下山。張大飛說，別哭。

后來齊邦媛去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小山坡，總會想起張大飛在隘口回望她的目光。

張大飛身著戎裝的照片

在逃難時，張大飛報名軍校，成為了一名飛行員。齊邦媛在南開中學讀書時，一直與張大飛保持書信往來。

一個在地面讀書不輟，一個在云端生死搏斗，他們誠摯又純潔地分享著彼此的成長，卻又如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聯考前夕，張大飛在部隊調防換機的間隙來學校看望齊邦媛，大雨瓢潑，他把她攏進大雨衣中，只有片刻，張大飛便匆匆離去。那個心跳如鼓的夜晚，是他們二人的最后相見。

1945年6月，勝利已在眼前，齊邦媛卻收到了哥哥發來的噩耗：5月18日豫南會戰時，張大飛因掩護友機而殉國。

哥哥把張大飛寫給他自己的信也一并寄給了齊邦媛，信中寫著：

“這些年來我們（他和齊邦媛）走著多么不同的道路，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齊邦媛）說‘我愛你’呢？……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張大飛烈士的遺物

55年后，70余歲的齊邦媛回到南京探訪航空烈士公墓。

在那里，她找到了編號M的碑石，上面簡單寫著“張大飛 上尉 遼寧營口人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職”。

寥寥數語，概括了這位年輕英雄的一生。齊邦媛淚流滿面，久久坐于碑前，直到暮色將眼前之景全部吞噬。

《巨流河》出版后，引起巨大反響。這段過往也被世人所知，并被大肆渲染、報道，并冠以“曠世之戀”“凄美絕戀”等標題。

齊邦媛《巨流河》 | 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齊邦媛一直覺得，她和張大飛之間，從未談及情愛，將這段感情完全情愛化，是一種褻瀆。

曾有導演找到齊邦媛，希望把她和張大飛的故事拍成電影。

齊邦媛從未應允。在她的心中，張大飛是“那般燦爛潔凈，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她不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張大飛“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

離不開的啞口海

啞口海位于臺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齊邦媛在這里一待就是67年。

大學畢業之后，師生離散各地，齊家也散落四處。當年父親的朋友馬廷英來內地為臺灣大學找老師，便推薦齊邦媛去外文系做助教。

當時，整個中國都淪于非左必右的政治旋渦中，齊邦媛便希望去臺灣實現“自我流放”的心愿，也權當是見識新的天地。

齊世英為女兒買了返程票，但未曾想，這一去就是大半生，齊邦媛再無機會用上這張票。

齊邦媛（右）大學畢業時與妹妹的合影

到了臺大之后不久，齊邦媛與武大畢業的一位學長羅裕昌邂逅，后來兩人順利成婚。

經歷了二十余年的動蕩之后，齊邦媛終于在臺灣找到新的安穩歸宿。

齊邦媛的課有新意、有深度，又緊跟時事，教室里經常烏泱泱擠滿了學生。在臺灣，有著“永遠的齊老師”之稱。

被評為教授后，她踏上了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的航班。她沒日沒夜地學習、閱讀、寫報告，在印大拿到了全A的成績。

齊邦媛后來在回憶時感慨，她的一生，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

哈耶克博士到臺中各校演講，齊邦媛擔任現場翻譯

再到臺灣后，受教育部部長之邀，齊邦媛出任“國立編譯館”館長，編譯了多本文學著作，將臺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

然而，編譯館的政治風氣對學術氛圍的壓迫一天勝似一天，齊邦媛不愿卷入政治旋渦，只得一紙辭呈，從編譯館全身而退。之后再回臺大任教，直至退休。

回臺的幾十年中，齊邦媛一直致力于讓臺灣文學進入國際舞臺。

她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多次出席文化交流活動，如到美國、德國等多所大學講授臺灣文學；參加紐約圣約翰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等。

在包括齊邦媛在內的一眾學者的不懈努力下，臺灣文學逐漸被世界漢學界認可，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承襲和發揚。

齊邦媛本人則被白先勇稱為“守護臺灣文學的天使”。

齊邦媛（前右二）與白先勇（后右三）在聚會中

1957年到臺，至2024年離世，67載耕耘付出，齊邦媛將自己的學識、精力、骨血，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臺灣。

啞口海和巨流河南北相望，見證了這個奇女子波瀾壯闊的百年人生。

我的船沒有發出沉重的聲音

九十歲時，她曾這樣總結過自己的一生：

“我這一生，很夠，很累，很滿意。……我一生都在奉獻，給家庭、學生，但愿服務期限滿的時候，從這個人生到另一個人生，當我過了那個界限時，我的船沒有發出沉重的聲音。”

所幸，她的百年人生確實如她所說，完整、圓滿，像一艘安穩到達彼岸的大船。而這種安穩和寧靜，就來源于她如何過這一生的態度。

齊邦媛在整理《巨流河》手稿

年少時期，面對家仇國恨，她流離于國破山河碎的動蕩中，無能為力。

但她不被悲傷與時代困在原地，而是超越年齡的界限，心有所依，無所畏懼。后來的大半生，為臺灣文學、文化交流做了卓越貢獻，同時授業不輟，桃李天下。

80歲的時候，她準備動筆寫一本書，這本書就是《巨流河》。

“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程階梯，只求天黑前完成”，這是她寫《巨流河》時的心境。

有報刊曾采訪她，為什么能夠把壯闊的感情寫得那么冷靜克制，她說，我要講的事情那么多，我不能停留在一個地方太久，和生命一樣，必須往前走。

齊邦媛與小兒子羅思平坐在啞口海畔的礁石上

《巨流河》在齊邦媛86歲時完稿，一個女子跨越兩岸的傳奇人生，終為世人所知。

正如齊邦媛所說，“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

她的記錄，銘刻了這個民族應當尊重的記憶，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齊先生走了，但值得感恩的是，她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文學成就，還有一種老一代知識分子的骨氣——

那便是懷悲憫之心，以文學對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骨氣。

愿中國所有讀書人，以此共勉。

內容策劃：夏夜飛行 翟晨旭

排版設計： 洛溪 夏夜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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