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部長親自撰文，提到人口收縮地區的行政區劃優化問題。

近日，《學習時報》頭版刊發了民政部部長陸治原署名撰寫的文章。在文章中，陸治原提到要“圍繞提升行政資源配置效率，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劃優化路徑。穩妥優化基層行政區劃設置，為基層優治理、促發展賦能增效。”

“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劃優化路徑”的提法讓人充滿遐思，是否意味著未來人口流失嚴重的小縣要面臨撤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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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報》由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主管主辦，非常具有權威性。

財政部長陸治原發表了題為《有力服務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環》的文章，并提到“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劃優化路徑”，這一提法應該還是第一次出現。

根據任澤平團隊的統計，近年來，我國人口流出地區主要集中在東北和中西部地區。

從行政建制看，人口流出地主要是縣級及以下行政單位。

基于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初步核算，在已公布數據的2700余個縣區中，2010至2020年常住人口減少的縣和縣級市有近1200個。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2020》，有546個縣域常住人口在20萬人以下，其中，有246個縣域的常住人口少于10萬人。95個縣人口不足5萬。

95個戶籍人口不足5萬人的”人口小縣“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新疆、內蒙古等地廣人稀的西部地區，西藏46個，青海12個，新疆、內蒙古9個，四川8個，陜西、甘肅4個，黑龍江2個，云南1個。

隨著人口的持續流出，人口小縣的數量還在繼續增多。

如果不能根據人口變化趨勢及時優化縣域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將讓財政進一步承壓，也嚴重影響治理效能的提升。

為合理平衡財政負擔和積極應對人口變化，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便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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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官方透露，97個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全面完成，為優化縣域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探索了有效路徑。

以山西省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縣之一的婁煩縣為例，在官方表述中，這座常住人口8萬余人的小縣城，存在著財政供養入不敷出，財政支出主要依靠轉移支付；財政供養人員比例欠合理，存在人浮于事的現象；事業單位“小、散、弱”；部分機構設置、運行體制等與縣域高質量發展需求不相匹配等問題……

而經過改革，該縣縣委機關由9個減至6個，政府部門由26個降為16個，事業單位由133個降至104個，縮小了審批層級，辦事效率提升，大大改善了當地的營商環境。

同時，行政經費大為下降，每年可節約人員經費3410萬元、運行經費990萬元，還騰退出了2.8萬平方米辦公樓。

雖然人口小縣改革成效顯著，但是這還只是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優化的重要節點，而遠不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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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嚴控財政供養人員規模”。

這是繼“過緊日子”、“人口小縣改革”之后又一重磅舉措，與人口收縮地區的利害關系也更為相關。

因為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取決于政府職能，且要與人口數量、財政承受力相匹配。

一旦人口數量減少，或者財政增速放緩，財政供養人員自然要隨之而調整，“過緊日子”的要求正是由此而來。

根據文化縱橫雜志發布的《中國政府雇員規模擴張及其成因再考:基于1978—2019年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

中國政府雇員規模變動，大致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持續擴大、90年代停止擴大、21世紀以來再度持續擴大三大階段。這其中，公共財政行為的變化，起到了控制雇員擴張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兩次行政機構改革之所以能夠大幅度地壓縮政府雇員規模，仍舊是同當時嚴峻的財政收入狀況密不可分的。

1995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員在對財政部同年向全國人大做的預算報告的審查報告中，在要求國務院想方設法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增強中央與地方各級財力，認真清理預算外資金，把該納入預算的都納入預算管理后指出，“全國由財政負擔的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過多，要有步驟地精簡機構和人員，努力節約行政事業費支出”。

1998年，財政部部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做1997年國家決算報告時指出，預算執行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之一是，“行政和事業單位龐大，冗員過多，已大大超過財政的負擔能力”。

2001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員在對財政部的預算報告的審查中指出，“拖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現象仍然比較突出”。

2002年財政部部長在全國人大的預算報告中指出，“確保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是各級政府和財政部門應盡的職責”。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央政府和社會輿論在財力困難、冗員過多從而需要精簡財政供養人員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度之高，危機感之強，為新中國歷史之最。

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兩輪行之有效的精簡人員的行政改革是財政緊張壓力倒逼的結果。

眼下又到了“財政緊張”的時刻。

隨著人口不斷減少，結合“過緊日子”，“人口小縣”改革，以及民政部部長提出“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劃優化路徑”等信號的發出，一些縣是否會被撤銷或合并，頗受關注！

大變局或許真的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