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望

人這一生，很難真正的選擇。包括我自己，很多選擇，都是被動做出來的。因此，我常常覺得不快樂，常常覺得生活操蛋。

我們的不快樂，未必都源自自己內心的想法，而是更多地受到外力的干涉，尤其是父母加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打出來的組合拳，讓許多人二十多歲就考公考編、買房買車、結婚生子，這一套重復的流程，幾乎說代代相傳。

這并沒有錯，但是這未免也太千篇一律。

當你老了，當你回憶往事的時候，你不會想起沒錢付房租，在成都睡長椅；你不會想起，在長白山上，你曾邂逅一生難忘的女孩；你不會想起，那些孤獨寂寞的夜晚，你一個人吹著夏夜的風……

這些的這些，都是一種人生的遺憾。也許你遺憾過，他遺憾過，大家都遺憾過。

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人不那么循規蹈矩時，我們似乎很難喜歡上她。前幾天，我寫吳艷妮，我說我喜歡她的狂。也有好多人表示，對這個人愛不起來。

現在，我要告訴大家，我同樣支持北大26歲的黃女士，做食堂阿姨。

很多人為她的選擇扼腕嘆息，覺得這是對學歷與教育資源的浪費。但是只有她自己想得很明白。

她說：“自洽贏過一切體面。”

她說：“在食堂工作的時候，比在互聯網大廠更快樂，做食堂阿姨是自己特別特別開心的一段時間了。”

但也許除了她自己外，少有人支持她的決定。

畢竟北大碩士=百萬年薪+體制編制+社會地位，怎么能把自己“賤賣”給食堂？

這種想法，這些嘲諷，背后藏著中國社會最深層的困局——我們將“成功”變成了一個封閉的牢籠，每個人都必須按既定軌道行走，否則就是浪費、失敗、荒唐。

我們為什么見不得高學歷者“低就”？

答案簡單，因為中國人的成功觀是一座圍城。每個孩子從小被灌輸一個等式：讀書=出人頭地=社會認可=人生贏家。

科舉的幽靈盤旋千年，化作今天的高考指揮棒，裹挾著每一個寒門學子踏上“知識改變命運”的獨木橋。而這座橋的終點，必須是CBD的辦公室、體制內的鐵飯碗、年薪百萬的光鮮生活。否則，寒窗苦讀就是笑話，名校文憑就是廢紙，人生價值就是一場投資失敗。

黃女士的選擇，是對這座圍城的叛逃。她拒絕成為績效KPI的奴隸，拒絕讓學歷成為自我價值的唯一衡量尺，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可她的自由，卻成了旁人的不安。

他們害怕。

害怕自己數十年如一日的奮斗邏輯被推翻，害怕自己為之拼命的體面原來可以不值一提，害怕自己辛辛苦苦擠進精英圈層，到頭來發現不過是一場空。

這其實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荒誕：我們口口聲聲認為的平等，尤其是職業平等，其實根本沒有走進中國人的內心。人們依然信奉的是出將入相，成為人上人的這一套野蠻邏輯。

無數人抱怨被KPI壓得喘不過氣來，抱怨“內卷”毀掉了人的靈氣，但當有勇士做出有別于他們的行為時，他們卻化成一座大山，企圖給別人施壓。

這種屠龍少年最終變成施壓惡龍的故事，在中國家庭里一代代傳承，而那些風花雪月，那些生命確證，那些自由瀟灑的人，只要真實的出現，都會被當作異類打壓。

黃女士選擇用健康餐窗口踐行自己的傳播學專業，她讓師生在飯堂里養成“少油少鹽少糖”的飲食習慣，這也許比在媒體上寫一篇爆款文章更具價值。可惜，在功利主義者眼中，她的價值仍然被簡化為“碩士端盤子”的荒誕。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觀里，北大碩士的使命不是創新菜譜，而是坐在格子間里寫PPT、熬夜加班、為KPI燃燒生命。否則，便是“大材小用”，便是“白讀了書”。

但他們可曾想過，那些在寫字樓里禿頭加班、為了績效考核焦慮到失眠的人，真的比食堂阿姨更自由嗎？

我們高喊“知識改變命運”，但真正被改變的，往往只是學歷的數字，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度。那些曾經渴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寒門學子，最終還是被迫走上“高薪、體制、房貸、學區房”的固定軌道，被精英濾鏡束縛，被世俗邏輯定義。

所以說，如果這世上有勇敢的人，那我以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拋開世俗偏見，追尋自身快樂的人。

我想起，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的末尾寫了徐霞客的故事。

他說，他之所以寫徐霞客，是因為“我要告訴你，所謂千秋霸業，萬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糞土。先變成糞，再變成土。”而“成功只有一個——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過人生。”

當年明月寫徐霞客的原因，也正是我寫黃女士的原因。我再說一遍：“自洽贏過一切體面。”而可惜的是，很多人活在擰巴里，根本不能自洽。

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時，我看到了“面筋哥去世”的消息。這個悲涼的網紅，讓我寫下了另外一篇悲涼的文章《》，如果有興趣，請移步小號閱讀。

PS：全文完。共1759字。請大家掃下面二維碼，加好友以保能及時找到我，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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