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軍以青海、寧夏為根據地，長期經營騎兵部隊，其戰馬多屬高原品種，耐寒耐旱，單兵配備雙馬，可快速切換戰馬保持戰斗力。同時，西北高原的獨特地形決定了騎兵在此地具有天然優勢。

1949年蘭州戰役中，馬步芳部騎兵多次利用地形實施“閃電戰”，迫使解放軍三次調整防線。其中，8月21日，馬家軍騎兵突襲解放軍第63軍側翼，導致該部傷亡逾千人。

這種戰術威脅并非虛言：在1947年的西府戰役中，胡宗南曾以馬家軍騎兵為先鋒，三天內推進200公里，直逼延安。彭德懷在戰后總結中指出：“西北戰場若不能解決騎兵問題，無異于與流寇作戰。”

歷史教訓更印證了殲滅馬家軍的必要性。

1936年，紅四方面軍2.1萬余人西渡黃河組建西路軍，因缺乏反騎兵經驗，在河西走廊遭遇馬家軍騎兵集群沖鋒。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馬家軍騎兵采用“三刀六搶”戰術，即每人配備三把馬刀、六支短槍，以密集隊形沖鋒，西路軍在短短三個月內損失1.8萬人，僅400余人突圍。

這一慘痛經歷使解放軍高層深刻認識到：若不徹底殲滅馬家軍，西北解放將陷入持久消耗戰的泥潭。

而且，馬家軍的反動本質遠超一般軍閥。其核心成員多出身于伊斯蘭教門宦世家，自1929年馬仲英起便以“為教族而戰”為口號，實則推行極端宗教民族主義。例如，1943年馬步芳在青海推行“保甲制”，強制每戶男性必須加入民團，并大肆抓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僅西寧一地就有300余人被秘密處決。

其俘虜政策更是駭人聽聞：活埋、火燒、砍頭、剝皮、抽筋。這種極端殘暴性使其難以通過政治手段轉化。

從戰略層面看，西北地區經濟落后，解放軍補給線長達數千公里，若放任馬家軍殘部潰逃，極易形成長期游擊戰。1949年后，馬家軍殘部在祁連山、阿爾金山一帶多次襲擾解放軍后勤車隊，甚至勾結境外勢力走私軍火。

據《西北剿匪紀實》記載，僅1950年上半年，解放軍就與馬家軍殘部發生62次小規模戰斗，導致解放軍運輸線中斷三次。毛主席在1950年西北局會議上明確指示：“必須徹底肅清馬家軍，否則西北不穩。”

馬家軍的歷史罪行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已顯露。盡管其曾參與臺兒莊戰役，但戰后迅速轉向反共立場，在1943年制造了“甘南事變”，屠殺紅軍傷員及當地群眾2000余人。

其統治下的青海、寧夏更是封建壓迫的縮影：馬步芳家族壟斷全省80%的耕地，推行“馬步芳糧票”制度，農民需以實物兌換糧票，兌換比例高達1石糧換1斗票。

1949年解放西寧時，解放軍在城郊發現12處萬人坑，埋葬著1940年至1948年間被馬家軍處決的“叛亂分子”。

從民族政策角度看，馬家軍刻意煽動民族矛盾。例如，1947年馬步芳在寧夏推行“清真化”運動，強制漢民改信伊斯蘭教，引發大規模民族沖突。解放軍殲滅馬家軍，不僅是軍事勝利，更是對歷史罪行的清算。

正如《西北解放戰爭紀實》所述：“當蘭州城頭升起紅旗時，各族民眾奔走相告：‘再也不用給馬家當牛馬了！’”

殲滅馬家軍的決策與全國解放戰略緊密相連。1949年夏，解放軍在華東、華中戰場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但西北、西南仍有國民黨軍約50萬。若西北戰場陷入膠著，必將影響全國解放進程。

因此，中央軍委決定以“速戰速決”策略解決西北問題。例如，在蘭州戰役中，解放軍投入三個兵團共15萬人，以傷亡1.2萬人的代價全殲馬步芳部4.3萬人，創造了西北戰場最大殲滅戰記錄。

這一勝利產生了深遠政治影響。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在聽聞蘭州戰敗后，主動聯系解放軍表示投誠，新疆和平解放；青海、寧夏國民黨軍殘部見大勢已去，紛紛繳械投降。據《中國解放戰爭史》統計，蘭州戰役后，西北地區解放時間縮短了至少半年，為解放軍南下西南提供了寶貴戰略窗口。

殲滅馬家軍是解放軍在西北戰場的一次戰略轉折點。從軍事角度看，其騎兵威脅必須通過殲滅戰徹底消除；從政治角度看，其極端反動性和殘暴性決定了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轉化；從歷史角度看，清算其罪行是維護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

參考資料：

《中國解放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實錄》（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