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特朗普兩個任期發動貿易關稅的理由，但這個世界能不能接受呢？

3月26日，前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受訪時說：“中國正依賴制造業，并期望全球能夠接受高達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而世界肯定不能承受。”

巴爾舍夫斯基是誰？

他是前美國貿易代表，曾經主導了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在被問及是否后悔主導這個談判的時候，她說，這項協議絕對不是一個錯誤，它幫助數億人擺脫貧困，并使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成為全球需求的重要推動力。

但到了今天，為什么巴爾舍夫斯基會說世界無法承受我國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呢？

貿易順差，指的是一國出口大于進口，我國去年的貿易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出口減去進口，多達萬億美元，這才能夠被稱為貿易順差。

按照巴爾舍夫斯基的說法，我國偏離了過去的發展軌道，愈發依賴制造業投資推動增長，并向全球市場大量輸出產品。

她認為，這不是世界所需要的，全球面臨的不是供應過剩，而是需求不足。

巴爾舍夫斯基的觀點，事實上也是今天美國主流的論點；這其中就包括美國現任財政部長貝森特和前任財政部長耶倫，他/她們都多次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但問題在于，他們為什么會這樣想？

這就要提到我國加入WTO的初衷，以及美國對這件事未來的設想。

按照美國的設想，我國加入WTO之后，當然肯定會輸出商品，因為此時國內就業、收入都是問題，大量的勞動力沒有錢消費，只能生產出口，賺取收入。

而歐美，則可以享受到來自我國商品的物美價廉，這是典型的雙贏。

但后來的發展脈絡，應該是美國主流界沒有想到的。那就是隨著我國商品的不斷輸出，美國的制造業率先挺不住了，出現了衰退，大量的藍領就業成了問題，而美國本國的制造業實力減退，也影響到了安全問題。

在新冠時期，由于國際貿易受阻，美國突然發現自己很多商品根本無法生產，由此牽扯到了關乎安全、產業、就業等多方面的設想。

在美國的設想中，我國的制造業實力，就成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按照他們的想法，一開始加入WTO應該依賴制造業，然后隨著經濟的增長，開始轉型重視國內消費，由此從出口主導型轉型為內需依賴型經濟體。

但到了今天，我們仍然較為依賴制造業的出口，所以這成了雙方的分歧點。耶倫任期內多次訪華，都敦促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向消費驅動。

但話容易說出來，做起來卻很難。

路徑依賴，擺脫起來非常不容易。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的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了近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去年每100元的增長中，出口都貢獻了30元左右，依賴不可謂不大。

但為什么世界無法接受我國每年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呢？答案也已經在前面說了，無非就是美國的本國制造業衰退、供應鏈安全等問題。

為什么要單獨提到美國呢？

因為美國很重要，在國際貨物結算體系中，美元仍然是大頭，是絕對性的貨幣主導力量，也就是說，全球貨物貿易的逆差，幾乎都是由美國提供的。

這也等同于，我國每年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美國仍然是最重要的消費市場。

哪怕我國去年貿易順差中，沒有直接來自美國的逆差，但也有許多是通過出口到東南亞然后中轉至美國的貿易商品。

從這個角度來看，由于美國是全球主要貿易逆差提供國，因此美國只要不愿意提供貿易逆差，開始提高貿易壁壘，那么我國的出口就會面臨著很大的制約。

因此，在美國以本國產業衰退、安全等理由提高貿易壁壘的時候，我國的貿易順差就一定會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這個時候，我們面臨的就只有兩條路徑，其一是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繼續沿著過去的路徑依賴，這條路最好走，也最容易輕松。

其二，就是按照美國的設想，直面國內結構性問題，對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進行變革。

當然，從更現實的角度來看，大概率我們這兩條路都要走，從今年的宏觀方向來看，我們也是這么做的。

今年的重點就是兩個，一邊穩外資、一邊刺激國內消費，但在結構性的問題上，這仍然很難在短期內起到很好的效果。

從歷史對比來看，我國的貿易順差也的確非常高。

美國的最高貿易順差是在1947年，當年度為1300億美元，日本的最高貿易順差是在1993年，為1850億美元，德國2017年是最高的，為3260億美元，而我國在去年的順差是接近1萬億美元。

從體量上來看，是絕對的領先，法國總理貝魯就曾稱我國的順差是“計劃取代歐洲工業”的戰略結果。

消費能力決定了訂單走向，當分歧不可避免的時候，我們就只能夠達成共識，然后擴大內需，逐步降低對歐美的依賴，從而達到實現內外循環的平衡。

誰的消費市場更大，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誰的話語更強。

眼下來看，我們只能夠通過擴大內需，提高自身消費市場，來達到不依賴出口的結果。只有真正做到不依賴出口增長，才能夠不懼任何關稅上的威脅和談判。

全球能不能消耗萬億美元的順差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為全球帶來什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