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究竟起源于哪里？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史學家徐旭生在查閱了大量先秦文獻后，認為兩個區域需特別注意：一個是河南中部洛陽盆地及附近，另一個就是山西西南部。

1959年5月，徐旭生首先前往河南登封、禹縣、鞏縣、偃師進行調查，并最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只不過，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之初，徐旭生一度認為“是商湯都城的可能性不小”。直到在距離二里頭6公里外發現另一座更像“湯都”的偃師商城后，學術界才普遍認為二里頭是夏都。

正當徐旭生打算再去晉南找一找夏文化遺址時，卻剛好遇到山西的麥收季節，無法開展田野工作，這次考察也就草草收尾。

此后，隨著二里頭遺址先后發現大面積的宮殿建筑群、宮城城垣、道路遺跡以及青銅冶煉作坊、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等象征廣域王權的出土物，二里頭的王都屬性最終得到了確認。

但是，二里頭究竟是不是夏朝的文化遺存，目前還缺少一錘定音的證據。

2022年6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正式出版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從國家層面對二里頭的屬性給出了權威定論：二里頭遺址為夏都斟鄩，而以王城崗遺址二、三期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則是考古學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對象。

如此看來，夏朝起源地在河南似乎已是板上釘釘。然而，由于二里頭以及王城崗遺址迄今均未發現任何能跟“夏”建立關聯的自證性材料，所以，曾任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的許宏教授，堅持以中性屬性來描述二里頭，稱其為“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邑”，而不是稱其為“夏都”。

既然夏朝是我國的第一個王朝，而二里頭又已經證明了是最早的王權國家都邑，為什么二里頭不能直接等同于夏都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所認為的夏朝，是不是二里頭人自認的夏。舉個例子，中亞和東歐的突厥語和斯拉夫語系文獻中，常稱呼中國為“契丹”，但對于同遼對峙的另一個王朝—宋朝而言，是絕不會有這樣的自稱的。

所以，在二里頭沒有出土和“夏”有關聯的直接證據之前，就出現了兩種極端的可能：

可能性1：“夏”確實是一個政權的自稱，但卻不是二里頭，而是彼時與二里頭同期的另一個政權。只不過后人因為“夏朝”的名氣更大，所以就想當然地認為配得上“夏朝”的遺跡只有二里頭。

可能性2：“夏”是一個它稱，并不是夏朝人自己的稱謂，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不乏先例。比如商朝遷都殷后，仍然自稱“商”，但周邊諸侯卻習慣以居地稱呼其為“殷”，同時期的周人就在甲骨中稱商王為“衣（殷）王”。同樣，西周的曾國常被其他國家記載為隨國。

事實上，在已知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體系當中，的確沒有發現一處稱呼某個政權為“夏”的記錄，“夏朝”作為朝代名，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以后，正因為周人自稱“有夏”，主張商朝的天下取自夏后氏，所以，西周以后的人才知道商朝前還有個夏朝。

除此之外，西周以來的文獻記載，也與已知的考古發現出現了明顯的Bug。

上文提到，夏商周斷代工程主張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晚期都城斟鄩，而至于夏早期都邑，也同樣需要在王城崗等河南龍山文化遺址中尋找。

為了讓結論更有說服力，專家組分別引用了《逸周書》“自洛汭延于伊汭，據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國語》“昔伊洛竭而夏亡”，《戰國策》“夫夏桀之國……廬、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等先秦文獻記載，以佐證夏都在伊洛平原一帶，與考古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形成相互印證。

但與二里頭所呈現的確鑿無疑的廣域王權氣象相比，上述所引文獻的說辭顯得十分含糊，充其量只能證明伊河洛河在夏朝境內，并無直接證據指向夏都就在偃師一帶，更無法證明夏朝起源地也在河南。

同樣是先秦時期的文獻，對于夏朝的起源地，還有另一種說辭是晉南。《左傳》說“唐、虞及夏同都冀州”，《竹書紀年》記載堯、舜、禹“帝繼位，居冀……啟歸于冀都”，冀，也就是山西南部一帶（《呂氏春秋》：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世本》說“禹都平陽（今山西臨汾）”。

而在更多的文獻當中，山西南部又被冠以“夏墟”“大夏”等稱謂，晉國在追溯祖先事跡時，曾言“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今山西臨汾），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就連商湯滅夏的鳴條之戰地點“鳴條”也在晉南找到了歸宿。可見，在古人眼中，晉南的確是夏后氏的活動區域。

當然，鑒于夏朝歷史上曾在晉豫魯多地間頻繁遷都，僅根據上述記載，我們同樣只能判定平陽一帶曾是夏都，而無法證明夏朝的起源地在山西。

不過，隨著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逸周書》中一段關于夏起源的記載，意外得到了佐證。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臨汾，是一處早于二里頭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存，因其地理位置、絕對年代、文化面貌與史書記載的堯帝陶唐氏高度吻合，所以，在陶寺遺址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何努言道：“經過對陶寺遺址40多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我們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考古—文獻—人類學’證據鏈，指向陶寺都城遺址為堯舜之都。”

而隨著堯都的基本確認，史書所載的唐伐西夏事件，也逐漸形成了考古與文獻相互印證的證據鏈。

據《逸周書》記載：“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這段記載說的是一個叫西夏的政權不重視軍事、不修繕城郭，最終被陶唐氏滅亡。

根據對陶寺遺址的文化地層關系判斷，在陶寺文化出現在晉南以前，該區域以廟底溝二期文化為主，特點是以筒形罐、釜灶、扁壺為典型器物，陶器紋飾為籃紋，且未發現任何城址。

而當陶寺文化出現在晉南以后，晉南地區不僅突然出現了高領折肩壺、折肩罐、折腹盆以及豬骨隨葬等大汶口文化因素，而且崛起了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后來又擴建為280萬平方米的中期大城。

陶寺文化的諸多特征，與陶唐氏源自山東的歷史記載同樣十分吻合，而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向陶寺文化變遷的景象，又恰好與《逸周書》記載的唐伐西夏事件相通。

這就意味著，陶唐氏西遷進入晉南后，驅逐了原本生活在這里的西夏族群。

《左傳》也曾記載了晉國大夫范宣子在講述家族歷史時的一段話：“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結合晉南的“夏墟”稱謂，我們首先可以確認的是：夏這個族群在歷史上的確存在，并且與陶唐氏存在恩怨糾葛。

那么原本生活在晉南的夏，與建立夏王朝的大禹的夏后氏是不是同一個族群呢？

根據考古文化溯源，當大汶口文化西進進入山西南部形成陶寺文化后，原本的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經晉西南的運城盆地進入豫西和豫中地區，與當地土著秦王寨文化融合形成了谷水河類型，此后，谷水河類型演變為王灣三期文化（又叫河南龍山文化），也就是二里頭文化的主要源頭之一。

可見，二里頭文化族群與晉南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族群存在延續關系，這也就意味著被陶唐氏征伐的西夏，的確與后來的夏后氏屬于同一個文化族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在山東大學一場講座上曾公開表示：“廟底溝是‘最初中國’的孕育期，陶寺是其誕生期，二里頭是其成長期。就目前的證據來看，陶寺與堯之間可能有比較密切的關系，而且不排除舜、禹在此待過的可能性”。

陶寺遺址的時間跨度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共劃分為三期，且早期與中期之間、中期與晚期之間共出現兩次權力更迭，一個相對和平，另一次則充斥著暴力。換言之，在考古工作者眼中，文獻記載的堯舜禹傳承順序，在陶寺遺址中是能找到宏觀上的印證的。

所以，在被陶唐氏從晉南驅趕到豫西后的數百年時間里，夏后氏以臣子的身份重新參與了以陶寺為中心的部落聯盟體系。隨著夏后氏實力的增長，到大禹時，夏后氏已經成為新的部落聯盟核心。

只不過，與堯、舜兩個族群相對和平的權力過渡相比，大禹繼任新的聯盟首領時，遭到了舜族群的強烈抵制。據《史記》記載：“禹辭辟舜之子商均于陽城”。

這段記載說的十分隱晦，真實情況可能是陶寺遺址原本是部落聯盟的中心，夏后氏在重新崛起后原本應當進入陶寺統御四方，但此時前任部落核心虞舜族群仍具備一定的實力，占據著陶寺城，迫使大禹只能放棄晉南，在陽城（今河南王城崗）組建夏政權。

到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隨著老虎山文化族群南下，晉南的陶寺遭到毀滅性打擊，而此時的河南偃師一帶，在經歷了王灣三期文化和新砦文化的繁榮發展后，最終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廣域王權體系：二里頭文化。

可見，如果從廣域王權政治的角度判定，夏王朝的建立地的確是在河南，而如果追溯夏族群的起源，則指向了原本生活在山西西南的西夏（廟底溝二期文化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