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但社會上出現很多復雜問題。

日本、美國、歐洲的進口商品沖擊了中國市場，國內不少早年積累的產業開始衰敗，大量國企效益太差，發不出工資，很多工人進入社會找飯吃。

恰好同一時期，之前“上山下鄉”的知青開始返鄉，中國各地的城市突然增加了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

因為缺乏工業、服務業吸納就業，大量無業青年無所事事，最后釀成了全國性的治安惡化。

我國的幾次嚴打都出現在20世紀末期，一些特殊的罪名，也只在這一時期出現。比如當年的“流氓罪”，至90年代已經廢除，今天不復存在。

“流氓罪”已經消失有幾十年，但鮮有人知的是，直到2016年，還有一個流氓犯在新疆服刑。這個流氓犯叫牛玉強，當年上過各大新聞，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流氓”。

此人是北京人，家境優渥，但在80年代不學無術，淪為流氓犯。他在新疆服刑期間，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回到北京，居然藏在家中14年。

2004年，牛玉強被新疆石河子監獄逮捕，繼續服刑。后來他的事跡被媒體報道，針對他是否被冤枉，以及是否應該繼續服刑，社會上出現不同的聲音。

那么在上世紀末，牛玉強都干了什么事？他為什么能離開監獄“保外就醫”，還能不回去？而后牛玉強繼續服刑十幾年，他后來怎樣了？

【一】

牛玉強：就為一頂帽子，我被判死刑

2010年，互聯網上突然出現一篇調查報告，使一個叫牛玉強的北京人成為風口浪尖的人物。

當時牛玉強在新疆石河子監獄服刑，他的一次減刑申請正在審批。在北京，牛家人幫牛玉強找“外援”，希望能靠媒體的力量幫助牛玉強早日走出監獄。

當年春節前，一篇叫“四九城小伙兒搶帽子被判死刑”的報道，在幾個門戶網站上發酵。還有相關的自媒體、漫畫家添油加醋，“以流氓罪雖死猶生”為標題，炒作這起事件。

輿論壓力之下，新疆法院和石河子監獄堅持維護當年的判決，引起不小的爭議。只有當事人牛玉強不敢有什么意見，因為他對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清清楚楚。

牛玉強，1965年出生，是地道的北京土著，家里是國企職工。

在建國后的幾十年，北京的工人群體是全國最幸福的群體，僅次于各種軍政大院。

這里的工人享受最好的待遇，分房子、分電器，而且很多周期性的物資匱乏，也席卷不到北京。

按照當時的制度，工人子弟能進工廠接班，代代有鐵飯碗。所以這些工人子弟往往不學無術，初中畢業就混跡社會，等待未來接班。

牛玉強中學畢業后，就在北京街頭當起了小混混，他穿著軍裝，拿著棍棒和板磚到處打架。

那個年代，這樣的小孩在北京數不勝數，在他們從學校步入單位之間的幾年，一些人就因為犯罪先去了監獄。

在牛玉強和他家人的敘述里，牛玉強好像“很冤”。在1983年，他因為一次街頭斗毆就被判處死緩，去了十萬八千里外的新疆。但當年的真實情況并非如此。

牛玉強17歲時，就在工人家屬院附近小有名氣。他和大哥鄭某一起組建了“菜刀隊”，是片區有名的黑惡勢力。

該組織成員都是工廠子弟，也有社會流氓，他們以菜刀、棍棒為武器，在北京城南一帶混跡，打架斗毆、尋釁滋事、敲詐勒索。

當地的居民對這伙人非常忌憚，許多舉報信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接到了信，可當時是全國性治安惡化時期，北京犯罪案件高發，公安沒有多余力量處理這群小孩。

直到1983年，鄧小平同志鑒于全國性治安惡化，下了“83嚴打”的命令，隨后北京公安開始調查牛玉強所在的“菜刀隊”。

在當年5月的一天，牛玉強和幾個兄弟無所事事，坐車前往北京慈云寺附近溜達。

他們在街上看到一個男青年戴著軍帽，居然就上去挑釁，搶奪他的帽子，還將其毆打一頓。隨后青年報警，公安出動，盯上了牛玉強團伙。

當年6月，牛玉強帶人拿著砍刀，蒙著面去打群架，北京公安局早早得到信息，將他們一網打盡。

牛玉強當時年紀雖小，卻是組織里的老大之一，以流氓罪被法院重判。

【二】

14年自由身，牛玉強出現“幻覺”

熟悉“嚴打”歷史的人都知道，如果牽扯到黑社會組織，首犯一般都是死刑。但牛玉強還比較幸運，因為他是二把手，且這個團伙手上沒有人命，不會一股腦重判。

加上牛玉強年紀確實小，最后被北京法院判處死緩，送往遙遠的新疆石河子監獄服刑。

從北京到石河子，陸路距離3000多公里，18歲的牛玉強開始在石河子監獄服刑，并參加勞動。

牛玉強知道自己還在緩刑中，所以工作十分賣力，最后在1985年被監獄評為改造模范，新疆法院將其改判為無期徒刑。

這個改判，代表著牛玉強脖子上的絞索已經打開——他不僅不用死，按照當時的規定，他可以獲得減刑，說不定十二三年就出去了。

牛玉強還年輕，他確實想好好改造，所以工作比較賣力。可沒過兩年，牛玉強的身體出現問題。

牛玉強畢竟是首都長大的工人子弟，從小吃、穿、住都比較優越。在干旱的新疆北部監獄，他吃不好、睡不香，加上辛苦勞作，得了嚴重的肺病。

根據檔案記錄，他的病是“纖維空洞型肺結核”，這種病一病就是幾年甚至十幾年，一般吃藥為輔，靜養為主。

牛玉強在監獄里病得很重，后來允許保外就醫，回到了老家北京。

按照我國保外就醫的規定，普通犯人的保外就醫時間是1年，到期后犯人要回到監獄。除非醫療部門給出證明，證明犯人還需要治療，才能繼續就醫。

在1990年秋天，牛玉強走出監獄，回到北京家中，在醫院躺了幾個月后居家靜養。

1991年末，新疆公安派出兩個獄警前往北京查看牛玉強的情況，他們發現牛玉強還是形容枯槁，所以允許他繼續保外就醫，但是每個月要去當地派出所報備。

從這時候開始，牛玉強開始了漫長的保外就醫生涯，居然長達14年。

根據牛玉強和家人自己的敘述，從1992年開始，新疆監獄那邊就沒有來人了，而他還是按時去派出所報到的。

到1997年，牛玉強認識了一個叫朱保俠的女人，兩人結了婚，還生了孩子。

這時候的牛玉強白白胖胖，完全看不出有病的樣子。他身邊人也開玩笑說：牛玉強比沒坐牢的人都精神。

但牛玉強在法律上還是戴罪之身，不能出去工作，就在家里宅著。他有父母的退休金養活，妻子也在外面打工，所以一家人才勉強能度日。

牛玉強一度真以為自己“自由了”，能這樣過一輩子。沒想到在2004年，相隔十幾年后，新疆石河子監獄、石河子公安局的特殊執法隊又來了北京。

牛玉強這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通緝犯很多年了。

【三】

罪名沒了，“最后的流氓”還得服刑

2004年，石河子公安局是來抓牛玉強歸案的，因為他已經保外就醫14年，且在石河子監獄多次要求返回監獄后，他仍然逗留北京。

石河子方面甚至6次以電話、信件、文件通知方式，讓牛玉強居住地的派出所找到牛玉強，讓他回到監獄服刑。

可是派出所要么沒有回應，要么直接告訴石河子監獄：“這個人找不到，可能跑了。”

所以在1999年，石河子監獄發布了通緝令，通緝“流氓犯牛玉強”。2001年，石河子公安再次發布網絡通緝令，但仍然沒有牛玉強的消息。

直到兩個新疆干警來到牛玉強家里，才發現吃得白白胖胖，生了個大胖小子的牛玉強。

新疆公安很驚訝，當地派出所說找不到人，可是牛玉強就好好在家待著，這叫怎么個事兒？

牛玉強一家看到警察來了，一開始也很緊張。但北京的民警和新疆公安交流，說牛玉強保持著“一月一到”，已經十幾年，這個人還算是個老實人。

新疆公安和牛玉強交流，在得到充足的信息后，認定牛玉強不是惡意逃跑。最后新疆公安告知牛玉強，他還要回到監獄服刑。

按照當年的判刑，牛玉強是無期徒刑，從1984年算起，到2008年刑滿釋放。

牛玉強偷著樂，以為自己去補上4年刑期就行了，結果公安告知，他要補的是12+4，共16年刑期。因為他足足有12年都是非法留在北京，不能算服刑。

所以牛玉強要坐牢到2020年，這讓他全家無法接受。

這個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牛玉強全家都崩潰了，但法律就是法律，北京的派出所也全力支持這一做法，牛玉強只能回到新疆石河子監獄繼續服刑。

到2010年，牛玉強受到了幾次減刑，他的家人則在北京接觸了不少媒體，希望媒體支持牛玉強出獄。因為按照當年被判的刑期，牛玉強應該被釋放了。

這才有了2010年到2011年初，所謂的“小伙搶帽子被判死緩”的新聞。

媒體抓住的點是：所謂的“流氓罪”已經在1997年被廢除，牛玉強還在以“流氓罪”被關押，是不是不太合理？

而且牛家人宣傳牛玉強當年就是“搶帽子”，也勾起了不少人的同情心。

但官方媒體出面后，這件事很快水落石出。牛玉強當年組織犯罪團伙，證據確鑿，不可模糊。

且按照共和國法律規定，犯人判刑的準則以當時的法律為主，哪怕后來更改法律，刑責不可更改，這都是國際上通用的準則。

至于牛玉強為什么能在家里躺了十幾年，卻無人問津，這個問題后來大事化小。

根據一些論壇網友的分析，牛玉強當年保外就醫是真，但后來能待在家里，應該是他父親到處走關系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里，新疆方面曾經數年不管不問，當地轄區派出所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都是牛玉強父親跑動的結果。

尤其是當地派出所，明明多次收到新疆石河子的問詢，甚至看到通緝令，都以“不知道，找不到”為理由搪塞，本應該追究單位的責任。

但在80-90年代，公安、監獄、司法系統很多漏洞還沒有補充完整，“紙質化辦公”充斥著打招呼、遞紙條的機會，所以才會讓牛玉強這樣的無期徒刑犯，在家里過安穩日子。

最終，牛玉強在石河子監獄熬了12年。多次減刑之后，他于2016年出獄，這對于他本來的判罰來說，已經足夠寬宏。

服刑期間，他的妻子朱保俠在北京把孩子帶大，牛玉強出獄后和妻兒團聚，后來離開了大眾的視線。

文/商學野

參考資料：

1.《最后一個“流氓”紀事》，林衍

2.《中國最后一個“流氓”的救贖》，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