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家以“員工高薪”“極致服務”聞名的“零售之神”，胖東來近年來屢屢被推上輿論風口。從“紅內褲事件”到如今起訴經濟學家宋清輝索賠百萬，這家企業似乎陷入了一種矛盾：一面以“人性化管理”收割公眾好感，另一面卻對批評聲浪展現強勢姿態。清揚君雖曾多次撰文夸過他們“重新定義了零售業的溫度”。但此次事件中，我們必須追問：當企業以法律武器反擊學術批評時，究竟是正當維權，還是對言論自由的過度壓制？

宋清輝的批評：越界詆毀，還是合理質疑？

宋清輝的核心觀點直指胖東來“缺乏核心競爭力”“依賴流量噱頭”。從法律層面看，胖東來主張其言論構成名譽侵權，需滿足“事實虛假”“主觀惡意”“損害后果”三要件。然而，宋的言論更多屬于價值判斷而非事實陳述。例如，“缺乏核心競爭力”并無統一量化標準，而“蹭流量”的指控雖具爭議，如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公開討論員工私生活引發輿論關注等，但需結合企業行為是否具有公共討論價值。

反觀胖東來，其2024年許昌、新鄉13家門店銷售額達169.64億元，人效為行業3倍，退貨率低于0.3%，這些數據本身已構成對“無競爭力”的反駁。但企業若僅因觀點對立便訴諸法律，恐將陷入“以訴訟替代辯論”的誤區——畢竟，學術批判的本質是觀點交鋒，而非事實真偽的法庭對決。

企業的“玻璃心”：維權悖論與輿論反噬

胖東來近年頻繁發起名譽權訴訟，從“紅內褲事件”博主到網紅“柴懟懟”，索賠金額動輒百萬。這種策略短期內或能震懾負面言論，但長期可能適得其反：一方面，維權成本高企。據文心一言推算，胖東來2025年1-2月維權支出超300萬元（數據或不一定準確，僅印證觀點）。另一方面，公眾易將企業塑造為“利用法律霸權打壓異議”的形象，反噬品牌好感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胖東來的訴訟邏輯存在雙重標準。當其員工高薪、閉店休假等舉措被褒揚為“行業清流”時，企業欣然接受流量紅利；而當學者質疑其“流量依賴癥”時，卻將其定義為“商譽損害”。這種“只許夸贊，不許批評”的姿態，本質上是對公共討論空間的壓縮。

批評的邊界：學術自由與企業尊嚴如何平衡？

企業當然有權維護聲譽，但權利行使需符合比例原則。宋清輝的言論雖尖銳，卻未捏造事實（如虛構財務數據）、未使用侮辱性詞匯（如“黑心企業”），其核心是對商業模式合法性的探討。若此類學術批評均被定性為侵權，恐將導致“寒蟬效應”——學者因畏懼訴訟而回避爭議議題，最終損害社會監督機制。

對比華為對待批評的格局：2019年任正非公開回應“5G安全性質疑”，通過技術白皮書和全球媒體開放日化解爭議，既捍衛企業利益，又未扼殺討論空間。反觀胖東來，與其耗費百萬訴訟，不如公開供應鏈數據、員工培養體系等“硬核信息”，以透明度對抗流言——畢竟，真正的核心競爭力，從不怕被質疑。

反思：當“完美人設”成為企業的枷鎖

胖東來的困境，折射出網紅經濟的集體焦慮：企業既想借“道德光環”吸引消費者，又難以承受光環背后的審視壓力。這種“完美人設”本質上是一種商業策略，但其副作用在于，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解讀為對“人設”的破壞，進而觸發過度防御機制。

清揚君始終認為，健康的企業生態應容得下“刺耳的聲音”。即便宋清輝的言論存在偏頗，胖東來也應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胸襟應對，而非訴諸法律威懾。畢竟，公眾對企業的信任，從來不是靠訴訟贏來的，而是靠直面質疑的勇氣和持續改進的行動累積而成。

清揚君點評：

胖東來起訴宋清輝一案，表面是百萬索賠的法律博弈，實則是企業尊嚴與言論自由的深層碰撞。當一家企業試圖用法律手段“凈化”所有批評時，它或許贏得了官司，卻可能輸掉了更寶貴的東西——社會的寬容與進步的動力。正如網友所言：“若善待員工是罪，維權反擊是玻璃心，中國商業將永遠困在‘偽善’的牢籠里。”

清揚君呼吁：企業維權，請守住法律的邊界；學術批評，請恪守理性的底線。倘若如此，爭議才能真正推動進步，而非淪為流量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