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盧魚

編輯｜楊旭然

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對所有貿易伙伴實施10%的“最低基準關稅”，并對60多個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加征更高稅率，例如中國34%、越南46%、日本24%、韓國26%、歐盟20%。

此舉一出，全球嘩然，資本市場最先做出反應。消息發布第二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3.98%，標普500指數下跌4.84%，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5.97%，蘋果、英偉達、特斯拉等巨頭兩日內市值蒸發超1萬億美元。

被課稅力度遠超預期的越南，市場直接經歷了近3年來最慘烈的一周，指數在最后兩個交易日中暴跌逾100點，半數股票跌停，紡織服裝板塊以18.22%的跌幅成為投資者最想拋售逃離的板塊。

越南也成了率先“服軟”的國家。4月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稱已經與越南領導人蘇林通話，對方愿意以0關稅換得與美國的關稅協議，而自己期待與蘇林的會面和談判。

受此消息影響，美股上那些在越南設有工廠的服裝品牌股價直線拉升，一場危機似乎就此消弭。

然而，對越南紡織業和牽扯其中的企業來說，后續問題恐怕不會如此簡單。

本文是來自《巨潮WAVE》內容團隊的深度價值文章，歡迎您多平臺關注。

01 暴跌

雖然新關稅政策對所有領域都談不上友好，但對于紡服鞋履OEM公司產能主要布局的中國及東南亞，關稅力度還是有點超預期的。

越南、柬埔寨、印尼等東南亞主要代工基地的稅率分別為46%、49%、32%，全部屬于最高那檔，直接沖銷了其原本的成本優勢。

有業內人士估算，越南當地鞋類代工廠的現金成本占比約45.8%，加稅46%很容易導致現金流斷裂；柬埔寨原本享受GSP免稅，現在稅率突變，紡織業利潤率恐怕要從6%直接跌到-15%。

與東南亞產線休戚相關的美股服裝鞋帽品牌，也迎來了暴擊。

4月3日，耐克股價大跌14.44%，市值蒸發138億美元；阿迪達斯股價大跌9.94%，市值減少約30億美元；Lululemon股價大跌9.85%，市值減少約31億美元。

雖然這些品牌并不完全是美國品牌，但銷量上很依賴美國市場，增長上不能放棄中國市場，產能上又集中在東南亞市場，堪稱是本次關稅大棒下最受傷的群體。

以耐克為例，鞋類產能的51%來自越南（Air Jordan系列），25%來自印尼（跑鞋和基礎款），14%來自中國（Flyknit高端產品線），“精準踩雷”了此次特朗普關稅最高的幾個地方。

耐克如果想規避東南亞重稅的影響，就要在18個月內轉移超2億雙鞋產能，這相當于其全球產量的1/3，而現有替代國家（印度、墨西哥）的工廠僅能承接15%訂單——聽著就不太現實。

而且更尷尬的是，這些年耐克在東南亞的產能擴張，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華利集團、裕元集團等中國代工企業的力量。

如果耐克和中國代工企業完全切割，那很難說不會重演Speedfactory的悲劇。

所謂的Speedfactory，是阿迪達斯在2016年時推行的產能本土化項目，目標是減少對亞洲供應鏈的依賴，同時規避歐美人力成本過高的弊端。

阿迪達斯按計劃在德國和美國建立了全自動化工廠，每年投入巨額研發和設備費用，但兩座工廠年產能僅100萬雙，僅占其全球年產量的0.25%，根本無法支撐起規模經濟。而且這些“本土鞋”售價高達250歐元，也不被市場接受。

到最后，阿迪達斯只能宣布在2020年4月前關閉所有Speedfactory，回歸亞洲供應鏈。而在5年之后，歐美的產業空心化更嚴重，電力、人力成本也更高了，這些品牌再想回歸本土建設產能的難度可想而知。

所以這些鞋服企業最大的希望，還是在越南的關稅豁免上。

當特朗普和蘇林通話后，耐克股價盤中上漲5.25%。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資本市場根本就不指望這些頂級消費品牌能“擺脫”亞太供應鏈。

02 集中

雖然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最終走向仍有可能是一種為了談判增加籌碼的“虛空造牌”，但它還是給大家提供了一次重新審視供應鏈戰略問題的機會。

低利潤行業的危機根源并不是某天突然降臨的關稅，而是行業巨頭們長期以來對成本優化的病態追求。

因為這種行業的企業在成本壓縮中，往往會將供應鏈視為零和博弈的地方，對成本控制的單一追求，會將供應鏈企業固化在價值鏈低端位置，最后掉入全球化的甜蜜陷阱與惡性循環。

紡織服裝業中，80%的利潤最終流向品牌運營與零售環節，只有2%能流向勞動力密集的生產制造環節。

所以即便是華利集團這樣的中國代工企業，也會主動選擇將工廠搬遷到人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當公司的中山廠區在2024年徹底裁員關停時，其越南永欣三廠卻以月產運動鞋200萬雙、用工成本下降42%的數據，成為整張財報的亮點。

相比代工廠，耐克這樣的“國際大牌”才是造成服裝紡織行業對人力和供應鏈系統性剝削的根源。

根據耐克的2025財年Q1財報，其毛利率已經高達46.3%，而越南代工廠的毛利率僅3.8%，這種利潤分配模式，迫使代工廠通過延長工時和克扣福利維持生存——越南耐克代工廠工人時薪0.8美元，需每分鐘縫制3.6個鞋面，每日工作12小時。

在經濟越來越發達的中國，這么低的工資是很難維持工人生活的，所以耐克選擇毫不猶豫的拋棄了原本的中國工廠。

在沿海地區工人月薪達到1500元的2008年，耐克就正式啟動工廠搬遷計劃，關閉了位于江蘇太倉的直營工廠，轉向人力成本只有中國1/3的越南。

但耐克放棄的難道就只有中國產能，沒有中國市場嗎？

中國的服裝紡織業本來是很多地區的支柱產業，不論是為了壓縮成本還是規避中美貿易摩擦，這些國際大牌的直營、合作工廠搬遷最終就是導致了幾十幾百萬人失業或轉行，這些人的消費能力無疑是萎縮的。

更何況，越南等東南亞目前只有低工資的人口紅利，并沒有能代替中國消費國際大牌的人口紅利。仍以耐克為例，其中國區營收占全球份額的18%，東南亞市場占比則不足5%，且以低價基礎款為主。

即便越南工人工資有可能在三五年接近中國的水平，中越之間大概18倍的消費市場規模差距，也不是這么容易彌補的。而且當東南亞人力成本也不再便宜的時候，這些國際品牌的產線還能搬遷去哪里？

看似成功的成本控制戰術，何嘗不是更大層面上的戰略失敗。

03 東升

這些年，國際鞋服品牌遷移產能后，被迫閑置的熟練工人和供應鏈資源，反而加速了中國本土品牌的工藝升級。

以安踏為例，這種供應鏈的本地化重構，使公司原材料國產化率從2019年的65%一路提升至2024年的82%。不僅是原材料，安踏的生產加工和分銷網絡目前仍然集中在福建晉江等地，并不需要考慮東南亞關稅的影響。

從銷量上來看也是如此，安踏2024年80%的營收來自中國，占據著國內運動鞋服市場份額的23%，首次超越耐克的21.8%，在國內市場12.8%的營收增速更是遠遠高于耐克的0.28%。

因此，就算關稅會放慢中國本土品牌拓展海外市場的腳步，這些公司也可以靠爭奪國際大牌原本占據的中國市場份額繼續發展下去。

目前國際鞋服大牌在中國仍有千億規模的營收，但已經只能在千元左右的中高端市場占據絕對優勢，比如耐克的AJ系列高端款、阿迪達斯Ultraboost系列專業跑鞋，都有一批堅實擁躉。

無論從性價比角度還是情感傾向角度來看，中國消費者轉向國產都是時間問題。此前，在600-1000元的大眾市場，份額早已被安踏、李寧蠶食，耐克基礎款跑鞋市占率從2019年的27%一路下降至2024年的18%。

1000元之上的專業體育用品市場，中國本土品牌也未嘗沒有一戰之力。安踏旗下始祖鳥在萬元級戶外市場市占率已達17%，定價1200-2500元的FILA高爾夫系列在高端運動社交場景市占率達19%。

李寧的多個聯名款也實現了千元以上市場的有效占有，敦煌聯名款在2000-3000元價格帶市占率從1.2%躍升至4.7%，“悟道”系列限量款溢價率超200%，在得物平臺轉售價最高達4999元，充分證明了本土化的價值上限可以有多高。

中國市場之外，歐洲市場也可能成為中國鞋服品牌的增長的新極點。畢竟和迅速屈服的日韓、東南亞國家不一樣，歐洲這次并不太可能向特朗普服軟，歐盟發言人也透露了，正準備能最大限度發揮影響力的反制措施。

歐洲紡織服裝業同樣高度依賴進口，畢竟境內原材料自給率僅41%，人工成本高達25美元/小時，還要嚴格遵守8小時工作制，歐洲品牌很難滿足中端市場需求，正好給中國品牌留下可以發展的空間。

如安踏收購的亞瑪芬體育，本來就在歐洲市場頗有品牌積累，而李寧去年則與紅杉中國成立合資公司，專注歐洲市場開發。

雖然目前中國鞋服品牌在歐洲市場的占比并不高，但歸根結底，消費品牌不光要看價格、成本，還要看性價比、品牌溢價，甚至是某種“情感因素”。關稅政策很顯然正在損傷美國品牌的性價比和情感溢價，而且這種損失很可能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