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我們談論宋朝時我們在談論什么？有人贊嘆“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也有人感慨風雨飄搖、“積貧積弱”；有人夢回“造極于趙宋”的黃金時代，也有人念著“靖康恥，猶未雪”痛心疾首。繁榮社會是如何成就起來的？為什么繁榮那么容易被毀掉？

《逝去的盛景》作者陳季冰接受了《現代金融導刊》“讀書”欄目專訪，和大家一起談談“宋朝熱”背后的“冷思考”。

《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

陳季冰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陳季冰，專欄作家，資深財經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財經新聞主編、《東方早報》副總編輯。長期從事經濟新聞報道與時政財經評論，是國內多家知名媒體的特約評論員和專欄作家。著有《下一站：中國》《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等。

1

繁華與貧弱的悖論

記者：陳老師好，您在新近出版的專著《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中認為，宋代的工商業水平不僅超越了它之前的朝代，也超越它之后的所有王朝。那么，宋代的工商業究竟繁榮到了怎樣的程度？您能否用幾個典型的指標為我們說明一下？

陳季冰：在王朝時代，宋代工商業的繁榮程度確實是空前絕后的。雖然古代沒有像現在這樣統計完備的經濟數據，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只鱗片甲的史料中得到一些具有風向標意義的數據或指標。

第一個數據是宋朝的城市化率。擁有足夠多的城市人口是工商業繁榮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只有產生了大量的城市和城鎮，才有可能造就工商業的繁榮。因此，要討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標。

那么，宋代的城市化率水平怎么樣呢？據我粗略估算，宋代城市化率在北宋末年達到了最高水平，約為20%~25%，此后的南宋也基本保持了這一水平。有學者基于社會學的方法，通過田野調查等方式對南宋環太湖流域的城鎮化水平做過一些研究，表明此區域生活在城市和市鎮的市民人口占南宋總人口的比例超過25%。我認為這是相對來說最能夠說明宋朝工商業文明的一項指標。

只有通過縱向比較，我們才能真正感知這個數據的意義。要知道，到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僅有7%，只有宋朝城市化率最高水平的1/3。中國的城市化率重新回到20%以上，差不多要一直等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實現。

另外一項具有典型意義的指標是宋朝的稅收結構。考察某時某地經濟繁榮的程度，現代經濟學首先要看的，就是這個地方的GDP水平。盡管古代缺乏這方面的統計，致使我們難以直觀考察其經濟水平，但是我們從國家當時的稅收結構也可窺一斑而知全豹。

眾所周知，現代國家稅收結構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農業稅的比重下降、工商業稅的比重上升。我們從宋代的稅收結構數據中也可以看到這樣一條類似的曲線——從宋朝建立到滅亡，國家從工商業獲得的稅收持續增長，而從農業獲得的稅收持續下降。從時間線來看，大約在宋真宗時代，農業稅約占其稅收收入的50%，還是各項稅收中占比最高的；到了北宋中后期，工商業稅的占比已經超過了農業稅；到南宋末年，農業稅占比已經微乎其微，大約只占到了國家稅收的8%。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農業稅占比才重新降至南宋末年水平，這中間足足隔了700多年。

第三組數據是宋朝稅收的貨幣化水平。不同于現代國家以貨幣形式繳納稅收，在中國王朝時代不僅可以繳納實物稅收，而且國家也鼓勵繳納實物稅收。而北宋中后期以后，一個鮮明的變化就是實物稅收在國家稅收中的比例極低。從北宋末年直至南宋滅亡，國家稅收基本維持在8000萬緡的水平。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明朝稅收的中位數大約只有宋朝的40%，盡管無論國土面積還是人口數量，明朝都遠大于宋朝。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明朝稅收中的3/4都是以實物形式繳納的，而宋朝的8000萬緡稅收基本沒有實物稅收，大多都是以貨幣形式繳納的。這也充分說明，宋人是多么深入地卷入了市場交易的潮流中！

記者：那么您認為是什么造就了宋朝在王朝時代這種空前絕后的繁榮呢？

陳季冰：“錢”是解讀宋朝富盛密碼的一把鑰匙。宋朝政府對金錢的欲望比其他朝代要強烈得多，這與宋朝的國情有關。宋朝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實際上更像是一個分裂的時代。“靖康之難”后，南宋只占據半壁江山，自不必說；即使是北宋，北境有遼國對峙，西北又有西夏虎視眈眈。不論是與之前的漢唐，還是與之后的明清相比，宋代中國都承受著嚴酷得多的競爭壓力與更為嚴重的軍事威脅。

且如錢穆先生所講，宋朝是一個不設防的國家。不論是北宋還是南宋，其都城都沒有那種可以對外敵構成有效防御的天險或工事，這使得宋朝不得不長期供養一支高達100萬人以上的軍隊，南宋孝宗隆興北伐之前短暫地達到過200萬人，正常情況下也經常維持在140萬人左右。要知道，美國當今的軍隊規模也不過如此。如此龐大的軍隊規模，對于一個像宋朝那樣的前現代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據統計，宋朝用于養兵的費用，非戰時占到了國家收入的4/5，戰時更是高達5/6。

正因如此，宋朝對于金錢、財富的渴望遠遠高于其他朝代，為了維持冗兵冗官的體制，宋朝統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增加財政收入——搞錢。

那么錢從哪里來呢？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同樣的社會資源投入對應的產出效益是不同的，比如制造業、工業等部門的產品附加值往往高于農業，因為這其中包含了更多的附加因素。我們今天講的產業升級就是這個道理。所謂的產業升級，就是在產業中注入更多的人類智力，使生產要素從產出效益低的部門流向產出效益高的部門。宋人未必明白這個道理，但事實教育了他們，如果把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等）都束縛在農業生產上，就意味著國家收不到更多的稅，就無法負擔巨額的軍費開支，所以宋代不得不發展產出效益更高的工商業。

經濟繁榮取決于市場自由，即各類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而在人類歷史上，一個市場體系從萌芽、發育到成長、擴展的每一個環節，都極容易為政治暴力阻擋與扼殺。宋代統治者汲汲于擴大財源，對于社會上的新事物、新形勢、新變化，沒有像其他大多數朝代那樣急著去壓制，但凡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的，他們多樂于大開便利之門，這也在客觀上為民間創新活動和工商業發展提供了空間與機會。也正是得益于有宋一代政府總體上順應發展的政策和實際作為，大量技術發明在宋代得到了大規模應用，同時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社會合作持續加深，這又進一步衍生出更多新興的產業，催生出更多新的市場和機會，也因此造就了宋朝的繁榮。

記者：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痛感宋代“對內積貧難療”“對外積弱不振”。為何宋朝積累了如此巨大的財富，卻還是沒能造就一個令人滿意的“治世”，反而在后人眼中落下了一個“積貧積弱”的形象？

陳季冰：我對“積弱”的說法是基本同意的，宋朝不像漢唐時代那么善戰，始終被北方游牧政權壓得喘不過氣來，長期處于被動防御狀態。

“積貧”我覺得要分兩方面來看，從宏觀上來看，宋朝社會不僅不貧，而且是中國古代最繁榮富裕的時代。但是，也不能說宋朝“積貧”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有宋319年間，朝廷無時無刻不深陷迫在眉睫的財政困境中左支右絀、捉襟見肘。從稅收的角度來看，盡管宋朝政府征收到了我國所有王朝中最高的稅賦，卻恰恰也是最缺錢的。從宋仁宗開始，他之后的每一代政府都有巨大的財政赤字。

2

流動與集權的共生

記者：費孝通之后，在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定性中，鄉土社會及其內含的“靜態、閉塞的熟人社會”已經成了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但看您寫的宋史，反倒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流動中的宋朝社會。您認為導致宋朝社會流動性的力量來自哪里？又該怎么看待費孝通關于傳統中國社會是鄉土社會的觀點？

陳季冰：宋代與中國歷史上所有朝代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宋代社會是一場流動的宴席：人、商品、貨幣、土地、空間、身份、階層、產業層級，無不處在流動之中。“富不過三代”這句俗語，就是從宋朝開始流行起來的。

宋代社會的這種流動性，使土地、人力、資本等要素大量流向城市中經濟效益更高的新興產業，這也是宋代工商貿易繁榮的主要引擎。而宋朝工商業的繁榮又模糊了人們之間高低貴賤的等級界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寫了社會的權力結構和思想觀念。

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我們在一些宋代為背景的影視劇中可能經常聽到“樊樓”的名字。樊樓指的就是宋代東京城里的一家老字號酒樓，也是當時城里的第一高樓。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的都城里，最高的屋頂只能屬于皇宮，而唯獨在宋朝，它可以建得比皇宮還高。宋朝商人在政治上、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宋代商人子弟不僅可以參加科舉，而且還有商人子弟高中狀元進朝為官，官至宰執高位，商人的子女與宗室、皇室聯姻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在社會習俗與觀念方面，中國古代向來講求葉落歸根、安土重遷，而唯獨宋朝在這方面也有變化。我們看到很多宋人，特別是那些名人的墓地都不在其家鄉，比如合肥人包拯、蘇州人范仲淹、吉州人歐陽修、眉山人蘇軾兄弟的墓都在汴京（今河南一帶）周邊；江西人王安石的墓地也不在故鄉撫州臨川，而在其晚年隱居之地金陵。這種迥異于其他朝代的現象，也是對流動性日益增強的社會趨勢的適應。

但不容否認，費孝通鄉土社會的觀點依然是成立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認為2000多年的中國古代王朝都是宗法社會，是靜態的鄉土社會，如毛主席說的“百代猶行秦法政”。盡管宋朝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很強的流動性特征，也一度有望打破自秦以來的靜態的鄉土社會狀態，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隨著宋朝的滅亡，中國王朝社會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當然回到原來的軌道并不意味著與之前一模一樣。實際上，明清兩代的鄉土社會和漢唐時代有極大不同。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大約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央集權的極大強化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性的政治現象。隋唐以前的社會更像西歐的封建社會，皇權只能實現有限的控制，其下的貴族階層力量依舊不容小覷。“舊時王謝堂前燕”講的就是雖然改朝換代，但卻不會動搖貴族階層的地位。而宋代以后，這種格局被打破了，中央集權得到強化，王公貴族的權力受到削弱。這種格局一方面為普通寒門子弟打通了階層上升的通道，但另一方面，中央集權下這種扁平式的權力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社會的自由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皇權雖然得到了極大強化，但是橫向也通過官制等機制形成了一定的權力制約，即使是宋朝皇帝，也很難在一些事情上一錘定音。但是到了明清，這些橫向的分權卻沒能保留下來。任何制度的演變都體現出正反兩面性，世界歷史演進亦然。

記者：如何看待宋代出現的這種變化，學界似乎也存在不少爭議。一種觀點將宋朝視為“拂曉”“前夜”以及“近世的開端”（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也有人認為宋朝那些看上去像現代的東西，其實是似是而非的（劉子健、趙冬梅等）。宋朝工商業的發展和民間社會的興起，除了從中看到政府的“稅收潛力”，是否也有其“社會變革的潛力”？如果不遭遇北方游牧民族的打斷，您認為宋朝會在其內生動力的推動下走向現代文明嗎？

陳季冰：盡管宋代社會零星閃現了現代性的火花，但是最終仍沒能演進成一個現代社會。今人一談社會演進，首先想到的就是政治層面，往往更強調憲政、司法、選舉等政治層面的演進，而忽視社會中種種配套機制的演進。但我認為整個社會是一個聯系的整體，顧此失彼是很難真正認識現代性的。一個社會要想走向現代文明，需要系統性、整體性的制度支持。比如從宋代紙幣交子的誕生和湮滅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啟示，宋代遙遙領先的紙幣體系因得不到經濟貿易和社會生活層面的其他制度支持而獨木難支。

我在書中提到宋朝的滅亡不是因為社會流動大，也不是因為人們“謀利不取義”，更不是因為宋代鼓勵海外貿易，而是因為宋朝沒能把強大的經濟能力轉化為國家能力、軍事能力，沒有能夠抵御住外敵的入侵。縱觀中國歷史，從秦朝建立到清朝滅亡，真正完全亡于外患的朝代只有宋朝，宋以外的其他朝代，幾乎都是直接或者間接亡于內亂。由此可見，宋朝至少其內部是比較穩定的。不得不承認，一個國家即使治理得再好，也有可能因為一些客觀條件（如國家大小等）被其他國家或政權打敗。

假設宋朝的社會演進沒有被北方游牧民族打斷，假如宋朝能夠在殘酷的軍事競爭中生存下來，那么我想，中國社會的演進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我只是想強調，一個好的制度往往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相互支撐，才能夠生存下來，這其中涉及社會、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當然，這其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3

內與外的交疊

記者：宋朝是一個非常鼓勵海外貿易的時代。您提到海外貿易使宋朝政府成了全世界發行貨幣的“中央銀行”，甚至比今日美聯儲的滲透性更廣更深，但也導致了宋朝嚴重的“錢荒”。那么為什么美元能夠在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獲益，而宋錢卻不行？美元是如何解決宋錢的問題的？

陳季冰：人類的貨幣發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簡單地說，貨幣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商品貨幣階段，即貨幣本身是商品，貨幣本身具有價值，比如銅錢、官銀等。另一種是信用貨幣，也就是法幣，作為一種數據進入流通環節，產生它幾乎不需要成本，它本身也沒有價值，靠國家信用來擔保。

宋錢是當時海外貿易中的通用貨幣，使得宋錢在當時仿佛擁有了“世界貨幣”的地位，似乎容易使人聯想到今天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但是，二者不同之處在于，宋錢是商品貨幣，而美元是信用貨幣。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宋朝為了發行這些貨幣，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很多時候花在鑄錢上的成本甚至高過它所代表的幣值。南宋銅錢制作成本最高時，發行一貫銅錢可能需要兩倍多的成本，這是導致“錢荒”的根本原因。而美元作為法幣不存在這種情況。另一方面，美元只是在國際貿易中作為國際貨幣，而非絕大多數國家的國內貨幣。而宋錢不同，宋錢不僅是當時國際貿易中的通用貨幣，而且還是當時日本、遼、金等很多國家或政權內部的流通貨幣，滲透力強于美元。

那么，為什么宋朝時其他國家對于宋錢的需求如此強烈呢？因為這些國家的鑄幣技術遠遠落后于宋朝，面臨很高的鑄幣成本。宋錢成為國際貨幣并非依靠國家信用，而僅僅是遼、金等國因為鑄錢成本高昂而采取的更加經濟的方式。所以，宋錢不僅不能像美元一樣從國際貨幣體系中受益，大量銅錢外流對于宋朝反而是一種巨大的損失，嚴重擾亂了宋朝國內貨幣體系的正常運轉。

記者：如您所說的，在宋朝的海外貿易中，宋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當作一種利潤很高的商品，比如您談到日本商人與宋朝海外貿易的目標就是獲得宋錢。那么宋朝為何沒有按照商品貿易的邏輯，采取諸如提高關稅等貿易政策對宋錢外流進行有效監管和控制呢？另外，我們知道，紙幣交子誕生于宋朝，為何宋朝不在與別國的海外貿易中使用紙幣交易呢？

陳季冰：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雖然誕生于宋朝，但是，其地位與我們今天的法幣有本質的區別。宋朝時，紙幣在本國的交易、流通中尚不具有法幣的廣泛的認可度，更不用說被外國商人認可。交子、會子等紙幣在宋代更像是代金券，盡管它們的發行規模很大。這從宋朝文獻記載中對于錢的概念的指代中可以看出，宋朝的文獻記載中提到“錢”這個字時，往往都是指銅錢，而非紙幣。紙幣在宋代的文獻中被稱作“楮”或“楮幣”。其次，宋錢是當時海外商人在與宋朝的貿易中最想交易的商品，而非其他商品。當時的海外貿易是一種市場性質的交易，不可能強迫外國商人用紙幣交易。另外你剛剛提到的關稅，在宋朝的技術條件下，操作起來很難。盡管宋代設立了市舶司，不斷想要提高對銅錢外流的控制能力，但囿于當時的技術手段，銅錢外流在當時依舊很難禁絕。

記者：學界普遍認為，宋朝發生了中國古代“第一次商業革命”，而“第二次商業革命”發生在明代，您覺得兩次商業革命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明清的海禁政策是否受到了宋朝的影響？明朝統治者是如何汲取和借鑒宋朝經驗的？我們如何看待以史為鑒卻反而遮蔽了歷史的潛能？

陳季冰：是的，明朝以后開始實行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看到了海外貿易中的這些不利因素對宋朝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的負面影響。當然，海禁政策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它阻礙了原本蒸蒸日上的中國中世晚期商品經濟和市場體系的發育，最終關閉了中國通往下一個時代的大門。

宋朝的“第一次商業革命”仍是前現代性質的，其本質是中國內生性的、自主引領的一場經濟科技革命，在當時是領先于世界的。而明清的“第二次商業革命”實際上是被動的，明清時期東南沿海專業性城鎮繁榮的主要動力來自絲綢、茶葉等出口拉動，這種繁榮是順應海外貿易的興起而產生的。對此還有一個佐證，就是宋朝形成了一些人口規模巨大的超級大城市，形成了城市之間的網絡體系。而反觀明清，只在東南沿海一帶形成了專業性的城鎮，而且這些專業性的城鎮多多少少都和海外貿易有密切關聯，但是與我們本國的經濟關聯度很低。而宋朝的商業繁榮、城市網絡形成席卷了全國，它帶來的是國家自身的內在的變革。這是兩次商業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區別。相比宋朝，盡管明清經濟體量更大，但是工商業在其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仍然很低，從事工商業的人口占比、城市化率仍然很低，經濟社會呈現了一種畸形的狀態。這種畸形的經濟繁榮不是國家內生的現代化需求。

明清出于對千余年小農模式傳統的強大依賴，對唐宋變革的興亡盛衰進行了錯誤的經驗總結，類似于剛剛談到的海禁政策，明清兩代統治者重拾“重本抑末”“抑制兼并”等藥方，使中國社會重回小農經濟的“理想”軌道，導致了明清時期經濟下行。宋代曾經有過的繁榮的商業與城市生活以及財富積累，投影到后世帝王心態中，成為了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反面教材。這種錯誤的“以史為鑒”的帝王心態羈絆住了歷史從王朝時代跨入現代社會的腳步。

《現代金融導刊》記者 陳婧杰

原文發表于《現代金融導刊》2025年第3期

- End -

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