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長三角城市群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十強城市榜單出爐。

從數據來看，上海市以8836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居榜首，但4.2%的增長率在十強中略顯平淡，這與其經濟高度成熟、基數龐大密切相關。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高地，上海的高收入水平更多依賴金融、貿易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長期積累，但增速放緩也暗示傳統優勢領域可能面臨瓶頸。

相比之下，蘇州以77524元位列第二，4.7%的增長率則展現了更強的活力。蘇州作為“世界工廠”，近年通過制造業智能化升級和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布局，既保持了收入水平的穩步提升，又為增長注入新動能。

杭州、南京緊隨其后，收入均超7.5萬元，增速分別為4.0%和4.3%，其表現與數字經濟、科教資源密不可分——杭州依托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帶動就業與消費，南京則以高校集聚和科研轉化能力支撐高端產業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寧波、紹興等浙江城市表現亮眼，寧波74806元的收入與4.3%的增速背后，港口經濟與民營制造業的協同效應功不可沒；而紹興72898元的收入與4.6%的增長，則凸顯了紡織等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效。

無錫、舟山、溫州和嘉興雖收入略低，但增速普遍超過4.5%，其中溫州以5.1%的增長率成為十強中增速最快的城市，這與其“民營經濟之都”的定位息息相關。

從區域分布看，長三角十強城市呈現“多點開花”的特征。

上海作為核心城市輻射效應明顯，但周邊城市并未被其虹吸效應壓制，反而通過差異化定位實現協同發展。

例如，蘇州與上海形成“研發-制造”產業鏈分工，杭州聚焦數字經濟與上海金融業互補，寧波憑借港口優勢強化對外貿易。這種錯位競爭既避免了同質化內卷，又放大了整體區域競爭力。此外，十強城市中浙江占據六席（杭州、寧波、紹興、舟山、溫州、嘉興），江蘇三席（蘇州、南京、無錫），上海一席，反映出浙江在均衡發展上的優勢。

浙江民營經濟發達，縣域經濟活力強，如紹興的柯橋紡織、溫州的樂清電氣等產業集群，帶動了城鄉居民收入的普遍提升。而江蘇則依托蘇南地區的工業基礎，通過“強省會”南京與“地級市之王”蘇州的雙核驅動，保持了較高的收入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舟山作為唯一進入十強的海島城市，71154元的收入與4.5%的增速令人意外，這可能得益于其自貿區政策紅利和油氣全產業鏈的布局，例如浙石化項目帶動就業與相關服務業發展。

增長動力方面，十強城市的共性在于“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突破”的雙輪驅動。

以上海為例，盡管增速平緩，但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硬科技領域的突破仍在為高收入群體創造機會；蘇州的生物醫藥產業產值已超3000億元，推動高技能人才薪酬上漲；杭州的直播電商、云計算等新業態催生了大量高薪崗位。

與此同時，傳統產業并未被拋棄，而是通過技術改造煥發新生——寧波的石化產業向精細化發展，紹興的印染企業通過環保升級提升附加值，無錫的機械制造向智能制造轉型。

這種“兩條腿走路”的策略，既避免了產業空心化風險，又為居民收入增長提供了多層次支撐。值得關注的是，部分城市的增長與其獨特的區位優勢相關。

例如，嘉興69232元的收入雖排名第十，但其作為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核心城市，生態經濟與高新技術融合的發展模式正在釋放紅利；溫州依托華僑資源與海外市場聯通，跨境電商和海外倉建設帶動了中小微企業增收。

有觀點認為，長三角十強城市的格局未來或將面臨洗牌。

當前排名第十一的湖州以67290元收入與5.2%的增速緊追不舍，常州、金華等城市也保持5%左右的較快增長，這些“后備軍”可能在未來幾年沖擊榜單。

對于守擂者而言，持續增長的關鍵在于破解兩大矛盾：一是高收入與高生活成本的矛盾，以上海為例，房價與通勤壓力可能削弱居民實際獲得感；二是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資源爭奪，如何平衡土地、資金等要素配置成為難題。

此外，共同富裕目標下的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將成為新課題，十強城市中紹興、嘉興等地的農村居民收入已接近城鎮水平，這種城鄉均衡模式或將成為其他城市的學習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