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朗普提出的全球關稅政策讓不少研究經濟史的人想起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當時胡佛總統為保護美國產業，將兩萬多種進口商品關稅提到歷史高位，結果觸發全球報復性關稅，三年內世界貿易額暴跌66%，成為大蕭條的重要推手。如今這個歷史案例被頻繁提及，確實值得冷靜審視兩者的異同。

從政策內核看，二者確有驚人相似。1930年法案本質是“關稅杠桿換市場準入”——美國要求貿易伙伴接受更高關稅，除非他們多買美國農產品；如今特朗普方案同樣設定“購買量達標則關稅減免”的條件，且兩者都試圖用貿易逆差作為談判籌碼。當年美國對歐洲汽車征收35%關稅后，法國立即對美國汽車加征45%關稅；而2018年特朗普對中國鋼鋁加稅，歐盟也曾精準反擊哈雷摩托和波本威士忌。這種“關稅多米諾效應”的傳導模式，跨越近百年仍清晰可見。

但經濟環境已發生根本改變。胡佛時代全球貿易占GDP比重僅9%，如今達到60%；現代產業鏈的復雜程度更不可同日而語。1930年美國汽車業能靠本土供應鏈運轉，如今福特F-150皮卡需要來自15個國家的零部件。這解釋了為何特朗普2018年對中國加征關稅時，美國企業研究所統計顯示九成額外成本轉嫁給了美國進口商——這在胡佛時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傳導路徑。
值得關注的是政策執行彈性。胡佛法案的致命傷在于“無差別打擊”，而特朗普方案留有談判窗口。例如2019年他為迫使加拿大批準美墨加協定，曾威脅對加拿大汽車加征25%關稅，但在協定簽署后立即撤回威脅。這種“先威懾后交易”的模式，相比胡佛的剛性政策更具回旋余地。不過歐盟委員會近期流出的評估報告顯示，若接受3500億美元能源采購方案，歐盟每年需額外支出相當于GDP 0.8%的費用，這對尚未走出能源危機的歐洲仍是沉重負擔。

歷史經驗提醒我們，高關稅政策最大的風險在于“誤判反擊烈度”。1930年美國以為各國只能被動接受關稅，卻沒想到引發全球貿易體系崩盤。如今德國工業聯合會已預警，若歐盟被迫采取對等反制，德美汽車貿易額可能驟降37%，直接影響萊茵蘭地區12萬個就業崗位。而美國得州頁巖油商私下透露，他們其實更希望穩定出口而非短期采購激增，因為后者可能導致能源價格波動。
從宏觀視角看，這兩輪關稅政策都出現在美國經濟轉折期。1929年美國制造業占GDP 25%，2016年降至12%；胡佛想用關稅守住制造業份額，特朗普則試圖重構全球貿易規則。但現代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使得單邊行動的風險指數級放大。就像布魯金斯學會最新模擬顯示，若歐美爆發全面關稅戰，2025年全球通脹率可能再升1.2個百分點，這對正在抗擊通脹的各國央行絕非好消息。

當然，歷史不會簡單重復。數字貿易、氣候條款等新變量，為現代關稅談判增添了復雜維度。歐盟氣候部長近期暗示，愿意考慮將美國液化天然氣采購與碳排放權交易掛鉤——這種把環境政策植入貿易談判的思路，在1930年是不可想象的創新?；蛟S這正是觀察當下關稅博弈的關鍵：在繼承歷史邏輯的同時，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棋局正在誕生新的游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