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十四史》是我國古代二十四部史書的統稱，囊括了《史記》《三國志》《新唐書》等家喻戶曉的經典，每一部都是被歷朝歷代所承認的正史。

可以說，輝煌燦爛的五千年中華文明盡在其中，包羅萬象的歷史典故盡出于此。每個朝代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篇幅最長的當屬最強盛的大唐盛世。

然而，排名第二的卻是一個兵荒蠻亂的動蕩年代——魏晉南北朝。

魏晉史學燦若星辰、體量浩大，至今保存完好的有一千多部，在二十四史中占據了五個席位，其在中國古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令人困惑的是，魏晉時期天下大亂，政權更迭極為頻繁，史學的發展本應面臨重重困境，為何卻能夠像石頭縫里的幼苗一樣茁壯成長呢？“亂世多史”的背后究竟隱藏著哪些秘密？

一、魏晉南北朝社會結構的轉變：天下大亂引發學術思潮革命

自先秦時期開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以孔孟禮教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被歷代統治者視為立國之說，在王權高度集中的封建社會背景下，一切都是圍繞至高無上的皇帝寶座而運作的。

秦滅六國，秦朝成為中國古代第一個大一統王朝；漢承秦制，收拾秦末農民起義留下的爛攤子，再次實現大一統。

在天下一統的年代，統治者為追求社會安定、維護自身統治，往往從最小的家族單位入手，用自古以來的“忠”“孝”等倫理觀念安定人心，增強宗族團結和社會凝聚力。

比如漢朝實行三年喪期，多位皇帝駕崩后以“孝”作為謚號，都是出于這方面的考量。這些觀念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深入人心。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漢年間曾經出過一個短命的王朝，就是王莽創立的“新朝”，前后只存在了十五年的時間。

王莽的出現對兩漢的發展歷程造成嚴重打擊，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揭露了儒學在現實政治權力運作中的巨大漏洞，這是儒家思想與現實脫節的結果。

所以，從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這段時間里，儒學的傳統地位開始悄然下降，過去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也呈現出日趨松散的趨勢。

這也是為什么公元184年，黃巾起義能夠驟然爆發的根本原因。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革，引發了各種暗流涌動的階級矛盾，在各方博弈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社會思想上的轉變迫在眉睫。

據《顏氏家訓》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不愿專習儒家經學，而是將博覽群書、不求甚解視為治學的不二法門。

每個人所學所長都不一樣，這種思想上的不確定性，使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創造的烏托邦，整個現實社會像是漂浮在半空中。

經學思想地位的動搖，為另外兩種學說創造了極佳的社會環境。其一是主張清談的“易、老、莊”三玄之學，其二則是長期以來一直遭受忽視的史學。

當地上沒有六便士可撿的時候，抬頭望月亮的人自然就會變多。世道的混亂、現實的殘酷，令文人士大夫們不敢正視現實，紛紛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富于哲理玄思的玄學。

玄學對宇宙自然的悟道，給了有識之士超脫社會、派遣苦悶的一個出口，而讀史著史則是他們實現自身價值的主要手段。

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人物品評之風逐漸興盛，相比過去對門第出身的追求，這一時期的文人們更看重自身人格性情的修煉。

二、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的原因：社會風氣的轉變，史學地位的提高

從秦漢到魏晉，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解體重塑，社會學術思想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劇變，儒、釋、道、玄等多元思想有機互動，為史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肥沃的精神土壤。

這一時期的史學家群星璀璨，史籍經典卷軼浩繁，不僅在研究范圍上大幅拓展，在題材和內容上也均有很大突破，還誕生了許多新穎的寫作方式。那么，魏晉南北朝史學如此發達，究竟有哪些客觀因素呢？

（一）九品中正制推行，推動了社會風氣的轉變

魏晉以前，中國古代封建官場的選官制度主要有兩種，分別是先秦時期的世襲制，以及兩漢的察舉制。

但是自魏武帝曹丕即位后，由于擔心自己威望不高江山不穩，聽取謀士陳群的計策，開始推行唯門第出身取士的“九品中正制”。

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這都是一項臭名昭著的腐朽制度，雖然起初確實籠絡了世家大族的人心，但經過幾百年的考驗，越來越多的弊端逐漸暴露無遺。

九品中正制由各州府道臺推舉人才，著重考察德行和才能，然后經過比較篩選，將所有考生分成三六九等。

在這個過程中，鄉評清議之風大行其道，而史學中強調褒貶一致的傳記文學，順理成章地獲得了飛速發展。

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影響力較大的紀傳體史書多如牛毛，西晉時期有八部，梁朝則高達十部，是兩漢三百年間的數倍之多，比如家喻戶曉的《三國志》，就是這一時期最典型的代表作品。

（二）社會文學的發展，促進了史學地位的提高

中國史學的沿革源遠流長，幾乎和華夏文明史一樣悠久，早在遠古時期，人們還在用結繩、龜殼、獸骨記事的時候，就已經有意識地將重大事件記錄下來。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發展已經經歷兩千多年，達到一個非常成熟的階段。

后趙君主石勒、南朝宋文帝等人，均十分重視史學的傳承和發揚，在中央設立史官專門管理，還修建了史學館，用以傳授歷史知識、培養史學人才。

正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魏晉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亂世的殘酷不斷鞭策著文人士大夫，回到史書中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答案，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刻苦鉆研史學經典。

如東漢史學家班固所著的《漢書》一經問世，便引得文人爭相借閱，一時間洛陽紙貴。從漢朝末期到陳朝為止，前后大約有近三十位學者為其作注，用心程度如此之高堪稱罕見。

又如東晉初年的史學家干寶，面對朝政腐敗、民不聊生的社會亂象，他在痛心疾首之余，一門心思鉆進了史學書海，化悲憤為力量，窮極畢生精力，編成《晉紀》二十三卷，將西晉覆亡的根本原因做了深刻地剖析，試圖為當朝統治者敲響警鐘，避免重蹈覆轍的厄運。

史學本身固有的借鑒警示功能，成為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不論在朝堂還是市井，史書的發行量都倍增至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玄學色彩

與傳統儒家經學的繁瑣迷信不同，玄學清談不拘泥于經義本身，而是更注重注釋者的主觀理解；內容也不止局限于人物，還包括歷史、自然、宇宙、名理，可謂包羅萬象。

玄學思潮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興起，客觀上得益于時局的動蕩，強調從宏觀角度對歷史發展的規律進行總結，在史學上的表現則是明顯的玄化傾向。

隨著玄學的迅速發展，才性之辨在清談中的比重日益上升。

玄學家們信奉道家學說，提倡道法自然和精神追求，將達到近乎神明的泰然境界視為最崇高的理想信念。

所以魏晉名士在品評才性的時候，往往主要注重三個方面，分別是容貌、才能和精神。

這一時期較為系統全面的代表性作品，當推曹魏劉劭所著的《人物志》，書中將歷史中的風云人物分為十二個類別，分別是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計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辯和雄杰。每個門類下的名字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能獨當一面的曠世大才，晏嬰、管仲、張良、伊尹等，可謂群星璀璨，讓人眼花繚亂。

《世說新語》是南朝影響力頗深的玄學著作，書中詳細收錄了從漢末到兩晉的逸聞趣事，作者是南朝著名文人劉義慶。

書中包含大量關于歷史人物的品評，比如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在書中的形象就是身長八尺八寸、風姿秀美。

《識鑒》中對三國人物的評述堪稱精辟，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定位最早就出自這里。

魏晉史書拋卻過往史學一本正經的寫作手法，大膽采用對話和評述的方式，將人物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躍然紙上。

《蜀書》中記述“煮酒論英雄”這一典故，場面描寫相當精彩。說曹操請劉備飲宴，席間大發豪情，縱論天下英雄。

最后曹操云淡風輕地總結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劉備一哆嗦，手里的筷子掉到地上。寥寥數語，就將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兩位英雄的氣勢和志向描繪得入木三分。

除了寫作手法上的變革，魏晉玄學在內容題材上也不再受世俗禮教的束縛。他們受玄學思想渲染，崇尚解放天性，拒絕受制于他人評價，盡情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

古代名著中大量的語林、笑林、世說等作品，大都出自這一時期。解放思想的史學家們，徹底放下了對前輩的偶像包袱，著重從自己這個時代的視角，表達對人物的不同見解。

結語：

魏晉南北朝這三百多年，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型期，社會結構的顛覆推動了學術思想的劇變，上至門閥世族、下至寒門子弟，都將更多的精力從讀經轉移到修史上來，導致這一時期雖然戰亂不斷、政權動蕩，但各政權內部的史學發展極為繁盛。

后來五胡亂華爆發，后來居上的少數民族政權為了宣揚自身的“正統性”，對于重修國史的重視程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多方面因素的重合，使得魏晉南北朝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一大高峰，“亂世多史”的現象并非偶然。

參考：

1、《晉紀》

2、《三國志》

3、《顏氏家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