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響應2025年國際婦女節“為所有婦女和女童：權利、平等、賦能”的全球主題，聯合國駐華系統發起了線上故事征集活動，希望通過豐富、多元且富有力量的敘述，讓更多人聽到婦女和女童們的心聲，鼓勵更多人參與到推動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的行動中。

“婦女與人權”是《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的十二個重點關切領域之一，強調婦女權利即是基本人權。該領域呼吁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采取切實措施，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享有平等權利，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確保婦女能夠充分參與社會發展并享有發展成果。

其中還提到，要確保殘障婦女和女孩不受歧視和充分享受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積極參與社會的各方面活動并作出貢獻，這對于消除交叉歧視、推動性別平等事業有著重要的意義。

今天的投稿人是趙航。

在女性主義學習中

開啟人生新視角

我成長于中國東北，性格堅韌。自出生起，我就被確診為重度腦癱，醫生甚至曾診斷我“連坐輪椅的希望都很微小”。我的路必定與多數孩子不同，好在父母從未放棄過我，并給了我全部的愛，讓我有勇氣去擁抱生活。

媽媽為了更好地照顧我，毅然辭去了工作。整整五六年的時間，我和她都在各大醫院間輾轉奔波，進行康復訓練，爸爸則在家鄉工作養家。天道酬勤，在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終于邁開了人生的第一步。

由于身體不方便，在普通學校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之后，我沒有繼續讀高中，而是選擇去了家附近的大學旁聽。學習期間，我偶然接觸到《女性文學》這門課，和女性主義初見。它為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生活中的一些疑慮和不適感似乎都有了原因。

然而，在上這門課之后的一段時間里，自以為讀了幾本書、學了點理論，就大致可以用女性主義分析一切。我變得有些激進，開始反對媽媽的部分傳統觀念，我會對她口中的“好女孩準則”異常敏感，因為我知道那是來自于社會的規訓；我也會為她舍棄工作和社交圈感到惋惜和不值，認為她為我遭受了不少的“母職懲罰”，因為我覺得她退讓了很多自己的空間，如果我不存在，她的生活完全會是另一個狀態。我同她討論、同她爭執、同她傷心難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深陷無力之中，找不到任何抓手，又沒有辦法釋懷。

我逐漸發現，單去內耗自己、把手中“矛頭”指向媽媽沒有任何意義，那不會解決父權制帶來的隱性問題，反而會被這套邏輯制裁。我也意識到，女性主義并不能指導生活的全部，亦不是看待人的衡量標準；而是要跳脫出其框架，把它作為一種視角，用來思考社會的多重維度。

想通了這層關系，我開始利用閑暇時間做一些實際的事。我去寫困境中的女性，我去整理媽媽故事和流動女工口述史，我去開發防治性別暴力的工具包和性教育資源包，我去支持到各種女性賦能的項目。除此之外，我也在通過創作歌詞和口語詩等媒介進行言說，我想融合我們這代人的創新形式，來打破傳統的偏見，分享青年聲音，參與到更多對性別和殘障議題的探討中。

寫下女性的真實困境

尋求改變的可能性

從小到大，“殘障女性”這一雙重身份給我帶來了不少困難，也讓我感受到了來自身邊殘障伙伴的圍囿之處：月經難管理、穿衣難自由、婚戀難自由、資源保障難均衡......我把姐妹們的煩惱都寫了出來，我自泥里生長，那我甘愿立于田野守望。我想我已經足夠幸運，既然得到了獲取知識的機會，就應該將這些事訴說出來，讓人們看見我們的經歷，看見困境才有改變的可能性。

對于寫作，我的周圍傳來過質疑聲，認為我這樣費心思沒什么用，又不賺什么錢；而在接觸到了許多優秀的同行伙伴和前輩后，我也曾因積累不足而深陷焦慮。我一邊跌跌撞撞地走，一邊不斷學習、感知。慢慢地，我收到了很多人的積極回應，在我作品的評論區下，“我被婚育的事情困擾許久，終于有人講這件事了”、“希望多出此類作品”......這些留言常常讓我備受鼓舞。

就這樣，三年多的時間里，我寫了四十多篇關于性別議題的稿子，全網閱讀量累計不太多，估計四五萬是有的。我并不奢求我有多少讀者，但我覺得哪怕帶給一個人思考，這件事也是有意義的。去年年末，我的口語詩作品有幸入選了聯合國婦女署亞太區為紀念“北京+30”而舉辦的電子藝術展。榮幸之余，我愈加堅定這條路。

我現在是以「投資女性 賦能母親」為使命的非營利組織GlobalMoms Initiative（GMI全球母親行動計劃）的媽媽故事100人寫作項目聯合主理人。這些年，我寫了些文章，翻譯了些稿子，采訪了些人，認識了些母親和女兒。過程中，95后的我重新思考起母職與代際關系，收獲了不少發現，也在進一步理解自己的媽媽。

我覺察到，寫作作為政治權利的一種，本身就有著歷史價值和意義，它往往能夠體現出寫作者的主觀性，表達其意愿訴求和情感投射；另一方面，這一行為引發的思考也可以變成自我內部矛盾審視與疏解，或是提供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于我而言，寫作不僅作為解決策略存在，成了發聲渠道，它還是我認識生命、接納自己的一種方式，和我密不可分。

推動性別平等，

需要更多的女性故事

在諸多經手的訪談里，于這些母親身上我看見了我媽媽的影子，我意識到，母親和孩子的成長是雙向的，他們在召喚里回應著彼此，互相成就。

我也會發現，父親角色在家庭中常常缺席，但他們的權威總是無處不在。在平臺過往文章中，有“經常不著家”的男人，有“長年在外打工”的丈夫，也有“干一會兒活就抽會兒煙、但他妻子仍不停歇”的爸爸。而面對家庭事務和撫養孩子的問題上，媽媽“常常在決策，在行動，在解決，甚至在被問責”。我認為，現代社會的男性也應該分擔家庭責任，這是性別平等的基礎條件之一。

在中國，雙職工家庭占比居于世界前茅，可絕大部分女性卻仍要承擔主要照顧者或情感給予者的角色，而“男主外”的傳統性別分工并不利于性別平等的實現：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償勞動付出會因為無法市場化，不被真正承認重視；不賺錢養家、公開表達脆弱的男性則會被逐出男性群體中心，擁有更多的壓力；在一些特殊場合中，這些規則也會無處不在，女性被默認帶紙巾、會照顧人，男性則會被默認會付款、有力量做重活。

更為嚴峻的是，種種觀念還會偷偷進行代際傳播，我們會看到，我國繪本中的性別角色分工大部分仍然傳統，媽媽永遠是在焦慮的、發狂的，是晚上講故事白天做飯的人，而爸爸則是熱愛工作的、探尋自然的，是傳授知識的人，這些故事無形中會強化孩子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從而加深兒童對這些觀念的認知。

我曾到過一家女性主義書店，小小的店卻幾乎含括了所有當時時興的女性主義的書籍。興奮之余，我也有些難過：關于女性的書還是不夠多，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女性都能以各種方式拿起筆、勇敢寫下去。

性別平等和其它可持續發展目標一樣，這些問題都不是單獨的存在，它們互相纏繞，要改變當下現狀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可正如我和摯友談起平權公益時所說：“我知道走這條路很艱辛，也很遙遠。但是請不要懼怕長夜黑暗，因為你我皆是炬火，光亮巋然不滅。”

（文中圖片均來自于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