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臺北刑場，原國民黨傘兵三團副團長姜健被反綁雙手押送。也就是在臨刑之前，姜健突然掙脫開繩索，從上衣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枚勛章：

"委員長！這是您親授的……"

不過行刑的人并不理會他這番話語，隨后一聲槍響，姜健倒在血泊中。

圖|1988年4月原傘兵三團起義三十九周年座談會的全體同志合影

部分文章中稱姜健手中這枚勛章是青天白日勛章，但此類勛章所授予的對象名單是可考的，這其中并沒有姜健的名字。

話又說回來，蔣介石為何要親自下令槍斃傘兵三團副團長，這事兒還要從頭開始捋。

一

抗戰末期，國民政府在美國人的幫助下，授意在昆明杜聿明訓練了一支傘兵部隊。

國民黨軍傘兵部隊一共建成了三個團，隸屬于陸軍總部。

應該指出的是，國民黨軍傘兵部隊當時是屬于精銳部隊，配備全副美式裝備，客觀上來講，傘兵部隊所肩負的作戰任務是以傘降或機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戰，然而因為局限于國內環境，傘兵部隊作戰的空間極為有限。直至抗戰勝利，傘兵部隊也只是小規模的投入過作戰，并沒有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對日軍造成過重創。

也因為來之不易，這支傘兵部隊被國民黨軍始終當成寶貝疙瘩一樣，并不經常投入作戰，解放戰爭時期也只是投入徐州地區作戰，但很快就又被調回南京，成為拱衛南京的衛戍部隊。

1948年豫東戰役期間，傘兵部隊加戰車一團組成國民黨第三快速縱隊配屬黃百韜的整編25師作戰，結果出了洋相，被華野揍得丟盔卸甲，還要黃百韜率軍去救援。

傘兵部隊自恃是嫡系出身，對黃百韜的指揮置若罔聞，令黃百韜十分不滿。

豫東戰役后，國民黨第三快速縱隊取消，傘兵部隊恢復建制，重新調歸南京整訓，成為守備南京的部隊。三大戰役以后，蔣介石為了在上海構筑堅固堡壘負隅頑抗，又將該部調往上海。

令蔣介石沒想到的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從1949年開始，就把策反的對象放到他這支精銳部隊身上。

對傘兵部隊司令張緒滋的策反工作做得并不成功，此人是杜聿明的第五軍系統出身，正經八百的嫡系出身，加上軍人作風嚴謹，不是個容易策反的對象。

時任傘二團團長趙位靖十分反動，對所屬部隊把控也比較嚴，地下黨并沒有找到合適的策反機會。

恰在這是，有渠道傳來消息，時任傘兵三團團長劉農畯思想比較起伏，而且他已經通過其弟劉振武打聽我黨的情況，想與我黨聯系起義事宜。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劉農畯是湖南邵東人，其叔父劉驚濤本身就是湖南農民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其本人少年時就接受過共產主義的熏陶，加入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劉驚濤被反動地主殺害，劉農畯大概也是在那個時候與黨組織斷了聯系，1928年考入南京一所帶軍事性質的免費中等機械學校，抗戰爆發后，恰逢國民黨軍組建機械化部隊（杜聿明所率領的200師），他被選入其中，后來還跟隨杜聿明赴緬甸作戰，從陸大畢業后，奉杜聿明令組建傘兵教導團

令人吊詭的是，劉農畯過去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系這件事，并不是個秘密，當時傘兵三團中凡是邵陽籍軍官全都知道。而相反的是，無論是南京還是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從一開始就沒想過要聯系劉農畯，甚至也不認為他能夠率部起義。

等到黨組織倉促派人到傘兵三團做工作的時候，驚奇的發現，劉農畯事先就已經把工作做好了，傘兵三團上下超過三分之二的軍官都是邵陽籍，換句話說就是劉農畯自己的班底，他只要振臂一呼，就能群起響應。

根據中共上海策反委員會決定，當時駐防滬寧線、滬杭線的傘兵三團要在晚些時候在上海配合其他國民黨軍起義。

二

1949年3月，蔣介石為了保全這支有生力量，命令傘兵司令張緒滋將傘兵部隊從上海調往福州待命，并按照一、二、三團的序列依次撤離。

中共上海策反委員會在接到劉農畯報告后，立即改變了原來起義的計劃，命令傘兵三團在調防途中起義。

本來計劃差不多已經敲定，但臨時又出了許多變故。

原定四月下旬才開拔的傘兵三團在3月20日接到國防部命令：

“因戰局吃緊，日后恐無法解決運輸船只，三團需提前起程，與傘兵司令部軍械處一道，和傘兵二團合并為一個梯隊，于3月28日撤離上海。”

劉農畯吃了一驚，因為提前開拔導致了許多起義前應當進行的準備無法再進行下去，特別是官兵之間的工作也來不及做。加上又是和最頑固的傘兵二團合編，也許會給起義造成未知的變動。

當時，上海策反委員會認為，傘兵三團“應該設法推遲南撤時間，確保3團單獨調防”。

時任國民黨港口司令部少將副司令的段仲宇為潛伏敵營的地下黨員，在接到組織命令后，他編造了理由，借口傘兵三團1營擔負上海北站特別警戒任務，在上海警備司令部抽調不出人手的情況下，不建議傘兵三團先行南撤，待到交割完畢后，傘兵三團撤離的船只由他負責。

段仲宇的建議起到了作用，傘兵三團后來果然推遲了撤往福州的時間。

這等于說為起義留足了準備的時間。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傘兵三團起義前夕，劉農畯所領導的起義黨支部雖然已經控制了全團，但是還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贊同起義。

1949年4月13日，傘兵三團以及軍械處按照預定計劃乘“中字102號”郡級滾裝船出海，本來他們應該是向南往福州方向去的，不過在劉農畯的計劃下，船只并未向南走，而是向北走。

劉農畯假稱獲得國防部指示不去福州改去青島后，副團長姜健當場就提出質疑，但劉農畯事先已經命人控制住了會場，姜健雖然察覺了情況不對，但至此時他已經對局勢毫無辦法

事實上，也不光是副團長姜健，傘兵三團除了策劃起義的部分軍官以及安插在各營的地下黨同志外，大多數人對起義是不知情的。

畢竟傘兵三團是屬于國民黨軍嫡系部隊，這支部隊從骨子里來講，對蔣介石是比較忠誠的，所幸的是，劉農畯事先就預料到了這一情況，派人在各處掌握部隊，并控制了部隊可能的“嘩變”。

在副團長姜健命令下，不服從起義的人都不情愿的交出了武器。

1949年4月14日下午，在完全控制住形勢的情況下，劉農畯召開了部隊連以上軍官會議，并正式宣布了起義的消息，盡管不少軍官情緒起伏，但在劉農畯等人安撫下漸漸穩定。

同年4月15日上午，輪船抵達連云港，傘兵三團正式宣布起義，并受到根據地軍民熱烈歡迎。

三天后，蔣介石通過新華社廣播電臺，聽說傘兵三團起義的消息后，雷霆震怒，當即宣布：

“將傘兵總隊司令官張緒滋撤職查辦。”

張緒滋后來經人疏通后得以免死，但也落了個退出現役的下場，據說就連本該按照規定給予的安家費、養老費也沒給，當然也有資料表明他可能是主動離職。

三

即便是到了此時，還是有少部分人不贊同起義，想離開解放區。

這其中包括副團長姜健、二營營長楊鶴立以及十多個連營級軍官。

本著來去自由的原則，我黨并沒有為難這群人，而是發給路費，讓他們從容離開。

部分文章稱，原傘兵三團副團長姜健、2營營長楊鶴立等十幾名軍官經香港抵達臺灣，被震怒的蔣介石下令全部槍決，但也有資料稱，只有姜健帶著十幾人抵達臺灣，后來被蔣下令處決，楊鶴立等人轉道去了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姜健是被蔣直接判處死刑，罪名是“叛國罪”，原因無他，直接原因是他1949年4月在傘兵致西柏坡的“致敬電”上簽了名。

事實上，如果楊鶴立這些人后來沒跑，大概率上也會是同等的下場。

本人文章《華野掉頭打整編25師，黃百韜氣得想槍斃快縱司令張緒滋：你真該殺》曾提到過姜健。

1945年7月27日，姜健曾率傘兵二隊空降衡陽洪羅廟，攻克臺源據點，擊斃日軍96人，部隊陣亡四人，傷九人。算來他在抗戰時期立過功，如此憋屈的死去，也是比較冤枉的。

對于這群“叛兵”，蔣介石的原則向來就是“寧肯錯殺三千，也絕不放過一個”。

姜健悲劇的來源總的概括起來有兩點。

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敗退臺灣后，本就有整頓國民黨軍的想法，特別是陸軍，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失敗，主要就是部隊的原因，因此他對所有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軍將領，除少數入常外，大部分都沒有再獲得重用。這部分人后來成為蔣介石“整軍”的犧牲品。

另外一方面，當時的臺灣處于“肅奸防諜”的過程中，據說當時臺灣街頭到處張貼標語“匪諜就在你身邊”等等，像姜健這樣的一類人，自然就會被成為重點懷疑的對象。

據說姜健死后，其牌位始終未列入臺北忠烈祠。

2919年，當年參與傘兵三團起義的孟虎（時任4縱隊兵站站長、傘兵三團起義指揮部成員）曾在參觀連云港紀念館時，望著展覽柜里的青天白日勛章感慨：

“姜長官臨刑前托人帶話，說他后悔沒跟咱吃豬肉燉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