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統一全軍編制以及部隊番號的指示，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部隊整編為第3、第4、第5等3個兵團，轄第10至第18軍和1個特種兵縱隊，總兵力28萬余人。

當然，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并不是換了塊牌子那么簡單，畢竟從晉冀魯豫野戰軍到第二野戰軍，下轄幾個縱隊分分合合。

令劉伯承最為難的，是要選三個兵團司令。

根據各方面的情況綜合，三個兵團司令分別是楊勇、陳賡、陳錫聯。

以上三人中，陳賡幾乎可以說是獨一檔的存在，不光是因為他革命經歷特殊，無論是資歷、威望以及貢獻，陳賡當個兵團司令都是有些大材小用的。

按照廣大軍事愛好者分析，陳賡應該和粟裕一樣，出任野戰軍副司令員，才差不多匹配他的能力與地位。

至于楊勇、陳錫聯，則是幾個縱隊司令員里面優中選優的結果，他們是當年晉冀魯豫野戰軍成立時最早的縱隊司令員，楊勇是一縱司令員、陳錫聯是三縱司令員，資歷、威望以及個人能力屬于同一檔。

出乎意料的是，有兩個人掉隊，分別是二縱司令員陳再道、六縱司令員王近山。

一

1945年9月初，晉冀魯豫軍區為了舉行上黨戰役，抽調各軍分區主力部隊成立野戰縱隊，當時沒有野戰軍司令部，所以屬于軍區直轄。

分別是一縱、二縱、三縱、四縱，四個縱隊司令員分別是楊得志、陳再道、陳錫聯、陳賡。

楊得志的一縱原定是要調東北的，但因種種原因，后來留在了晉察冀根據地，后來一縱雖然歸建，但楊得志卻留在了晉察冀軍區，成為聶帥麾下一員戰將。

在晉察冀根據地，楊得志發揮了也是獨一檔的作用，1947年6月晉察冀軍區重建野戰軍指揮部，楊得志任野戰軍司令員，和他搭班子的政委是羅瑞卿。

當然，原計劃里面陳賡的四縱也是要去東北的，但最終沒去。

考慮到作戰，晉冀魯豫軍區成立了六縱、七縱、八縱（沒有五縱）。三個縱隊司令員分別是王宏坤、楊勇、謝富治。除此以外，還要考慮在鞏縣起義的國民黨軍38軍，起義后改稱西北民主聯軍38軍，當時也是屬于晉冀魯豫軍區的野戰部隊。

六縱成立以后，司令員王宏坤因職務調整卸任，時任副司令員的王近山任接任。

1945年12月，成立不久的八縱與四縱合并，仍稱四縱，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委。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晉冀魯豫軍區成立野戰軍指揮部，但當時這個野戰軍指揮部并不下轄軍區所有的野戰縱隊，只有二縱、三縱、六縱、七縱以及冀魯豫軍區一部分兵力，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兼任野戰軍司令員、政委，因為要負擔指揮作戰的重任，軍區的工作由滕代遠、薄一波負責。

一縱歸建以后，與七縱合并，仍稱一縱，因楊得志已經留在了晉察冀根據地，原七縱司令員楊勇出任了一縱司令員。

也不難看出，楊勇對比楊得志。陳再道本來是慢半拍的，但到此時他已經迎頭追了上來。

1947年6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所率的主力縱隊為一縱、二縱、三縱、六縱，揭開戰略進攻序幕，而晉冀魯豫中央局以及軍區決定在主力走后，成立八縱（新成立）、九縱、十縱、十一縱、十二縱。

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同時，四縱、九縱以及西北民主聯軍38軍合成一個戰略集團挺進豫西。王秉璋率領的十一縱則在豫皖蘇地區配合華野西兵團挺進豫皖蘇。

不久之后，十縱、十二縱也隨大部隊南下，作為新建軍區以及軍分區的基干部隊。

此后晉冀魯豫軍區在徐向前率領下還興建了十三縱、十五縱，連同新成立的八縱歸了華北軍區，不過這就都是后話了。

1948年5月9日，根據中央指示，成立中原軍區并中原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就是原來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下轄7個縱隊。

二

根據中原野戰軍的建成經歷，也不難看出1949年二野建立兵團時，有能力競爭兵團司令的并不多。

像六縱司令員王近山、九縱司令員秦基偉、十一縱司令員王秉璋1955年授銜時都是中將，僅就這一點上，也足以看出與其他幾人差距。

據說王近山一度想要爭一爭兵團司令，但最終敗給了楊勇，二野的老首長鄧政委給出的理由是：

“你作戰英勇，組織及指揮能力較強，屢立戰功。然而，你存在一個缺陷，即不太擅長團結同志。身為一個兵團司令，關鍵在于能夠將眾人凝聚在一起，從這一方面來看，楊勇相較你而言更為適宜。”

其實有個歷史細節。

據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一書中曾有個故事。

黃濟人的父親是原國民黨軍師長黃劍夫，被俘以后在南京軍事學院當教員，當時參加學習的大多數都是我軍高級將領，對他這個手下敗將不大服氣。楊勇以兵團司令之尊，率先垂范，向黃劍夫敬禮。

此事令黃劍夫十分感動，在致友人書信中還特意提及這件事：

“共產黨人秉持虛心求學之精神，著實令人欽佩。”

從一些小事上不難看出，王近山出局毫不意外，但好在他還出任了第三兵團副司令員，留在了野戰部隊。

令人頗意外的是陳再道，在競爭兵團司令員一事上不僅出局，后來還離開了野戰部隊，到地方軍區任職。

事實上，如果從早期革命經歷看，陳再道晉升比陳錫聯快，但兩人差距并不大，抗戰時期陳錫聯就追上來，直至解放戰爭時期，兩人幾乎同時出任縱隊司令員。

真正令兩人拉開差距的，是羊山戰役。

羊山戰役期間，劉鄧首長抽調二縱、三縱負責，并將戰役指揮統一交給時任二縱司令員的陳再道，這一舉動被許多人認為，是有意培養陳再道。

可這一戰陳再道掉了鏈子，導致進攻部隊傷亡很大。

劉伯承聽聞羊山前線戰況膠著后，冒著大雨趕往前線指揮部，看著戰士們冒著雨作戰，整個人陷在齊腰深的水里，不由得十分痛心，狠狠地批評了站在一旁的陳再道：

“仗打得太蠢了。不管你是多么高級的指揮員，權威有多么大，一個口令能讓成千上萬的人向你立正，但你沒有權力讓哪怕是一個士兵做無謂的犧牲！殲敵三千自損八百，一個指揮員不僅要負殲敵三千之責，也要負自損八百之責。”

有鑒于此，劉帥現場更換了羊山戰役指揮，把二縱、三縱的指揮交給了陳錫聯。

整體上看，陳再道雖然是一員猛將，打仗時能夠身先士卒，二縱戰斗力也并不弱，但對比其他縱隊，二縱戰斗風格并不突出，以至于當時還有了個外號“姑娘縱隊”。

三

1949年2月，根據劉鄧首長建議，陳再道調任河南軍區司令員。

對于出任這一職務，陳再道一度想不通：

“編制序列、干部配備確定后，中原軍區劉鄧諸首長和干部分別交談，征求意見。開始我思想上也不太通，不想到河南工作，主要是不愿意離開野戰部隊。”

劉鄧首長當時就勸：

“干部如何安排，中央軍委有統一的考慮……這是一副重擔，你還是擔當起來吧。”

劉鄧首長所說的重擔，指的是當時河南十分嚴重的匪患。

當然，除了東北因為解放的早，土匪都清理的差不多了，當時全國各地匪患都很嚴重，嚴重影響了解放區的經濟建設與發展。

各地土匪的形成，都有其復雜得歷史原因，河南地處中原，雖然自古以來就是富饒之地，但隨著中國近代以后，天災人禍使得這片富饒之地深受苦難。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期，就對河南地區匪患有過深入了解，饒是以他們的閱歷見識，也對河南地區匪患問題感到棘手。

1948年9月12日，鄧小平、陳毅聯名給中央寫報告，在談到河南地區匪患問題時說：

“我黨足跡遍全中國，土匪惡霸之猖獗恐無逾河南者……南下干部數起黑夜被殺害，單人不敢獨行，單人帶駁殼槍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區、村干部之被擊殺，造成一種下鄉恐怖。”

1949年5月12日，原中原軍區與四野合并為華中軍區，并同時成立華中局。

針對河南軍區武裝力量不夠，不足以徹底剿滅河南土匪的現狀，華中局特意下令加強河南軍區的軍事力量，并把42軍4個師以及熱河騎兵師留在了河南，還把原桐柏軍區所屬部隊改編成的58軍也劃歸河南軍區。

當時，陳再道正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發愁，一下子得到了兩個軍的生力軍，使得河南軍區用于剿匪的部隊擴充至十多萬人。

就連陳再道也忍不住感慨：

“我過去參加了那么多戰役，除淮海戰役外，都沒有這么多兵力參戰。”

從下半年開始，陳再道集中精力處理河南地區匪患，至當年年底，河南全境土匪為之一空，為發展生產和社會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