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認識陳杰那年,我剛進報社,是個初出茅廬的小記者。
寫稿子時都戰戰兢兢。編輯拿著初稿指著鼻子罵:你寫的到底是科幻還是新聞?
報紙晚上要簽板。主編有獨立的辦公室,編輯就一個個送進辦公室簽。
我心想,主編一定都是很厲害的角色。
可那年報社辭職了一個主編,就是陳杰。他不愿意坐辦公室,決定回歸一線,當記者。
行業內,這是很少見的事兒。
當“官”是許多人畢生的追求。只聽說過為搶位置撕破臉的,踩過腳的,讓位置的實在少見。
但在那年的新京報不是,或者說,在攝影部不是。印象里,攝影部出了好幾個不愿意做主編,回歸一線的記者。
當然,新京報給首席記者開的薪資也不低——年薪30萬。那還是2014年。
這讓沒見過世面的我大為震撼。
二
陳杰得了很多獎。從金鏡頭,到中國新聞獎,再到荷賽,他獲獎無數。
常年以來,他關注環境問題,關注社會問題,關注民瘼民生。獎,無非是買一送一的贈品。
回歸記者崗位那年,他關于騰格里沙漠污染報道,得到相關人士的3次批示,觸發中國環保風暴,一百多名官員被問責,他當選CCTV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第二年,關于卡拉麥里山生態危機報道,問責地廳級干部12人,縣處級正職7人。
再然后就是2016年,報道的四川懸崖村孩子們攀爬天梯上學,再次得到相關人士過問,促進了懸崖村的巨大改變。
同年,他還拿下2016年獲得荷賽的一般新聞三等獎、中國新聞獎、2次華賽金獎、2次亞洲新聞獎金獎,獲得“金鏡頭”大獎和3個不同類別的金獎。
對于一個攝影外行人而言,我羨慕的不是他能得很多獎,而是他作品里,總有能讓我感到心靈震顫的東西。
這種東西,我甚至無法用文字去表達,它是直指事件內核的道。
三
當著他的面,我決計不敢叫他陳杰。我都叫他陳老師。
我仔細剖析過,這里面有尊敬的成分,也有懼怕的成分。
他身上有一股由內而外的威嚴氣場,話不多,鎮定從容,游刃有余,似乎總能篤定自己能往前走下去,掃平前路的所有障礙。
這可能和他的軍旅生涯密切相關。他在火箭軍服役5年,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褪下軍服,氣質不變。
他帶著我上懸崖村采訪。第一輪他來的時候,上懸崖村還需要靠藤條。
他爬在女孩的前面,用雙腿夾住藤條,舉著相機回身拍攝。
這次是回訪。經過報道,懸崖村的上山之路已大有改善。可懸空的鋼柱橫架在山澗之上,總覺得讓人沒那么放心。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在前面爬得面不改色,我在后頭爬得氣喘吁吁。
累得抬不起頭,所以我只記得他的小腿,肌肉線條分明,充滿力量。
四
懸崖村,或許應該叫阿土勒爾村,它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涼山加上昭覺,再加上交通不便,幾個關鍵詞,幾乎足以感受到它的貧瘠。
懸崖村窮,它位于海拔1400米的懸崖上。因為掏不出修路錢,村里通向外界的道路是順著懸崖斷續修建的17條藤梯。這段800米高的落差山路,困住了村里祖祖輩輩的人。
上山前,陳杰通讀了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有關涼山彝族社會調查報告,以及了解移民政策、扶貧政策,甚至研究了彝族村落的家支、地理地貌、農業生產、家庭婚育觀念,然后才用他的方式,介入了具體的人和村落。
他說,懸崖村在他的視野里,是對中國貧困現象了解的一個切口。通過這個村子,可以觀察國家扶貧政策和地方實情、基層官員執行水平,以及貧困人口的自身觀念之間的矛盾沖突。
他對村子很熟悉。村里沒有發射塔,信號不好,全靠山下的微弱信號接收手機信號。
山上的那個夜里,暮色四合,村里只有幾點孤燈。
風很大。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用電腦,借微弱的信號往外發東西。
他身子坐得板正,頭頂上是一輪明亮的月亮。
五
懸崖村后來改善了很多,他也沒忘記懸崖村,一共回來了二十余次。
他和劉旻一起完成了一本紀實文學著作《走出懸崖村》,這本書獲得了國家基金獎。
當然,他還去了很多地方,記錄了很多鄉村。
他把自己四川涼山、甘肅定西、貴州畢節、云南會澤等五個地方的扶貧影像集結出版了一本畫冊——《遙遠的村莊·變遷》。
懸崖村不止道路條件改善了,也逐漸并入國家電網,接入4G網絡,村民與外界的交流更加頻繁。
再后來,精準扶貧的政策紅利讓這個村子里的村民能夠整體搬遷,住進了昭覺縣城的新房。
但在信息洪流中,新聞總是速朽。他和同為新京報記者的愛人劉旻總覺得,自己還能做點什么,去紀念自己這二十余年走過的路,還有別人這二十余年走過的路。
他們蝸居于杭州城西永安村,在這里觀察浙江農村的鄉村振興變化。他在深層感受村民與自然之間的博弈,感受一種與貧瘠地區不一樣的鄉村發展路線,助力村子完善文化建設。
在一次鄉村田野調查中,有人看過他的作品,提議這些作品應該用展覽呈現。
四月,草長鶯飛,正是杭州城最明媚的季節。
杭州當代藝術中心天目里作為重要發起方之一,為他組建了一支專業執行團隊。他們籌備一年,決定開門辦展。
展覽名為“無有慰藉”。
六
這是陳杰的首次大型個展,其中80%的作品都是之前沒發表過的“邊角料”——它們不是作為新聞報道去拍的,而是在“延宕”的過程中,身心放松時捕捉到的偶然瞬間。
它們不明確指向一個事件,甚至不展示拍攝地點,只專注于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人、自然、社會的關系。
展場設計上,面對這個高9米,面積近千米的場地,兩個人決定摒棄一切裝飾性元素,試圖以純粹的幾何結構與謹慎的光線控制,構筑出一處供凝視與沉思的場域。
這次,他們將呈現106件作品,以三個篇章展開敘事。
展覽的第一篇章叫做“毒彩”,他們用8米×6米的最大尺幅,以《被風剝出的排污管道》,記錄了沙漠污染現場,孤零零的,橫在沙丘上的一條管道。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竟衍生出了詭異的美感。
第二篇章“殤跡”,記錄了陳杰經歷過的災難現場,以及它們如何被世界遺忘,又如何緩慢愈合。
懸崖村則被他們放進了第三篇章“生境”。他們認為,懸崖村代表著一種變化,不論是村子的,還是是族群的,甚至是個體的,變化的細微之處充滿了生命的張力。
陳杰說,“無有慰藉”是這個世界的常態,世界雖然無差別普世打擊,但人可以活出各自的精彩。
展覽從4月13日開始,5月22日結束。每天中午12點準時開場,20點閉館。
觀看免費,但要預約。
如果你有運氣,你或許能在現場,看到這個,身板挺得板正的黝黑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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